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其内容博大精深。但是，纵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既有研究却多是仕宦文化、精英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更为偏重的是儒家文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道统。这种政治生态不断的延续，进而也就有了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名言传世。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但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话。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靠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靠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牢骚话演变成了对《论语》治国的崇拜。所以引起共鸣、传之久远，其原因就在于《论语》的影响和古代儒家文化“治天下”的意识深得仁人贤士之心。
难道真如赵普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
一个国家的治理既需要道德的治理，也需要数据的管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就连刘邦这样的“流氓”领导者都明白这个道理。
项羽被消灭之后，西汉王朝建立，众诸侯300多人联名上书《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做大汉王朝的皇帝。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刘邦即帝位。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这时的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对群臣问道：“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众臣说法不一。刘邦大声说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比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比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比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他们为我所用，所以能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去重用，因此败在我刘邦的手中。”从刘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大汉王朝的功臣。
史称“汉初三杰”的张良、萧何、韩信确实功不可没。刘邦为开国众臣论功行赏时，萧何为首功，封为酂侯，食邑万户，位列众臣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在成语典故中有“萧何月下追韩信”“萧规曹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这些可以看出，萧何在历史中的地位。
但是，萧何的“数据”理政方面的建树却鲜为人知。
据明朝冯梦龙所著《增广智囊》记载，刘邦抢先进入关中咸阳之后，其手下的将领有的奔向府库把金银布帛等财物据为己有，有的抢劫美女。唯独萧何既不贪恋金银财物，又不迷恋美女，而是急如星火地抢先进入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府和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人口、地形、图册、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
因为，萧何清楚地知道，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秦国一切朝政。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正是萧何搜集了大量的秦朝珍贵的档案和律法条文等文档以及各种数据资料，才使得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能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人口的多少、地方的好坏、民间疾苦这些事，为刘邦最后战胜项羽提供了数据的支撑。这些都是因为萧何得到了秦朝的所有文书档案的缘故。
而后一步入关中的项羽刚进入咸阳，也是直奔皇宫而去，但可惜的是，重要文献尽数落于萧何之手。出于复仇的心理，项羽在秦皇宫里进行了大肆破坏抢掠，最后一把火毁掉了秦皇宫，这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后来，在一次君臣的对话中刘邦对萧何说道：“你做事颇有远见，朕记得当年攻破此地时，诸将乘乱入宫，未免有所携取，惟汝只取书籍表册而去，日下办事有条不紊，方便多了。”萧何亦笑道：“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为陛下一语道破。陛下天资聪慧，事事留意，真非臣下可及万一也。”
那么，刘邦问到项羽为什么失败，他只是说对了一半，即没有重用谋士范增。而另一半的原因就是由于萧何抢先一步获得了秦国有关国家户籍、人口、地形、图册、法令等数据档案，致使项羽对秦国地理数据的了解残缺不全，从而使战略上出现了致命的疏漏——信息获得的不够全面、充分，导致了他对形势出现了误判，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
虽然项羽出身名门，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才智过人，但是受限于所获得信息的渠道，缺少秦国的政治、经济文献资料做参考，又被道听途说来的信息所误导，成为项羽错误判断天下局势的重要原因。
巴蜀之地，交通不便，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项羽听说秦国流放犯人都送至巴蜀之地，于是就产生了巴蜀之地是穷乡僻壤的错觉，遂发配刘邦到了汉中。殊不知，四川盆地是秦国的大粮仓，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虽然有秦岭阻隔，交通不便，但是，在冷兵器时代则成了一道天然保护屏障，战乱几乎无法直接对当地政治、经济造成冲击。刘邦到了汉中之后，在当地发展生产，迅速获得了经济补给，缓解了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压力。
由于对巴蜀之地信息数据掌握的缺乏，判断的失误，使得项羽主观上想削弱、打击刘邦的战略意图不但没有实现，反倒给了刘邦休养生息，解决军事力量后勤补给问题的机会，养虎为患，最后，刘邦养精蓄锐，秣马厉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恐怕是项羽始料未及的。反观项羽，尽管他多次把刘邦打得丟盔弃甲，连刘邦的父亲和老婆都当了项羽的战俘，但一直紧绷着的经济供给链从头至尾也没有舒缓过，直到他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也没能摆脱经济窘迫状况。
周恩来是这样高度评价萧何的：“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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