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895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的局势让人绝望。甲午新败，京师门户洞开，朝野上下慌乱之极。《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云集京师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公推康有为起草上书，呼吁变法。4月22日，康有为起草了洋洋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开出救国药方四味：“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5月2日，康与弟子梁启超带领十八省举人联名上奏光绪，史称“公车上书”。
就在康有为悲情地“跪着造反”时，他的广东老乡孙中山却站着举起了武装反清的革命大旗。1895年春夏间，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陆皓东等在香港秘密筹备起义工作。暴力革命与维新改良，泾渭分明。那么，具有同乡之谊，道义上亦有相近之处的孙与康是否注定了针尖对麦芒，水火不容？事实上，作为后学，孙中山对康有为存有敬意，曾三度主动示好，希望彼此联手，共图大业。
1891年至1894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孙中山亦以行医为掩护，在广州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他的医务所设于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圣教书楼内，与万木草堂相隔很近，康有为经常到圣教书楼购买“西书”。1894年年初，孙中山乃托人向康致意，希望与之结交。孰料康有为认为自己有功名，是“体制内”的举人，而孙中山却是离经叛道，读“番书”的黄毛小子，心存轻视，提出要孙中山具门生帖，方肯结交。心高气傲的孙中山认为彼此既是为了救国扶危，应平等相待，何以一定要执师生之礼？头一回接触，便没有下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于10月25日避难东京，辗转英伦后的孙中山此时也在日本。在清廷眼中，两个“十恶不赦”之徒尽在邻国，乃一大隐患。当时的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曾奏称“康逆为孙文羽翼”“康梁避迹，必倚孙文……中华无安枕之日”。慈禧大为紧张，密收奏折，“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26日，孙中山请“媒人”宫崎寅藏介绍与康有为会晤，为康所拒。对此，宫崎事后说：“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任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古道热肠，一片真诚。”孙中山并没灰心，翌年2月，在犬养毅撮合下，派陈少白再约康有为。陈请康“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实行“革命的办法”。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宣称自奉衣带密诏，“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以解光绪“禁锢瀛台之厄”。孙中山的努力再次无果。
1900年夏，宫崎寅藏前往新加坡游说康有为，再谈与孙中山“联合革命”。宫崎抵埠不久，便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罪名是图谋刺杀康有为！事后多方证据显示，这只不过是清廷的离间计。1899年11月，李鸿章受命镇压康梁和孙中山，他将“设法捕逆”的事情交给了刘学询操办。刘学询是广东香山县人，以留学生监督的身份来日本谋划暗杀孙、康二人，久未得手。当宫崎离日后，刘学询立即给康发电：“孙派宫崎、清藤等为刺客行刺足下，已经出发，望予警惕。”惊弓之鸟的康有为将此事密告给新加坡政府。7月9日，孙中山抵新加坡营救宫崎寅藏。在为宫崎等作证担保时，孙中山如是说：“我想要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做出安排。”对于孙中山释出的善意，康有为还是不以为然。8月12日他致函女儿康同薇：“惟孙假我名，至为大碍，可虑。来此闹成一大案，因我拒之……益明我与彼之不相合也。”
此后，孙中山和康有为愈行愈远，双方围绕保皇和革命两大主题，大打笔仗，磨刀霍霍。孙中山称康有为是毒瘤，“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成事”；康则诅咒国内的革命形势是“豺虎中原”，认定孙中山“必为大害”，发誓“穷我财力，必除之”。两人交恶如此，再无回旋余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两年后，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死于青岛。彼此熟悉的两个陌生人，恩怨交织数十年，历史没有给他们和解的机会。
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
2.汤志钧：《从康有为到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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