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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银行家

时间:2022-12-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袁世凯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得知炮轰江南制造总局的反袁兵舰竟然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袁世凯恼羞成怒,立即下令追杀总经理陈光甫。所幸,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同乡兼同僚,两人素为交好。袁世凯称帝后,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为掌控江苏财政,张勋劫持了江苏省银行并查抄存户姓名,陈光甫因坚守为存户保密的银行通例而遭免职。归国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一元起存且付利息,成为陈光甫的创举。

1940年夏,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运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从。不但在抗战期间对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

胡适给予此番盛赞的“光甫”姓陈,一个地道的商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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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适一样,陈光甫也是留美的海归”。

出生于江苏镇江的陈光甫,有得天独厚的经商地利,镇江早在《天津条约》签订后就成为通商开放口岸,一度是晚清商业重镇。陈光甫的父亲是个商人,做进口火油生意。后陈父辗转到汉口经商,年少的陈光甫随行,并进入祥源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恶补英语。他刻苦好学,又对英语有着天生的领悟力,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不久便能用英文填写报关单,没过几年听说读写都相当流利。作为谋生技能的英语,没曾想,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1904年5月,因出色的英语水平,陈光甫被选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踏上了赴美行程。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结识了孔祥熙,并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为实现自己多年的求学夙愿,博览会结束后,陈光甫没有随团回国,而选择留下来学习商科。

青年陈光甫

陈光甫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商学院,是至今仍令人心驰神往的、全美排名第一的商学院,教学、科研与管理水平都驰名世界。陈光甫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他选择了西方经济和银行管理等实用专业课程。在课堂上,他常被教授们优雅的谈吐和自信所倾倒。他知道自己底子薄,必须刻苦用功,才能迎头赶上。他常待在寝室里读书看报,经常去图书馆,连拜访美国朋友或约会美国女孩都没尝试过,更别说参加周末派对、友情舞会或其他一些娱乐了。他硬是在三年内完成了四年大学课程,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金融知识,获得了沃顿商学院学士学位

沃顿商学院苦读期间,除了功课,给陈光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者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出身穷苦,但他经商、从政、科研都取得了极大成就,他的自传成为美国青年的教科书。富兰克林教给了他全新的生意之道。富兰克林的生意经可用一句话概括,即把尽可能多地挣钱和严格避免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完美结合起来。在富兰克林看来,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赚钱不仅仅是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而是人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是一种美德和能力。

富兰克林这些超乎寻常的理念,让陈光甫如获新生,他的眼光、境界都超越了普通商人,这也注定了他不会是一个普通商人。

1909年冬天,陈光甫完成学业,踏上回上海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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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

回国后,陈光甫先在南洋劝业会、江苏省清理财政局工作,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得知炮轰江南制造总局的反袁兵舰竟然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袁世凯恼羞成怒,立即下令追杀总经理陈光甫。所幸,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同乡兼同僚,两人素为交好。在他竭力开脱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予一死。袁世凯称帝后,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为掌控江苏财政,张勋劫持了江苏省银行并查抄存户姓名,陈光甫因坚守为存户保密的银行通例而遭免职。

归国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脆弱不堪。同时,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政治是危险的,商人最好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1915年6月2日,初夏时分的上海,已显闷热。在宁波路9号,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银行门面是由石库门改装的,里面的地板灰蒙蒙,满是岁月的痕迹,走上去还轧轧有声。银行开办的资本额名为十万元,实则仅七万,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酸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只因手头拮据。

此时的上海滩已是远东金融商业中心,中外公私银行林立花旗、汇丰、三井等外资大银行实力雄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财大气粗,旧式钱庄发展势头迅猛。在激烈竞争中,陈光甫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谋发展,他独辟蹊径,告别“官商”办银行的老皇历,把“服务社会”定为行训,陈光甫列出六条原则:“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是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反其道而行之,他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为策略。他坚信涓涓细流可成巨川,他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低层社会成员,如普通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银行形象平民化。虽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上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自然可观。为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一百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一百个户头。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到填完一百张。消息传出后,市民蜂拥而来。一元起存且付利息,成为陈光甫的创举。作家施蛰存出版于1933年的小说《春阳》,描述了一个婵阿姨在上海银行的一幕情景,当婵阿姨疑心没将保险箱的门关好,遂重新折回银行,取出她的钥匙来,告诉了年轻银行职员三百零五号后,他就检取了同号码的副钥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库里去,还亲切地说:“放心罢,即使不锁,也不要紧的,太太。”这虽是小说里的描写,却也恰如其分地再现了陈光甫的经营理念及银行职员的服务意识。

陈光甫坚持服务时时创新,凡事须有新办法、新思想,才能发展。上海银行推出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蓄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

“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银行靠信用而生存。坚守金融信用,是陈光甫办银行的基本精神。其中最突出的事情,就是他支持张公权反对北洋政府停兑中、交两行钞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谋划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人心浮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现挤兑狂潮。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为稳住局势,突然下令“停兑禁提”。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公开抵制指令,勇于向军阀说“不”,誓死捍卫金融信用。陈光甫立即发表声明支持张公权,以一己之力捍卫金融信用。

陈光甫和他的上海银行在恪守为存户保守秘密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他不仅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表,还宣布银行董事和经理对储户负无限责任。对于职员,陈光甫在建行初期就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让职员与银行共进退,他付给员工的薪水也高于同行,还实行“行员特储”制度,即为每一位员工建立一个账户,每月存储十分之一工资,银行赠送同额款项,十年后提取可得一笔可观款数。1931年,上海银行增资二百五十万元时,陈光甫规定其中的一半由全体行员认购,价格仅为股票面值的百分之八十,现金不够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务必使每一个行员都成为股东。

民族工业放款,在当时,是颇有风险的事。但陈光甫凭着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初衷,不惜冒此风险。好人有好报吧,此举也让上海银行站稳脚跟,得以壮大,还赢得极好的声誉。“状元资本家”张骞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集团,陈光甫通力支持,上海银行南通分行也由此诞生,成为上海银行最早的分支机构。陈光甫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氏兄弟的申新集团。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华商银行等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出手相救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倒闭的危机,为中国保住了最大的民族棉纺业。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交口称赞。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最初小小的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成为“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更被美国金融界称为“中国的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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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是个“驴友”。他酷爱山水,萍踪所至,不知凡几万里。当时,国人视旅行为苦事,尤惮长途跋涉,除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观念桎梏外,没有旅行社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创立上海银行后,陈光甫每年都会定期旅行国内外,视察业务,吸收新知,以谋取更大的发展。当时,中国交通业尚不发达,对国内旅行,陈光甫有切肤之痛。为了“与人方便”,加上“挽回中国之利权”的刺激,银行家陈光甫“不务正业”,决心经营风马牛不相及的旅行业。他想为举国旅行同好创办一个完善的服务机构,并向世界宣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1923年8月,陈光甫在上海银行总行创立旅行部,专司办理代售车船票等旅行业务。旅行部以五角红星为标徽,取“星者,指示方向”之意。古人迷途,可按星宿部位定方向。旅行部职责是向导行旅,因此以红色为记,加蓝边于星四周,红星上缀以黄色“旅”字,非常醒目,国人一看便知是自家的旅行机构——上海银行旅行部。四年后,旅行部独立成长为中国旅行社。

陈光甫经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多为社会服务。中旅创立时,他便提出不以营利为目的,旅行部从成立到1930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但他一直做下去。他慧眼独具,看重旅行社的宣传效应,希望中旅提供的优质服务,能博得社会大众的好感和好口碑,在公众中树立优良企业形象。中旅为成百上千人提供服务,其中能够出国的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旅行社事实上是为银行打广告,爱屋及乌,客人们会因此成为上海银行的潜在客户。据说,宋子文在美国的声望不及陈光甫,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陈光甫办有旅行社。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美国人来华,一般都找中国旅行社,并对旅行社的竭诚接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光甫持股的股票

陈光甫要求旅行社员工在服务中必须做到“笑脸近人,热情待客;面手清洁,衣服整齐;面向大众,一视同仁;生意不分大小,一律恭敬接待”。他重视经营管理方式创新,先后采用了连锁化、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还提倡开办招待所,首开货运业务,创办《旅行杂志》,开拓国际旅游。抗日战争前,中国旅行社达到鼎盛时期,国内外分支机构高达八十多个,业务遍布国内及东南亚,与英国通济隆、美国运通等国际著名旅游公司建立起协作关系,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旅行机构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虽条件艰苦,但旅行社服务到家,尽量“与人方便”。陈光甫在《创办中国旅行社自述》一文中,谈到了一头小毛驴的故事。他写道:“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从兰州来,告诉我说,他经过我们兰州华家岭招待所时,看见院子里拴了一头小毛驴,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它也是为旅客服务的,原来华家岭在西北高原之上,人烟稀少,附近无取水的地方,这头小小的毛驴,任重道远,每天要到数十里外之处去驮水,供给旅客食用。”民国时期的知名企业大多数以倒闭告终,能生存下来的“老店”已极为罕见,像中国旅行社这样保持良好经营活力的,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陈光甫的经营管理水平,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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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争取外援成为国民政府燃眉之急。但当时的国际态势对中国十分不利,欧洲国家因希特勒的扩张自顾不暇,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味妥协退让。中国对西方外交处于被动和孤立局面。反复权衡后,蒋介石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寻找外援与抗日伙伴,但当时政府内人士在美国活动了一年多,也未能争取到任何实质结果。1938年秋,国内最负众望的学术界领袖胡适和金融界领袖陈光甫“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求援。在当时,他俩是最好也最无可替代的两颗“棋子”。

早在三年前,中美“白银协定”签订,陈光甫就以诚信和干练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和信赖。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但法币推行成功与否,要看国民政府有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是白银最大的买主,陈光甫赴美磋商,他百般斡旋,终于打消美国人的顾虑,美方最终同意收购七千万盎司白银,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方式。白银协定在“七七事变”前,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且在战时为国民政府储备了财力。

陈光甫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他的美国之行并非坦途,借款受到多方掣肘。当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政府。陈光甫以商人的敏锐意识到美国政治贷款的可能性极小。在赴美前,他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产品作了详细研究,最终选定桐油。桐油是美国军需物资,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分子也找不到借口从中作梗,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品,因而可以争取到较多贷款。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积极主动,详细提出有关桐油收购管理、定价运输等意见及运油出口路线。他亲赴纽约数次,研究通过滇缅公路运油等具体事宜。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汉失陷当晚,美国人终于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胡适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

“桐油借款”虽成功了,但贷款额度远不及中国所需,国民政府继续让陈光甫在美洽谈贷款。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履行使命。随着美日交恶渐深,加上欧战爆发,陈光甫觉察到美国急需锡等战略物资,他建议胡适拜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让美国给予中国以滇锡为抵押的借款。终于,罗斯福开了“金口”:“尽可能帮中国的忙,但须不落任何痕迹。”滇锡借款谈判大门被打开了,经多番讨价还价,达成两千万美元的滇锡商业贷款。这笔贷款,不仅增强了中国抗日的力量,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与勇气。

国家之间无慈善,弱国之使,求人借钱,陈光甫付出了人格和尊严的代价,他不无悲凉地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为纪念两人在美“忍辱负重”的求援日子,胡适特意在送给陈光甫的照片上写下了一首有名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因陈光甫经手的借款都能按协议如期归还,他在美国的声望迅速提高。l941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他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后来美国与中国联合成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美中一致要求陈光甫担任基金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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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乱世,实属不幸。可有时,乱世却在不经意间成了华丽的舞台。借款屡立奇功的陈光甫,越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想让他出任贸易部部长,但被他委婉拒绝。尽管陈光甫与国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却保持着对政治“若即若离”的态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远离一切政府要职,始终保持一个有责任心的银行家立场。陈光甫虽位列国府委员要职,但一向只挂虚职,从未真正入阁。

陈光甫自称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闲下来就会感到“孤寂”,只有工作才有乐趣。他有强烈的敬业精神,早年创办上海银行时,他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贷,还亲自培训员工。他生活节俭,很少吸烟喝酒,只喜欢买旧书。他看到自己的银行职员汽车过于华丽,便告诫道:“汽车但求其适用坚固,何必求其外观之华美。”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抗日战争时在重庆,他的工作日程排得再满,也有条不紊:起床后先清理文件信札,然后吃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要安排谈话。他专门请人为他讲课,每星期至少抽三个上午讲中外历史哲学,周六下午则讲国外书刊上重要的经济金融文章。周日也不休息,至少要安排半天时间讨论国际金融问题。他在商但不仅仅言商,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他始终把经商事业的成功看作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生逢乱世,陈光甫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凭借着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光甫避走香港观望形势。中共领导人不断邀其北上,陈光甫在去留之间再三权衡利弊。在日记中,他对共产党当政后的政治、经济政策作了种种分析推测,预料到会出现对苏联“一边倒”的前景。于是,陈光甫选择到台湾定居。

经历太多动荡的人,更渴望从容不惊地老去,安然地守着几亩薄田,守着轻转的流年淡泊度日,已是整座离俗的桃源了。

他是有足够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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