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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民国桂林

时间:2022-0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2月4日到达桂林,在柘木圩登岸,从陆路进入桂林城。孙中山在靖江王城设立北伐大本营,以陆海空大元帅的名义,宣布行使战时最高统帅的职责,着手整军北伐的工作。在桂林期间,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数次长谈。1924年1月,陆荣廷率精锐进军桂林,沈鸿英主动从桂林撤出。攻守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经北洋政府调解议和,桂林城市才得以解围。
举世瞩目的民国桂林_历史文化名城桂林

十二、举世瞩目的民国桂林

辛亥革命后,1912年,陆荣廷将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就表示决心北伐,以扫除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1921年10月8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案,作出了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的决议。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乘宝璧号军舰离开广州,北伐军三万多人也于当天开拔。10月17日,孙中山一行到达梧州。溯抚河北上,经昭平,11月27日到平乐,下令各军在桂林集中。11月29日,到阳朔,发表题为《实行三民主义及开发阳朔富源方法》的演讲。12月4日到达桂林,在柘木圩登岸,从陆路进入桂林城。在将军桥,桂林组织了三万多人的军民迎接。从将军桥到南门口,从南门口到十字街,最后进入王城大总统临时行辕。

孙中山在靖江王城设立北伐大本营,以陆海空大元帅的名义,宣布行使战时最高统帅的职责,着手整军北伐的工作。在桂林期间,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数次长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这两项建议得到孙中山的认同,为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打下了基础。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了北伐动员令。1922年2月27日,在靖江王城,孙中山领衔在桂北伐军约三万人,誓师北伐。1922年4月8日,孙中山被迫改变北伐计划和路线,北伐大本营撤离桂林。4月10日,孙中山在柘木圩渡口乘小机轮离开桂林。

在进入桂林城之前,孙中山已经在阳朔、雁山发表过演讲。在桂林期间,孙中山分别对桂林军界、学界、广东同乡会等作了多次演讲,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品德各个方面,既是极有价值的思想文献,对桂林城市走向现代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923年11月,一度战败逃亡的陆荣廷从龙州回到南宁,就任“广西边防督办”,重整旗鼓,控制了南宁、百色、龙州、柳州等地区,有军队三万多人。同时,原陆荣廷部下沈鸿英从广东退回广西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桂林镇守使,控制了桂林、平乐、贺县等地,所部二万多人。在玉林和梧州异军突起的李宗仁、黄绍竑控制了梧(州)、浔(桂平)、玉(林)三府。三股势力都想统一广西,广西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

1924年1月,陆荣廷率精锐进军桂林,沈鸿英主动从桂林撤出。为安定人心,陆荣廷在桂林大耍花灯,补庆元宵。在桂林城一片歌舞升平之时,沈鸿英杀一回马枪,将桂林包围,邓瑞征设指挥部于将军桥。全城乱成一片,军民互相拥挤,踩踏伤亡许多人。陆荣廷紧闭城门,顽强抵抗。沈鸿英在文昌门外挖地道,用棺材装弹药,派敢死队炸墙攻城,都未成功。围城长达七十九天,城内粮食全部吃完,饮水只靠城内的十来口井维持,垃圾污物都无法排放,军人与百姓伤亡无数。攻守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经北洋政府调解议和,桂林城市才得以解围。陆沈桂林攻守战,是桂林进入民国之后遭遇的第一场浩劫。

1924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分两路进攻陆荣廷。李宗仁溯西江直逼南宁。白崇禧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武鸣,最后两军会师南宁。1925年1月31日,李宗仁对沈鸿英下达攻击令。1925年1月30日,沈部邓右文与白崇禧在武宣相遇,白崇禧退守武宣城内。第二天,李宗仁大军赶到,沈军败退柳州,再退桂林。1925年2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攻入桂林。经过讨陆、征沈、驱唐,广西统一。1925年7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到南宁,推举黄绍竑做广西民政长,广西进入新桂系统治的时代。

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派遣其麾下第十五团北上援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中,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指挥全局,李宗仁率第七军大战吴佩孚、孙传芳,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德安战役等一系列胜利。1928年,蒋、桂、阎、冯四大集团进行第二次北伐,推翻奉系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政权。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所向披靡,1928年6月11日,白崇禧与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成为“率广西军队进入北京的第一人”。二次北伐结束后,李、黄、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实力大增,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二十多万兵力的新军阀集团。李宗仁坐镇武汉,统辖两湖;黄绍竑留守广西,插足广东;白崇禧驻扎冀东,插手平津,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虎视眈眈。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桂边境。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由湘入桂经灌阳、全州、兴安渡过湘江向西转移的意图,调集了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三十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区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意欲在湘江以东逼红军决战以便歼灭红军。

桂系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同时希望压迫红军进入广西、广东,从而达到一举解决红军、桂军、粤军“三害”的目的。

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计划,也制定了自己的策略,放开兴安、灌阳、全州,让红军沿桂林北部进入贵州,在恭城附近龙虎关布置精锐防守,决不让任何人进入桂林南面的平乐、梧州等广西腹地。这就是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

红军没有进入广西腹地。桂军在灌阳北部的新圩和兴安界首附近的光华铺对掩护主力渡江的红军发起攻击。这是湘江战役中红军三大阻击战中的两大阻击战,另一场阻击战是在全州脚山铺进行,攻击方为何键的湘军。

新圩阻击战,阻击方为红三军团李天佑任师长的第五师。

光华铺阻击战,阻击方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

由于桂系的“送客”方针,使红军得以最终渡过湘江。

红军长征过广西,经历了长征开始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人数从八万多人骤降至三万多人,经过了桂林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地,越过了华南最高峰猫儿山,领略了桂林的自然景色和人文风情。桂林北部山区的瑶族、苗族风情给红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也给桂林北部山区的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们眼里,“红军同李家粮子(桂军)不同,不杀人,不派款,好得很!”

如今,兴安建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碑高耸入云,象征着超越时空的不朽的长征精神。碑园是为纪念红军胜利突破湘江六十周年,为抚慰英烈、教育后代,经聂荣臻元帅提议,国务院批准而建,碑园中的主体作品是纪念碑和五组巨型浮雕。五组浮雕的主题分别是迎红军、远征、送别、渡江、永生。浮雕群中的四个巨型头像分别代表战士、女护士、儿童团员、游击队员。纪念碑顶部是指向蓝天的三支步枪,象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外,兴安界首有红军堂,华江有千家寺红军标语楼,龙胜泗水有红军岩等红军长征纪念遗址。红军堂是当年朱德指挥红军渡江的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都从这里渡江。堂侧有红军墓,墓旁立有张爱萍、杨成武、王震等将军的题词碑刻。

1938年11月,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决定在桂林增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统一指挥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的军事,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桂林成为西南军事重镇,从广西通往越南海防的交通线成为我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出海通道。广西因此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目标。

11月30日,蒋介石自衡阳飞抵桂林,下榻八桂阁。蒋介石抚摩庭间桂树对白崇禧说:“此民国十一年随总理到桂之旧游地也。”

12月3日,白崇禧在叠彩山前就任桂林行营主任职。12月7日,蒋介石离桂飞渝。

1940年4月,桂南会战因昆仑关得而复失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白崇禧调回重庆。

1938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扩大抗日力量,派李克农到桂林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地址设在今中山北路九十六号。八路军办事处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关,负责组织广西地方党组织,并负责与华南数省及香港、海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周恩来曾三次来办事处指导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市郊外的秧塘机场驻扎着由美国陈纳德将军建立的“美国自愿航空队”,专门援助中国的抗战。自愿航空队作战勇猛,战功显赫,桂林人亲切地称之为“飞虎队”。1943年,美国自愿航空队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需要,扩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不仅承担了侦察、轰炸、防空任务,而且还负责运输物资的重任。如今秧塘机场飞虎队指挥所旧址立有纪念石刻。1944年,曾有一架飞虎队的轰炸机在完成任务后在猫儿山一带失事,当时机上共有十名机组人员。半个多世纪之后,兴安当地两名进猫儿山采药的农民无意中发现了这架失踪多年的飞机残骸。1996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向美国总统克林顿通报了在广西兴安猫儿山中发现二战期间美军飞机遗骸以及美国飞行员遗骨的情况。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和广西军区在飞机失事地附近的猫儿山铁杉公园立了失事记事碑,碑文记载这十名反法西斯英雄的遇难简介。兴安有美国飞虎队飞机残骸纪念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白发苍苍的飞虎队老战士还多次由妻儿伴同从美国来到桂林,到当年驻扎过的秧塘机场忆旧。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人如地质学家李四光、何杰,经济学家陈翰笙、千家驹、薛暮桥,生物学家陈焕镛,物理学家施汝为,化学家丁绪贤,历史学家陈寅恪,语言学家陈望道,民俗学家钟敬文,教育家陶行知、曾作忠、林砺儒,哲学梁漱溟、李达,社会学家邓初民,国际关系学家张铁生,科普作家高士其,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艾芜、王鲁彦、艾青、骆宾基、端木蕻良、胡风、邵荃麟、林焕平、秦似,新闻出版家范长江、胡愈之,画家徐悲鸿、张大千、张安治、赖少其、尹瘦石、丁聪、阳太阳,戏剧家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衍、于伶、丁西林、熊佛西、焦菊隐,音乐家张曙、孙慎、任光、马思聪,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等云集桂林。先后到达桂林的著名文化人达两千余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当时也曾以记者身份偕妻子同游桂林并收集写作素材。正如当年报纸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桂林成了当时全国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心。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主要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扫荡报》《力报》《大公报》《广西日报》《自由晚报》《小春秋》等,还有国际新闻社和中央通讯社两家通讯社。如今的解放西路在当时以书店街闻名。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十家书店,有《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杂志》《野草》《新道理》等各类期刊百余种,每月出版新书数十种,如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薛暮桥著的《经济学》等。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巴金的《火》、艾芜的《故乡》《山野》等名作都是在桂林写作的。徐悲鸿在桂林创作了《漓江春雨》《鸡鸣不已》等驰名中外的名作。吴晓邦在桂林编排的舞剧《虎爷》的创作和演出,是中国新舞蹈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戴爱莲学习桂剧戏曲舞蹈和广西少数民族舞蹈,曾编成过很受欢迎的舞蹈《瑶人之鼓》。在桂林活动的戏剧团队主要有国防艺术社、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桂剧实验剧团、新中国剧社等。欧阳予倩应马君武、白鹏飞之邀,两次来桂林从事桂剧改革。1944年2—5月在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有三十多个团队、九百多名戏剧工作者参加,展出了一百多个剧目,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大会,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大壮举。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和国际反法西斯文化名城。

1938年12月8日,陶行知根据自己在桂林的亲身经验,在《广西日报》发表《岩洞教育的建议》,提倡战时岩洞教育。不久,他撰写了《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专门探讨了“为什么从岩洞教育入手”的问题。他认为:

广西山洞甲天下,经过几次空袭之后,老百姓无论有警报无警报,都扶老携幼跑到山洞里去躲起来。这些山洞是天然的校舍。躲避空袭的老百姓有现成的时间求学。知识分子是现成的先生。

三美俱备,山洞教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也是最容易办起来的。平均十万人每天每人白费五小时避空袭,浪费掉的光阴是每天五十万小时,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啊!岩洞教育是把白费的五十万小时夺回来,教老百姓了解抗战的前途,增加抗战的力量。

岩洞战时民众教育之内容主要有抗战故事、演戏、战时常识、时事报告、生活常识和唱歌。

唯干在他1939年1月发表的文章《桂林山洞教育的展开》中说道:

桂林遭了几次轰炸以后,山洞已成了民众的家。每天上午八点就有扶老携幼的民众肩挑背驮着行李和什物,到山洞去避空袭,山洞是桂林天然的防空壕,是桂林最好的防空设备,也是敌机没奈何的。一个大山洞,可容几千人,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伟大的防空壕罢?就在这几天,陶行知先生发现了普及民众教育的机会。

广西教育所根据陶行知“岩洞教育”的建议,组织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征求和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在各岩洞进行战时教育工作。至今,七星岩洞外的墙上和岩石上还留有“岩洞就是学校”、“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的文字,七星岩洞内写有:“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桂柳会战。9月,全州守军未经激烈战斗,放弃黄沙河,使桂林失去了北面的屏护,桂柳的门户向日军开放了。

10月26日,冈村宁次下令主攻桂林市的十一军团于27日开始行动。日军进攻部队是第五十八师团、四十师团、三十七师团、针支队、第三坦克联队、军团直属炮兵队和第五航空军。兵力七万人,也有说超过十万人。

中国防守军队是第三十一军的第一百三十一师和第一百七十师。兵力约两万人。城防司令部设在鹦鹉山南山洞,第三十一军军部设于宝积山下铁佛寺,第一百三十一师师部设于铁封山下猫儿洞,第一百七十师师部设于隐山朝阳洞。

中国军队的防守以中正桥(今解放桥)和甲山口为界,城北及东江为第一百三十一师防区,城南和城西由第一百七十师防卫。

10月31日,日军已经对桂林形成合围之势。

11月1日开始,漓江东岸的日军分别向屏风山、猫儿山、笔架山、穿山发起攻击,南门外的日军分别向将军山、将军桥、石灰山发起攻击,西面的日军则向雷公山、牙山发起攻击,北门外的日军向北门发起攻击。

4日,屏风山、猫儿山失守,固守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德智中学以西山地也被日军占领一个据点,守军伤亡惨重。

5日,笔架山、穿山陷落,我守军伤亡殆尽。雷公山、牙山、猴山守军伤亡惨重,无人增援,雷公山被敌攻占。

6日,漓江东岸日军向观音山、六合路口、普陀山、马坪街、龙隐山发起进攻,我守军伤亡重大,二江口、观音山先后被占领,六合路、马坪街发生巷战,守军退守七星岩继续抵抗。

7日,将军桥、清真寺等地发生激战,日军损失惨重。

8日,日军空军出动协同作战,日军在二江口强渡,在中正桥以北河边靠岸,盐街沿河之阵地陷入敌手。

9日,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收复了盐街及沿河阵地。当天,防守司令韦云淞召集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桂林。第一百三十一师师长阚维雍慷慨陈词建议坚守桂林,不被接受,愤然离开会场,在铁封山师指挥所举枪自杀。

10日凌晨,在突围战中,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受伤后在侯山自杀,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在德智桥头战死。同日,桂林沦陷。

桂林保卫战虽然坚守时间并不长,但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却被日军方面认为是相当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央电视台《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记录了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的回忆:

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还有一位日军军官的日记:

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所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日本国四十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我军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

桂林电视台摄制的《幸存者》提供了一位参加过这次战役的日本老兵轴丸定次的回忆:

那真是我们遇到的最残酷的战争之一啊。我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曾经多次冲入市中心,但都因为遇到当地土著武装抵抗而陷入巷战的泥潭,损失惨重,不得不撤。他们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们106大队共有五个中队,有一个中队,中队长以下全部死了,只剩下十多个人……一个星期之内,我们没有前进一步。中国军队作战很英勇。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广西会战》关于桂林保卫战也有这样的记录:

重庆军(指中国军队)在老人山的守备非常坚固……

9日,江岸水边漂浮着我军官兵的尸体,江水染红,说明昨夜凄惨的苦斗。

确保登岸点后,又一步步地以白刃战扩大地盘。到16时才勉强获得从登岸点前进50米的位置。

伏波山顶上有难以对付的敌军直射炮阵地。

……潜伏在洞窟中的重庆军的顽强抵抗。

虽看到有所进展,但较预计仍为缓慢。是因为重庆军的抵抗顽强……

如今,桂林建有三将军墓和八百壮士墓纪念桂林保卫战的烈士。三将军墓位于普陀山腰的博望坪,墓前立有三将军殉职纪念塔,有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题刻。八百壮士墓位于三将军墓东南角。当年第一百三十一师第三百九十一团在战斗中退守七星岩继续抵抗。日军用炮火猛轰洞口,并向洞内施灌毒气,除团长覃泽文带领少数战士从七星后岩突围成功外,洞中未能突围的八百二十三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据《桂林市年鉴》(1949年)中的《中日战事结束,胜利来到桂林》一文中记载:

自11月9日失守至光复,沦陷二百六十五日,国军7月28日入城,苏市长7月31日入城,警察大队长亦相继入城,调查城区房屋,城内由北门城口至南门城口大街马路上仅存北门口金城银行办事处房屋二间,十字街翰芳斋一间,北门至南门向称七里三,只存有房屋三间而已,其余僻巷偏街及文外街丽群路存屋较多,然多为残破全座之一二间,统计全城余屋,仅有四百七十一间,市尘栉比人烟稠密之区域,乃忽变而为四望无际未现瓦囗阻挡视线之景象,但见颓垣断壁,遍地蓬蒿,极目荒凉,无异旷野,寒号风急,如闻山鬼之歌,委骨尘飞,似诵芜城之赋,所谓废墟,殆近之矣。查桂林疏散时,有人口五十余万,房屋五万余栋,全城区焚余房屋,现仅存百分之一,且悉皆残破灰烬,揆之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惨状尚不及桂林远甚,即比之长沙大火,衡阳之攻守屡得屡失,其毁损情形,均莫能仿佛,倘以此次世界大战之任何城市例之,恐未有焚毁房屋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如桂林损坏之大者也。……总之平日全桂林居民之所有,无论动产与不动产,全部损失干净,一丝一毫都已无存,浩劫至此,何堪想象。

据当时驻桂林的美国新闻处发文称:

中国无任何一城较此次桂林所遭劫祸更甚者,全城中仅存之建筑物均为曾被日军占作司令部,而在撤退中未能加以破坏者,其他各建筑物及民房均成断垣残壁。

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中,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为首脑的桂系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桂系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最大范围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政治军事斗争,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用蒋介石的话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和兵。”北伐战争中,李宗仁是号称“钢军”的第七军(即桂军)军长,白崇禧则以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指挥全局。桂系军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势力范围已超过从广西金田打到天津静海的太平天国。白崇禧坐镇北平,觊觎西北,谋划东北,大有囊括中国之势。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取得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惨败。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中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取得举世闻名的昆仑关攻坚战的胜利。昆仑关之战是一场典型的现代化战争,敌我双方均投入强大的机械化武装,第五师团和第五军团分别是日军和国军的王牌军,中国军队的胜利使白崇禧成为中国抗战的民族英雄。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为代总统。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指挥百万大军,占据半壁江山。李白联手,形成国民党内部蒋系桂系分庭抗礼的局面。

民国桂林出现了一批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化有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主要有李宗仁、白崇禧、马君武、梁漱溟等。

李宗仁(1891—1969),生于桂林临桂两江一个耕读家庭。十七岁进入桂林陆军小学堂。后加入滇军,又由滇军转入桂军。至1921年,逐渐独立,拥有了二千官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期,李宗仁与黄绍竑、白崇禧合作先后击败了陆荣廷、沈鸿英两股势力,统一了广西,形成了新桂系主政广西的局面。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率第七军大战吴佩孚、孙传芳,汀泗桥、贺胜桥、德安等战使之名声大振,第七军获得“钢军”之誉,李宗仁成为北伐名将。三十年代初、中期,李宗仁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广西成为“中国的模范省”。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指挥的台儿庄战役震惊中外,这场战役歼敌两万多人,重创日军精锐坂垣、矶谷两个师团,李宗仁因此成为中国人民景仰的民族英雄。抗战胜利后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成功当选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主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和谈失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飞抵香港,半月后,飞往美国。1965年,李宗仁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受到礼遇。1969年元月,李宗仁病逝于北京。今临桂两江、民主路万寿巷保存有李宗仁的别墅和旧居,文明路保存有李宗仁官邸。

白崇禧(1893—1966),临桂会仙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白崇禧以智谋过人著称,有“小诸葛”之誉。他为李宗仁、黄绍竑出谋划策,统一了广西。三十三岁,他就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的战功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少有人可比。北伐战争,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下子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他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辅佐李宗仁,赢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他独立指挥昆仑关一战,大败日军,又赢得了名震中外的昆仑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过长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却在青树坪一战,输给白崇禧。这是国民党军队自徐蚌会战后打的唯一胜仗,也是林彪入关后打的唯一败仗。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华中军政长官。1950年,白崇禧飞往台湾,1966年去世。今临桂会仙和榕湖饭店内保存有白崇禧的旧居。

马君武(1881—1940),康有为到桂林讲学时,马君武是听众之一,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后又曾求学于唐景崧任校长的桂林体用学堂。1901年,他经友人资助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马君武认识了孙中山,为之折服,意识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矢志追随孙中山。1905年同盟会成立,马君武是章程的起草人,并被任命为同盟会秘书长。1907年,马君武赴德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德博士、第一个工科博士。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实业部次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马君武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由于军阀混战,马君武一介书生,无所作为。后马君武从事教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曾有过北蔡(蔡元培)南马(马君武)的说法。他曾创办上海大夏大学及广西大学,并曾任中国公学、北京工业大学等校校长。作为广西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延揽了许多知名学者到广西大学任教,使广西大学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学识渊博,对许多学科都有研究,懂英、法、德、日四国语言,译著很多,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歌德的《哀希腊》以及《代数学》《平面几何》《实用矿物学》《实用植物学》《实用动物学》等,还编辑了中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这些译著多被用于当时大学、中学的教材,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1940年,马君武在广西大学校长任内病逝,周恩来的挽词称其为“一代宗师”。其旧居遗址在杉湖畔今漓江饭店处。其墓园在桂林雁山镇。

梁漱溟(1893—1988),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31年与梁仲华等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香港沦陷后曾在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再度访问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改革开放后还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的成名作,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外,他还著有《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重要著作。他精通佛学,后信仰儒家,坚持认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曾被喻为“现代孔子”、“中国最后一个儒家”。1953年,他公开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民政策。1970年,他就学习“宪法草案”发言,反对把林彪名字写进宪法。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因而受到批判,但仍表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1988年,九十五岁高龄的梁漱溟逝世。他的部分骨灰归葬于其曾经讲学并寄居过的桂林穿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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