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终极关怀

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德国已故的大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曾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乃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股力量。^[2]迈氏的观察是十分正确的。

不只是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欧洲史，都由此两大意识形态所支配。它们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也可以相互抗衡，1848年的革命即是很好的例证。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而专注于民族主义的话，即刻会被它所呈现的曲折途径和多面向所眩惑。首先，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导源于法国大革命（1789—1799），但法国革命一开始却是标榜铲除封建旧秩序，强调自由、博爱的普遍价值。这个理想曾经激起无数欧洲知识分子的热情，例如：当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看到骑在马上飞驰而过的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他看到的不是蹂躏乡土的侵略者，而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展现；乐圣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更是把《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献给这位散布“革命之火”而令人崇敬的英雄——波拿巴（Bonaparte）。

然而，这些荣耀与礼赞都随着1804年拿破仑称帝而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告日耳曼同胞书》，呼吁全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法军的入侵。俄国的抗法战役，长远以来更成为艺术创作的泉源。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的《1812序曲》，都是歌颂此一时期俄罗斯民族抗法的不朽作品。

不论如何，原以世界主义号召的法国大革命，最后却意外地成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因为法国为了抵抗欧洲联军，终究只得高呼“捍卫法兰西祖国”的口号，方能动员群众，拯救民族于存亡危急之际。然而置此一境地，世界主义的理想亦已丧亡殆尽了。

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把西方民族主义潜存的悖论暴露无遗：崇高、普遍理想在现实的际遇，必得向具体而特殊的利益屈服。此一特性，证诸日后西方列强与第三世界接触，更是如此。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拓展，西方列强侵入亚、非世界；民族主义亦同时输入亚、非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成为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理论根据，这种情况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为显著。

由于亚、非各地文化、种族容或有异，其民族主义表现遂稍有不同。例如：对于亚、非某些部落而言，原本就无书写文字，缺乏强烈的历史文化，一旦获取独立，只能采用殖民时期统治者的官方语言（英文或法文等等）作为国定语言，导致独立后文化的紧张性。对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照理说应无此一顾虑，但迄今1980年代）文化的民族主义并非中国政治上的主流，相反的，种族的——或更确切地说——国族主义却大获发展。此一现象实耐人寻味。或许我们从分析梁启超，这位在清末民初影响极为广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多少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的答案。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晚清严复（1854—1921）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但完整而炽烈的表达，却只见诸五四时期。“五四”毫无疑问是个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性格。以表面观之，梁启超（1873—1929）在五四运动时期，诚然非关键性的领导人物；但是梁氏类型的“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却在五四运动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伸展。我猜测个中原因存于：梁氏的“民族主义”有别于“文化的民族主义”或“种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使得“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对传统文化的负担，减至最低的程度（与其他类型民族主义相较而言），而在理论上推卸辩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换言之，梁氏的“民族主义”其主要的认同对象为“国家”与“民族”，更甚于“文化”。这种思想似乎有助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采取批评或攻击的态度，而无所愧疚。试以“五四”的领导人物之一胡适（1891—1962）为例，在他的《四十自述》有如下的说词：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3]

然而，此一揣测并无法说明五四时期“全盘反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有关此一现象的解释，当另求诸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书中，对“传统思想模式”的精辟分析，以及其他历史的偶然因素。^[4]

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反映从普遍王权到现代国家体制的转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涉的失败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带来了很大的震撼。然而，直到1890年代我们才看到与传统世界秩序影像有明显的分离。^[5]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反映出中国从普遍王权（天下），到现代的国家体系（以国家为世界秩序的模式）的转变。换言之，“中国”一词已从一普遍的文化范畴，退约为现代国家中的一个特殊政治实体。

梁启超在观念层面上从天下到国家的推移，表示他认识到用传统的文化主义不足以理解近代中国在处理洋务时所遭受的挫败与羞辱。梁与旧式士大夫不同，他扮演着大众政论家、现代知识分子和政治行动家等新角色。鉴于中国的衰弱，他切望吸收并介绍西洋知识，以改进中国的危险局势。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常自视为一天下性的文化（就理想层次而言）。^[6]但是，到近代世界，在文化和物质层面史无前例的遭遇，造成中国本身的内在危机。因此，在适应西方文化和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间产生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梁氏一生与这个问题的奋斗，正是他那一代人和后代人的典范。

梁启超是一地方士绅的长子，他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具备很好的儒家学识。1890年，他从学康有为（1858—1927）。自那时起，即受康的影响，尤其是康对儒家经典之新解释。

康有为是经义的综合者和发明者，他借着儒家经典的新解释来主张变法论。他经常以儒经为架构而实之以（或隐藏）他个人的理想。这样，康便把自己的先见和关怀融入经典里。根据他的看法，这些经典都是孔子的创作，用以推动他的政治改革。这种研究路数，可追溯到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甚至远自汉代的董仲舒（前179—前104）。^[7]然而，康的理论比以上诸人包容更广阔，是今文经学发展的顶点。康一方面根据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另一方面把中国历史的演进纳入公羊三世说。^[8]整个来说，康的著作是世界主义的，而非民族主义的。特别在《大同书》中，他劝导世人破除国界以建立世界政府，和平共处。^[9]然而，从某些证据上来推测，他原来的目的不无可疑之处。最近的研究指出，最初康主张反满并意图推翻清朝；但在康受光绪帝召见后，光绪的诚挚赢得康的忠诚，此后康的政治态度大变。^[10]

我们可确信地说，康和他的弟子们主要是要建立一理论基础，以迫使政府从事政治改革。康的理论由此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化，而非纯学术的研究。梁启超一直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一直到他赴日本为止。

1897年10月，梁在康和朋友的催促下，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他们计划把湖南改变为一个民族与民权革命的基地。^[11]在这时期，梁和谭嗣同（1865—1898）不但醉心于宣扬民权思想，而且也出版一些禁书，如《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以挑起汉人的民族意识。梁在学生的札记批答里，也表现出他对美国及其国父华盛顿的极端推崇。他称华盛顿为“王”（德治的君主），那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12]在中国唯有最贤明的君主可当此号。但是，很难确定梁启超产生民族主义观念的确切日期。

谭嗣同在其遗作《仁学》中，告诉我们他倾向于民族主义。^[13]自1895年以来，谭是梁的至友。他们常讨论、交换意见，因而彼此深受影响。可惜，他们的梦想尚未实现，其民族思想便激起地方士绅的激烈反对。结果，梁被迫离开湖南。

三、富强中国是梁启超的终极关怀，一生的政治理想

1898年，康要梁随他到北京参与朝廷可能的改革运动。这就是戊戌变法，一共仅持续了100天。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在日本度过差不多14年的流亡生涯。变法的失败带给梁很大的失望，一直要到1903年他才又对清廷寄予希望。1899年，他甚至和革命派领袖如孙中山等联系，并举行数次会谈，试图结合两派。到1900年，由于一日本革命志士谋刺康有为，梁与革命派的蜜月才结束。除了那件不愉快的事件外，在同年7月，梁全力支持唐才常（1867—1900）在湖南起义，失败后才暂时中止革命推翻清廷的热望。^[14]

然而，在理论层次上，梁仍非常敬佩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渴望民主。他主张中国可以划分为小的地方单位来实行民主政治，如瑞士所做的一样。^[15]但那只是梁思想里一个不和协的音符罢了；当梁判定民主不是救中国的实际而有效工具后，他毫不犹豫地把它抛掉了。他说：

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与汝长别矣！^[16]

梁政治观点的不一致，经常予人一印象，以为他是思想不定的人；或更坏地说，是机会主义者。如上面所说的，1903年以前，梁曾一度提倡民主，且欲藉革命以达成此目标。但是，自他游美返日后，又回到他早先的君主立宪主张，他认为这比共和更适于中国当时的情势。^[17]1905年，他更退到开明专制的信仰，相信这是当前中国最好的政体。^[18]他似乎比以前更为保守。

早在1899年，梁就闻知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的政治理论，^[19]这为他后日转入保守阵营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伯伦知理的理论不是影响他转变的重要因素，否则他当时该拒与革命派合作。他的转向君主立宪，主要源于他的美国之行，那次旅行破坏了他原来对民主的意象。^[20]他不但被“伟大的”美国社会的黑暗面所震撼，而且对美国华人的无力深感失望。选举的舞弊、种族歧视、罗斯福的提倡民族帝国主义等，处处使梁对他的“美丽新世界”感到失望。除此之外，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使他对当日中国人生活于民主社会的能力丧失信心。^[21]

当他回到日本后，他很悲伤地抛弃民主的迷梦，而采用俄国、普鲁士、日本来作为中国的模范。特别是后两者，它们新近打败过其强敌，更使梁受到鼓舞。结果，梁结论说，唯有开明专制才可以使中国强大。^[22]

1906年，梁再度回到君主立宪主张。他很积极地改造保皇会，使成为一政党。他甚至计划征其政敌袁世凯（1859—1916）为会员，而袁曾被指为出卖变法。武昌起义之初，梁返中国，尝试调停清廷与革命党。^[23]尝试失败后，他立即宣布毫无保留地完全效忠新成立的共和。不但如此，当袁世凯欲改共和为帝制时，梁决然地直接参与1916年的军事行动，打击袁世凯。而且当他的恩师康有为在1917年企图复辟清朝时，他与其师决裂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梁退出政治舞台从事教育工作。这件事对于像梁这样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曾花费30多年的光阴献身于政治运动，其最后的结论是：必须从根本来救中国，从事教育工作远比无意义的政治瓜葛，显为更实际且基本的工作。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梁是多么的奇怪呀！假使我们不去探讨他的潜在目标，我们将被他弄胡涂了。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为何梁启超会那么容易、那么频繁地改变他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他从最初的反满，转而助康有为从事变法；从倾向革命，转而鼓吹开明专制；从君主立宪，又转而拥护共和等等。这一系列的明显现象，是表示梁是个机会主义的政客呢？或是说，在梁的内在关怀里，有着某些更基本的东西呢？究言之，梁外在行为的矛盾，只是表面的。我认为，假使我们考虑到梁的终极关怀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话，则梁在其一生所献身的政治事业，是相当一致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在梁时时转移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见解中，探寻出其隐含的意义。

四、民族主义如果能富强列国，也可富强中国

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家李文孙（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教授很正确地指出，反满情绪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果，而非其原因或其核心。^[24]换言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最初是针对外国的侵略，而非清廷的统治；只有在清廷与传统文化无法对付西方的入侵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被迫去寻找另外的观念架构，以减轻他们的屈辱并掌握实体。在这点上，梁启超是他那一代的典型例子。不论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丰富著述，终其一生，他的基本关怀是为了解救从国家观点而言的中国，而非文化的中国。更精确地说，在梁的语言中，“中国”所显现的政治意义，远过于其文化的意义。

从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残酷事实就使梁启超感到，中国不会再是个长久以来体现儒家理想的普遍王国（天下）。在传统里，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是紧密地整合在一起的，因此，前者的崩溃同时便意味着后者的衰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在历史上一直看作是个普遍而自足的范畴，现在与西方文化相比，在拯救中国的危机上，竟退落入有限甚至不重要的角色。所以，梁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取代其世界主义。对梁来说，民族主义不但是探讨当代世界之有效的概念体系，也是推动西方国家富强的动力。^[25]事实上，民族主义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也是政治变革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梁在实践之前，必须把它先消化了解。

梁之所以有意尝试培育中国为一民族国家，乃是基于他的信念。他认为，假若民族主义能够带给列强富强，也当同样可为中国带来富强。就世界史来看，当时，民族主义正流行于世界各地，不可抗拒；它声称能满足民族主义者的各种需要。不管它是一种人为的神话或是一种理性的析说，梁对它的眷恋，是因为他的基本动机在于将中国从危机的状态拯救出来。梁很清楚中国人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所以，他必须克服这个难题。在当时，满族是中国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则大部分是汉族。因而，梁如何解消这种固有的难题，而把西方民族主义的定义用于中国，此为了解他的基本关怀的重点。^[26]

早在1896年的《变法通义》里，梁便从严复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得到许多灵感。^[27]他到日本后，这个倾向加强了。^[28]他深受进化和适者生存诸观念的影响，由于他对中国危机情势的关心，使他常从民族竞争的层面来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29]在中国，梁启超、严复、胡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三个支持者。尽管他们的最后目的都是救国，但其风格却稍有不同。胡适主要是从个人之间的竞争来理解这个观念；梁、严则相反，他们要把它提升到民族竞争的层次。特别是在较后的时期，梁甚至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攻击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根据他的看法，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若遭误用，将对民族的生存有大害，特别是在与敌国竞争的时代。梁是根据集体式的政治价值（Collective political Values）来关怀中国的，其他事情对他而言，只是次要之物，或者只是他救中国的工具。只要民主政治不能扮演恰当角色以附和其期望，他便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抛弃。在梁的思想中，自由这一观念，也与民主同其命运。^[30]

五、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梁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意即将国家视为一独立的实体。^[31]就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的凝聚而言，它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必须奉献他们的力量以服务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是超越组织成员的至高实体。^[32]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的形式，国家需要一些具体的素质来充实它，换句话说，国家是由诸族群共同生活在历史的疆域上（就梁而言，则是清朝的领土），并由他们自己来统治的团体。^[33]根据梁的观点，一个国家不能单由客观因素如种族、语言、宗教等来决定，而是由用来区分他群的主观民族意识来决定。^[34]这里，我们看到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微妙结合。

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所有恰当的社会变革，必须是缓慢而渐进的。社会发展是种长期而非个人式（impersonal）的发展，不可能随便受到人类意志的影响。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中，人的角色是十分消极的；那就是说，人所能做的只是面对、顺从时运际会。换言之，人无法借自我增进来适应环境，更不用说用人为的努力来影响天择了；就此而言，快速的社会转变是不可能的事。很明显的，这种说法无法满足梁的要求。对梁而言，由于中国的危机是如此的紧迫，他必须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以立刻达成复兴。那就是说，在某种程度内，要用人为的努力来指导、改变自然的过程，至少要加速这过程。只有在这种假定上，民族意识的复苏和所有中国群众的动员，方能做有意义的联合，以拯救中国的危机。

梁很了解，那可经由知识的启蒙来唤起的民族意识，不是一种天赋的情感，而是社会学习、习惯养成的结果。不管怎样，对梁来说，一个民族正是可用来建立强国的素材和力量。因此，中国这一政治实体（国家），成为他的最后关怀，^[35]此一观点有助于他对中国边境各民族政治关系的理解。^[36]与传统的共同体观念如乡土、家族等相反，民族与国家经过梁的新解释，似乎成为中国人认同的最后实体。^[37]

还有其他的事例可以加强这论证，说明梁启超的应用民族主义是基于政治而非文化的观点。1898年，梁与其师康有为都认为，西方兴起的动力，是由于基督教对于西方国家的积极影响。所以，当康有为热烈地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并推动保教运动时，作为康的门徒，梁起初支持此运动，并与保国运动连在一起。然而，梁为保教运动的奋斗并不很久。严复与黄遵宪（1848—1905）的劝告，使梁坚信，假使孔教立为国教，将碍中国的进步与改革。^[38]西方基督教的没落，更加强了梁教不必保的看法。这些“简单”而“明显”的理由，使梁改变了整个态度；对他而言，“保国”比“保教”“保种”更重要。^[39]

1902年，梁流亡日本的第三年，他公开放弃早先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有关于这一转变的理由，都可归之于他对整个中国利益的考虑。对他来说，宗教的重要性是因其可复兴中国；这也可说明，他后日之所以赞同佛教。梁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可经由佛教信仰而培养一体感，在必要的时候，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我。^[40]事实上，梁所关心的，不是任何特别的宗教或者它们的原始意义，而是宗教信仰为现代国家所能扮演的功能。换言之，梁把宗教当作一种精神动员的方法，用来诱导、催引潜在的政治力量。^[41]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当列文森（Levenson）太强调梁民族主义的文化意义时，他是误解了。列文森坚信，从变法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梁在思想上和传统疏离，而感情上仍眷恋之。^[42]但是，根据我的看法，梁的关怀是政治层面更甚于文化层面的。梁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疏离，但并不像列文森所说的那么整体性。他仍然珍爱着某些他认为值得保存的成分，特别是那些与西方文明有共通之处的价值（尽管梁的标准是西方的，而非中国的），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墨子的兼爱与逻辑思想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恰巧正是西方已实现的东西，而没有完全显现在中国，这并非一种巧合。因此，当张灏跟列文森争辩说，梁启超无论如何仍然珍视中国文化中某些他认为可以跟西方文化成分互相比类的东西时，他反而落入列文森的圈套，^[43]其原因在于张灏并没有看出，梁的评量标准是西方的、而非中国的。

总而言之，梁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去为中国文化辩护，他对传统文化的自傲感似乎既不强也不弱。至少，在1919年所写的《欧游心影录》这本常被学者引用来证明他回归传统文化的书中，梁实际上完全没有为中国文化提出任何合理的辩解。他只告诉我们说，他受到欧战灾难的震撼，而根据他的看法，这场战争是民族帝国主义之冲突所引起的。他也被某些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之友善的赞扬所感动，不管是认真与否，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可为西方文化的借镜。^[44]

虽然梁在晚年谈世界主义，但是，最后仍是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中理解它。他根据民族自决与民族统合来宣扬世界主义，^[45]而那仍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或稳健要素。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梁一生都是个民族主义者。

六、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梁曾写过一篇关于意大利三杰的合传，以赞扬他们对意大利统一建国的贡献，主角是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和加富尔（Camillo Benso，Count of Cavour，1810—1861）。^[46]梁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里，时常把自己的影像投射在他们身上。他对马志尼的评价高过加富尔，他提倡“少年中国”这个观念，用来动员中国人以建立现代国家。^[47]他说，除非中国经过民族主义的阶段，^[48]中国会无望地再步朝代循环的路子，永远无法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根据我的看法，梁误解了他自己的角色。梁实际上与他自己期许的角色相反，他是加里波第，而非马志尼。马志尼终其一生坚决尊崇共和，而加里波第则欢迎任何可以达成他统一意大利这最终目标的方法。梁也是如此。

梁启超一生都在追寻任何可能的方法，以解除列强对多难祖国的侵凌。在给孙逸仙的一封信中，梁说他未曾坚持任何固定的方法或主义，他所关心的是保全中国为一独立的国家。^[49]对他而言，不同的政治理论或政策，虽然互相矛盾，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达成他救中国的最终目的都是有用的。正如梁自己承认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50]梁的好友徐佛苏（1879—？）回忆说，在梁的一生中，“国”这个字常出现在他心中。^[51]徐对梁之基本关怀的理解，是非常有见地且敏锐的。

总而言之，对梁来说，民族主义是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他之所以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把中国变为一强国。^[52]与他的前辈不同，为了回应他的直接环境，梁的信心从文化转到整个国家。^[53]从这个视野看来，民族主义对梁来说不是一种理论的象征意义，而是实际的政治规划。换句话说，梁视中国为一政治实体，而非传统含义的普遍文化。

根据这种了解，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潜在动机，这说明了为什么梁在湖南时主张民族意识，尔后迅即转变态度支持清廷的政治改革。反满策略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54]此后他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民族主义解释了列强的崛起，且提供他一概念的工具以了解现实。与民族主义携手并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叙述了事实，而且提供了未来行动的方针。在《新民说》里，他系统地探讨了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意义。他讨论个人、道德、自由等东西，所有这些都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总体之下。^[55]激发个人的能力，意即为建立强国铺路。由于这种关注，个人只在与最高的总体——国家有关联时，才会感到有意义；对梁来说，自由主要是群体的自由，那是日耳曼式的非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观。^[56]

要了解梁，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整合因素，这因素使他的生命与关怀形成一个一致而密切的统一体，并证明他是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自利的政客。他所投献的政治信念与他的基本关怀——解救危机时代的中国并视中国为一政治实体——是一致的。梁曾说过一句名言：“吾心爱国如焚，需饮冰止之。”这表现了他个人服务国家的赤诚。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常迫使梁与他先前持有的观点和思想相矛盾。原则上，他欢迎各种“主义”，只要它们可助他保卫中国这个政治实体。^[57]由于他对政治理论的接受是基于其对于完成他的最后目标有否帮助，因此他较不注意政治理论的意理含义，而重视其工具效用，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梁终生守之不渝的终极关怀是作为一政治单位的中国，这解释了他在观点上明显的多变。据此，梁在政治行为上表面的矛盾，总结而言毕竟并不矛盾。

【注释】

[1]此文原用英文撰写，由杨肃献译出，先以《梁启超的终极关怀》为题，载于《史学评论》1980年第2期，第85—99页；增补版更名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刊于《当代》1987年第17期（1987年9月），第22—29页。后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版），第437—452页。Meinecke Friedrich，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translated by Robert B．Kimber from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1908）．

[2]此文原用英文撰写，由杨肃献译出，先以《梁启超的终极关怀》为题，载于《史学评论》1980年第2期，第85—99页；增补版更名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刊于《当代》1987年第17期（1987年9月），第22—29页。后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版），第437—452页。Meinecke Friedrich，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translated by Robert B．Kimber from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1908）．

[3]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册；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三、在上海（一）”，第55—57页。按，胡适追忆的这段时光，是从1905年至1906年，自己就读上海澄衷学堂的回忆。

[4]Yu sheng Lin，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 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5]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85．

[6]请参阅Joseph R．Levenson，“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in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Mary C．Wright 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and Ralph C．Croizier，“China's Worlds：Cosmopolitanism，Nationalism，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in 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ey eds．，The Mozartian Historian：Es 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Levenson（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Press，1976），pp．157—174．For more theoretical exposition，see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 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73），chapter 9。

[7]汤志钧：《清代常州经今文学派与戊戌变法》，收入周康燮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二册，第69—73页。

[8]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25页。吴泽：《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研究》，收入《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第229—274页。

[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第五册，第691—699页。

[10]黄彰健：《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收入《明代清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70年版），第三辑，第四卷，第241—269页；又见氏著：《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1—54、101—30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二十五节，第62页：“亦时时发‘民权论’，……设时务学堂于长沙。”

[12]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六卷“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西历1897）先生二十五岁”，第44—45页。苏舆：《翼教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52—353、355—360页。

[13]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757—758页。

[14]甚至在1902年，我们可看到梁还在犹豫是否用革命以达成其政治目的。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一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先生三十岁”，第166页。

[15]梁启超：《卢梭学案》，载“文集之六”（《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0页。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1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文集之十三”（《饮冰室文集》第3册），第三节“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第86页。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1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第三节“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第77页。

[18]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文集之十七”（《饮冰室文集》第3册），第13—83页。此文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19]梁启超主编：《清议报》，1899年第9号。

[20]依据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梁氏的美国行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16日抵纽约起，至同年10月12日启程，10月23日抵达日本横滨止；丁氏在该书第191页云：“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

[2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专集之二十二”（《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十八节谈波士顿，第48—49页；第二十二节谈美国大统领，第61—62页；第二十九节谈美国歧视黑人，第86页云：“不适之种，未有不灭，此岂独黑人哉”；第四十节谈中国人之缺点，“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第122—126页。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2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第6章“论适用开明专制之国与适用开明专制之时”，第40页列举出德国及日本施行开明专制；第8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第49—83页。就这一点而言，张灏的观察是对的，张氏云：“梁之对开明专制感到兴趣，乃是他所关怀的‘国家理性’的自然发展。但是，在这关节上，必须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对开明专制本身感到兴趣，而是他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那是解决中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最合理而有效的工具。”See Chang Hao，Liang Ch'i 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86．

[23]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十卷“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先生三十九岁”，第345页。Ernest Young，“The Reformer as a Conspirator：Liang Ch'i Ch'ao 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239—267．

[24]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95．

[25]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文集之十”（《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11页：“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26]民族主义可能从“民族”的神话衍生出来，见Boyd C．Shafer，Faces of Nationalism：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chapter 11 and 12．

[27]梁启超：《变法通议》，载“文集之一”（《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77页：“凭优胜劣败之公理，……非优则劣，非胜则败，苟不改良，必致灭亡。”发表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卷“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先生二十四岁”，第33页：“严又陵先生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28]Philip C．Huang（黄宗智），Liang Ch'i 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p．56—61．但是黄氏低估了梁在1896年与严复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接触所受的影响。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卷，第33页。

[29]例如：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第21—22页：“夫竞争之剧烈而不可止既如是矣，而其竞争之场果安在乎？欧罗巴者十九世纪前半期之舞台也，……无一不在于欧洲。近三十年来，则全欧均势之局定，而红髯碧眼儿之野心，皆飞腾于欧洲以外之天地矣。……亚洲竞争……大势所趋，所接愈剧，……而重心点专集于中国矣。”中国与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作很有意义的比较。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旨在肯定现状，对抗激进的改革；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前，它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解释的。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自始用之来理解并解释民族竞争的现象，他们用它做推动改革的理论基础。除这种渐进的观点之外，当时的革命派则从激进的观点来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邹容便是个例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弥漫在他《革命军》一书中，此书对革命派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与梁启超的不一样，邹容认为汉族是个自足的单位，与他族不同。他以汉族为中国人，而认为从科学的分类来说，满汉不是同种。邹容视革命为进化的普遍原则。至于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见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Boston：Beacon Press，1955）。

[30]请参阅Benjamin I．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史华总教授关于严复自由观的精彩分析，同样适用于梁启超。

[31]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文集之六”（《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16—22页。光绪二十七年发表（1901年）。

[32]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文集之十”（《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1—5页；以及《政治与人民》，载“文集之二十”（《饮冰室文集》第4册），第7—19页。分别发表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3]这是据梁对国家的定义而引申出来的。见《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载“文集之三”（《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50—51页。光绪二十五年发表（1899年）。

[3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在《梁任公近著》（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下卷，第44页；后收入“专集之四十二”（《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第1—34页。民国11年发表（1922年）。

[35]梁的民族主义接近国家主义，这一分析与Katz的研究结论相合。Katz认为早期的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国家的象征形式，而非其制度和文化。但我们必须注意他主要讨论的对象是第三世界的亚非国家，而非如中国具有古老历史及文化的国家。Daniel Katz，“Nationalism and Strategies of Interna 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in Herbert C．Kelman ed．，International Behavior：A Social psycho logical Analysi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5），pp．356—390．

[36]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文集之二十四”（《饮冰室文集》第5册），第2章第2节第2款第6项“应设代表蒙藏议员之理由”，第36—40页。宣统二年（1910年）发表。

[37]梁启超：《复友人保教书》以及《论支那宗教改革》，均载“文集之三”（《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9—11页及第54—56页；分别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38]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文集之一”（《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106—111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发表。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卷“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先生二十五岁”，第42页：“先生的保教主张，初本得自南海，……但是从他听了黄公度、严幼陵两先生的‘教不可保’之说以后，他便渐渐改变态度了。”又，第十一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先生三十岁”，第154—155页：“黄公度先生……在四月给先生的信里，有一篇很长的话，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

[39]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文集之九”（《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50—59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表。梁与康关系的破裂，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第63—66页；民国9年（1920年）发表。

[40]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载“文集之十”（《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45—52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表。

[41]请参阅Elie Kedourie ed．，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New York：The World，1970），pp．69—70。

[42]这是他对梁的主要看法，见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我敢冒昧地说，列文森过分地用他自己对文化认同的先见，来解释梁的关怀。见Joseph R．Levenson，“The Choice of Jewish Identity，”in Mozartian Historian，pp．180—193。

[43]See Chang Hao，Liang Ch'i 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pp．112—114．

[44]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载《梁任公近著》，上卷，第27—29、67—72页；后收入“专集之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4—15、35—38页。

[45]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第38—40页；“专集之二十三”，第20—21页。

[46]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载“专集之十一”（《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第1—61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表。

[4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文集之五”（《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9—10页：“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心；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又，第11页：“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表。

[4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文集之六”，第22页：“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

[49]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卷“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先生二十七岁”，第89页，梁氏致函孙中山云：“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法，则随时变通。”

[5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第63页。

[51]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十八卷“民国18年己巳（1929年）先生五十七岁”，第782页，徐佛苏说：“先生四十年之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

[52]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文集之十”，第35页：“二十世纪民族竞争之惨剧，千枝万叶，……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53]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载“文集之三”，第48—54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表。整个来说，梁的政治著作中布满民族主义思想。此外，他写的某些有关文化问题的文章，给我们的印象是强调“国家”的优先性。例如，在《中国史学史》中，“正统论”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梁初即认为这种争论是不恰当且毫无意义的；然而，在解决正统问题时，他不得不提倡用“国家”作为分析的单位。梁启超：《新史学》，载“文集之九”（《饮冰室文集》第2册），“论正统”，第20—26页。

[5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文集之十三”，第74—76页：“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亦以立国为究竟之目的耶？……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今所欲研究者，则中国之能建国与否？……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不可不取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暂搁一边。”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

[55]梁启超：《新民说》，载“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四节“论公德”，第12—16页；第九节“论自由”，第40—50页。

[56]请参阅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8—172．Leonard Krieger，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57]一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外，梁对任何政治学说都采开放态度，他批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不适于当时之中国的环境。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第61—65页：“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后收入“专集之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