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其
与苏伟面对面时，我总会想起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想起镌刻在朋友墓碑上的诗句：委身泥土，把灵魂还给大地。尘世间难以言说的愤怒、伤痛和忧患，在他的那一边，现在都已归于沉寂。而欲望里的生活，依然在我们的身旁喧嚣。
苏伟似乎是一个天生不太喜欢热闹的人，他甚至总想着逃离城市，逃离熟悉的人群和世俗的生活。于是，在他年轻时便有了去雪域高原一待三年的经历，经幡飘扬的西藏，成了他诗歌中的灵魂安妥之地。而他迫于生计回归城市后不断地出走，依然是一个诗人的行为方式——因为他希望在陌生的环境中身心自由地感悟。只是物质强大的力量，迫使我们妥协，从而使诗和诗人都处于一个难堪的境地。
诗人所谓的“一无所有”，是指精神层面的，是虚无着的世界观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因此，行走与言说成了苏伟写诗的基本方式。他的诗歌理性里，其实更多的是说不清的茫然。无论是怀古还是追溯，时空之谜引领我们走近的仅仅是潘多拉的盒子，该释放的早已释放，这盒子空空如也。而当诗歌直面现实，我们发现，一切可能构建高尚心灵的世界，已经崩溃，已经难以理喻，更不能自囿其中。
脆弱，易伤，或者是虚拟温暖中的多愁善感，都归纳于生命历史的一声叹息。诗歌所能指向的，仅仅是我们梦里的图腾，并为此孜孜不倦。
歌咏与礼赞在藏地净土，真实意义上的诗，可以看作一次朝圣之旅。因此，苏伟的西藏经历和西藏情结，一直令我感动。记得数年前初夏，苏伟和我商量再一次组队，走318国道去趟拉萨。这件事在准备过程中使我兴奋，我的手指似乎已经能摸到哲蚌寺的转经筒。但因其中一位资深驴友的妻子突遭不幸，我们计划的西藏之行最终放弃。
因此，苏伟在诗里说：“把远方的风景剪贴在/黑沉沉的天布上/是谁的画笔涂鸦我的青春/时光太不负责任/我来不及收藏美丽的那幅……”是的，我们都希望把自己停留在远方的风景里，然而时间不会停留，它匆匆的脚步谁也拦不住。人世的苦痛大约都系于此，青春在回首时仅仅是潦草的涂鸦。
西藏，于是成了苏伟无助时的灵魂皈依之地。
那些经幡，玛尼堆和寺院的诵经声进入他的诗里，与其说是一种象征，其实更多的只是日常藏地语境中的生存寄托。对于苏伟来说，他那种不刻意的写作，服从的是情感的需求，他一路上的诗歌言说，是说给自己听的。只是他在时空中流逝着的惶恐、不安、忧伤和强烈的孤独，契合着我们对生命意识的共同体验；换言之，也是我们对诗歌意义的基本认知。
诗的浅显与深刻，其实是不对立的。
问题在于是深刻的浅显，还是浅显的深刻？
我不想就苏伟的诗展开诗艺上的探讨，只想说诗歌带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形而上的影响。
诗人总是在漂泊着，所有的目的地都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正因为如此，真实语境里的世界也显得恍惚。因此，诗总是在路上，它的到达是短暂的情感的到达。
庞大的裹着风雪的西藏，以及由此派生的万物，让我们在亲近时产生着距离，诗歌的所谓美，就在这距离之中。我一直希望苏伟能将诗的触角更深地触及藏地，因为陌生化的诗歌写作所带给我们的是别样的诗意。
除了对西藏的一往情深之外，苏伟的足迹还到过中国版图上很多荒旷的地方。这些，在他的诗里都有记录和言说，那就是寻找并希望走遍中国沿海所有的抗倭遗迹。他总是独自一人带着照相机和笔记本，挤着时间往浙、闽、粤的海边跑，一旦有了新的发现，找着新的抗倭遗址，总会兴奋地给我电话或短信。他想写一本图文并茂的关于抗倭的历史读本，这大概跟他二十余年来做记者的经历有关。这种历史的使命感，在他寻找与行走过程中所凸现的沧桑，其实也自觉地影响到他诗里的言说。
他说：“我是异乡客/从遥远的记忆中步行而来。”
他还说：“我也将老去/期望成长为一块石头/垒在岁月的烽火之中。”
对比着他在藏地诗里的生命之轻和抗倭之地的历史之重，不难发现苏伟对所经历世界的爱与责任。所谓诗人的肩上，总需要承担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都基于对生命与和平的热爱。在苏伟的看似冷灰色调的作品中，除了他的无能为力，还有他的忧患。“我只能蜗居在城市的角落/仰望阳光洒落/那丝丝光亮/犹如我的泪水……”这滑落的泪水，映着西藏的布达拉宫和闽东海边的赵家堡。
对于苏伟来说，城市，犹如一个远方的阔亲戚，总会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甚至有点紧张。他向往自然的原生态，向往心灵的自由，也向往不经意间与爱的邂逅；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出走，并在路上不断地用诗歌言说，这些构成了一个诗人的人生。他不追求喧闹中诗歌的所谓荣宠，也不故作深刻地让人雾里看花；他只想作日记似的用诗歌说点什么，而其中的滋味与意义不言自明。
是的，这不是一个抒情的时代，而苏伟却是个至情的人。
在一位死者的墓地，诗歌沉默，我们亦沉默。
对于苏伟的诗，我还能苛求什么？
远行者，就是诗人。且为序。
2015.5.31 于曙光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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