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东北国难发生以来，上海丧尽良心的富家翁纷纷把存在中国银行的存款移入外国银行，记者在本刊第四十八期曾经论及，当时总数不过四五千万圆，最近听说总数已达八千万圆，金融恐慌愈益加甚。
听说办理慈善事业素有经验的王一亭先生尝慨然语人，说寻常境况的人对于赈款大都能慷慨输捐，愈是拥有数十万至数百万家产的人，愈是一毛不拔，一钱如命，金钱和吝性所发生之密切关系，于此可以概见。其实金钱不但和吝性接着不断的吻，并且也和奴性结不解缘。自东北国难发生以来，上海丧尽良心的富家翁纷纷把存在中国银行的存款移入外国银行，记者在本刊第四十八期曾经论及，当时总数不过四五千万圆，最近听说总数已达八千万圆，金融恐慌愈益加甚。外国银行不愿收，存者情愿不要利息，数量较多者，反而要出保管费，不惜以多量金钱让外商利用，不管中国银行陷入惊涛骇澜之中，间接更予各种中国商业以致命伤，即无异用刽子手之手段戕害本国之经济，为敌人张目，此其丧心病狂，直狗彘之不如。我们知道银行的营业，假如收进存款千万圆，不得不放出七八百万圆，留着二三百万圆作准备金，如国人不加信任，忙于提款，放出的定期款子势难立即收回，这样周转不灵，并非银行的信用不好，实是国民拆台的行为所致。银行界恐慌，各种工商业亦随之周转不灵，此种影响之严重可不言而喻。不但巨商而已，即常人之略有存款者，如亦作庸人之自扰，积少成多，亦足以影响金融。国存共存，国亡共苦，我们当同心协力拯救国难，共起鄙弃自私自利的奴性行为。
我们勿作梦想，以为只要有钱，即国亡后尚可作亡国富奴（当然不便称翁），则请试看前曾存款于大连银行之军阀土豪，以及台湾亡后，其巨富林姓所受之牵掣与压迫苦况，便知“亡国富奴”之难堪而不可为。
（原载1931年12月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50期，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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