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汉子

民国的群芳谱里，有一个不靠容貌取胜，而依然摇曳生姿，让人心折的女中翘楚，她是民国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

这些，还不是最精彩的。最吸引人眼球的，应该是民国“第一女杀手”的称谓。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

这个铁血铮铮的女汉子，却有个很柔美的名字：郑毓秀。

1

1919年5月，鲜花盛开的季节，本该发生些与鲜花相关的旖旎故事，可在那个乱世，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却只能是用淋漓的鲜血，绽一朵朵血色的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这个和会更像胜利国举行的“鸡尾酒会”，实际上，这是一个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但会议完全被大国操纵，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主导了和会。他们拟定的《凡尔赛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原本，中国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近二十万名劳工，并牺牲了两千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可笑的是，英美法却做主将它奉送给日本。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居然恬不知耻，准备签字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奋。在法留学生和法国华侨，愤慨异常，纷纷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坚持收回主权。巴黎留学生和华侨的爱国运动，像一根导火线，引爆了国内学生积聚已久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运动史无前例，很轰烈，也很悲壮。名垂千古。

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要实现中国的正义目标，几无可能，但在法留学生和华侨并不气馁，继续抗议，游行示威，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可北洋军阀政府同意签字的电报，已早早到了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手上，在和约上签字，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巴黎和会中方要签字的前一天，三百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团的下榻地，强烈要求中国代表不得签字。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其貌不扬，却气势凛然，年纪不大，却机智果敢，她凭借出色的辩论、外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被推举为与陆征祥对话的代表。

郑毓秀

这女子，就是郑毓秀。

二十八岁的她，是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郑毓秀就被国内妇女界推举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妇女代表。在巴黎，郑毓秀参与组织留学生和法国华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还设法通过媒体呼吁英美法主持公道，并在报端强烈谴责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

1919年6月27日晚，阴云密布，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巴黎西郊，陆征祥的寓所灯火通明，三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工请愿团，与中国代表团对峙着。北京政府的一纸电文，让双方都进退维谷。6月28日，最后的签约时刻逼近，作为对话代表的郑毓秀急中生智，在陆征祥寓所的后花园中，折下一段带刺的玫瑰枝，藏在衣袋里。

对话陷入僵局，陆征祥起身准备向外走去时，只见郑毓秀一跃而起，冲到陆征祥背后，用那一段玫瑰枝顶住他的后腰，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是去签字，我的这支手枪亦不能宽恕你！”

话音不高，却足够震撼。

本就左右为难的陆征祥，便顺水推舟，装病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卢德医院，不参加凡尔赛宫签字仪式。而代表团其他成员顾维钧﹑王正廷等一致决定，拒绝签字，并由顾维钧发表讲话，表达中国的严正立场，然后提前退出巴黎和会。

这根玫瑰枝，后来被镶嵌在镜框里，一直跟随着郑毓秀。

这是后话。

2

以玫瑰枝为枪的故事，让郑毓秀留名青史，也让她成了世人目光的焦点。其实，早在十年前，她就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1909年10月，初冬的北京，寒意正步步逼近。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一个妙龄女子与一名风流倜傥的法国外交官，喝着咖啡，欣赏着窗外匆匆掠过的风景，谈笑风生。年轻浪漫的外交官，不时用风趣的话题，引得女孩子笑声不断，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年方十八的小姑娘，随身携带的那个硕大的行李箱里，装的是一箱满满的炸药。

同盟会成立后，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陷入内外交困中，海内外民众灰心丧气，外界舆论纷纷谴责同盟会领导人是贪生怕死之徒，是“远距离革命家”，欺骗年轻人去白白送死，自己却安享高楼华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章太炎指斥孙中山贪污。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当时同盟会的骨干汪精卫，忧心如焚中决定干一票大的，主动提出去北京刺杀清廷重臣，不论成功与否，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不是如外界所说的贪生怕死之辈，也可从而振奋一下革命士气。

刺杀行动小组由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组成。喻培伦负责制作炸弹，汪精卫﹑黄复生则担纲执行重责。在当时，这样的刺杀行动，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无异于白白送死。三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想在戒备森严的京城里，刺杀重重保护中的朝廷重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因此，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先回天津的郑毓秀，要求她全力策应汪精卫、黄复生的行动。毕竟，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做这种事，女人原就有男人无法比肩的能力。

郑毓秀与汪、黄约在天津的一家茶馆见面。二楼临窗的茶座上，他们漫不经心，轻言细语，谁能想到，这两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个优雅纤小的小姐，谈论的，却是骇人听闻的刺杀。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很严，男人们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郑毓舟帮忙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爽朗一笑说：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那时的革命党，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郑毓秀受的是教会学校教育，英文口语流利，生性开朗，豪爽大气，善于交际，在天津广交中外朋友。那时，有位法国外交官正热烈追求她，不时给她送花，邀她一起看戏出游。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她主动发出邀请，要他陪自己去北京旅游。这位法国绅士正苦无机会献殷勤，不免欣喜若狂。

1910年圆月10日，她顺利到达北京，从前门车站下车。郑毓秀小鸟依人，挽着外交官的胳膊款款而行，法国外交官提着郑毓秀那只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外交官的证件，让他们免予检查，大模大样地通过了检查处。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选中的刺杀目标是即将从欧洲考察归来的皇室贵胄载洵和载涛。他们计划在火车站向刺杀目标投掷炸弹。不料，风声鹤唳的晚清，动荡不安的局势，让载洵和载涛极具危机感，欧洲归来时，他们早早地做好防备，换上平民服饰，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乘客中悄然出站。汪精卫遍寻无着，蓄谋已久的暗杀计划落空了。

虽然首次参与的刺杀行动失败，但郑毓秀的机智和胆识，让同盟会高层刮目相看。第二次刺杀计划，便由她主要负责。

1912年1月，京津同盟会决定刺杀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支持清朝皇帝不退位。

刺杀小组共十二人，时间定在1月16日早晨，地点选在袁世凯的马车每天从家中到元帅府必经的一段路上。行动的前一晚，各组已奔赴指定位置。清晨，郑毓秀正静等袁世凯“自投罗网”，突然，她接到同盟会北京分会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因南北合议的真正阻力来自良弼，而非袁世凯。

郑毓秀飞奔出去通知。她知道，倘若能及时阻止行动，就会减少同志们的牺牲。可为时已晚，刺杀行动已开始。枪声响处，惊慌的人群四处逃窜，现场一片混乱。眼见同志们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情急之下，郑毓秀掏出藏在衣袋里的手枪，朝天放了两枪，接着又朝袁世凯的马车包厢开了一枪，可惜子弹打中那匹惊恐跳跃的马，马匹倒下，马车转了个方向。当她再次举枪向袁世凯射击时，扳机却出现了问题，右拇指腹被夹在扳机上，鲜血顿时染红了手掌。

手上彻骨的痛，让郑毓秀猛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必须迅速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她忙将手枪抛在一边，把手藏在口袋里，并故意靠近警察，大声喊道：“岂有此理！这些无法无天的革命党，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种事情！”然后迅速跳上一辆黄包车离开了现场，警察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正是这起刺杀事件的“罪魁祸首”。

连续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仅十几天后，又一个暗杀行动开始。这次的目标为良弼。

良弼为满洲镶黄旗人，清政府要员，1912年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宗社党声势不小，他们的出现，让垂死挣扎的大清王朝仿佛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无疑，革命党人是要搬掉这个绊脚石的。

郑毓秀和队友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变行刺方法，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

自告奋勇担当刺杀任务的是彭家珍。这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是郑毓秀姐姐的恋人。爱人慷慨赴死，生离死别，情何以堪，郑毓秀的姐姐伤心欲绝，当场晕厥。郑毓秀也泪如雨下。只是，革命就是意味着牺牲，她和每一个革命党人一样，都随时准备奉献生命。

彭家珍冒称清军军官崇恭，穿着清军官服到北京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订下房间。次日，正是农历腊八。彭家珍先到前门军咨府清廷贵胄聚会的地方，未见良弼。于是他又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拿出名片，称有紧急情报求见良弼。良府的门房说，良弼去摄政王府未归。

彭家珍只好先离开，没走多远，就见良弼乘驷马大车回来。彭家珍急忙回头，抢先赶到良府大门口。良弼刚从车上迈下一条腿，彭即迎上前施礼，并自称崇恭有重要军情禀报。良弼对神色有异的假崇恭感觉有些诧异，突觉不妙，拔腿向大门跑去，彭家珍迅速向良弼掷出炸弹。良弼被炸断左腿，瘫倒地上，两日后不治身亡。彭家珍因炸弹弹片反弹到头部，当场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此次刺杀，史称“红罗厂事件”。十七天后，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认为彭家珍“小弹丸而收巨功”，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革命者英灵未远，也可宽慰了。

一连串的刺杀，让袁世凯政府盯上了郑毓秀，欲除之而后快。郑毓秀被迫暂避，选择去法国留学，才有了后来玫瑰枝为枪的故事。

3

郑毓秀打小起就是家族的异类。

1891年3月20日，广州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知书达理的祖母为这个双眸晶亮的小孙女起了个漂亮的名字：毓秀。她的祖父早年在商场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她父亲则在清政府户部做官，常年留居北京。

庞大的郑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家庭。郑毓秀从小就与循规蹈矩的哥哥姐姐们不同。六岁那年，郑毓秀叫了几个小用人和堂兄堂妹们一起玩游戏。玩耍中，堂兄和一个小女佣起了争执，小女佣轻声分辩了几句，就被堂兄狠狠地抓着头发，拳打脚踢。大人们赶来后，丝毫没同情小女佣，还把她赶出家门。郑毓秀愤怒了，拉着堂兄大吼：“打人的是你，错的是你！为什么要赶她走！”郑毓秀的不依不饶和大胆乖张，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祖母暴怒之下将她关了起来，而郑毓秀依然大声反抗：“你们不能这样，她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那时，女孩长到三四岁都要裹脚，郑毓秀也不能幸免，只是她坚决反对，甚至狠咬来裹她脚的人。事关女孩终身大事，怎能听凭小女孩任性。长辈们轮流前来相劝，威胁利诱都使尽了，她却软硬不吃。她坚定地对祖母说：“我绝不裹脚，嫁不出去也不裹，死也不裹！”小小年纪，如此决绝，祖母也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然甩手而去。她总算逃脱了裹脚的命运。那时的她，还意识不到这小小的坚持，对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是多大意义的革命。

在深圳绮云书室完成启蒙教育后，郑毓秀跟随母亲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在京城，郑毓秀目睹了大清帝国的腐朽破落，接触了诸多新潮思想。十二岁那年，在父亲的书房里，她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她一句句背诵着壮烈的语言：“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她幼小的心灵，仿佛有一根弦被拨动了。革命，这两个字，仿佛是一把透着寒光的剑，她想擎举着它，去披荆斩棘，缔造一个她所向往的平等自由的世界。只是，她像坐在一架秋千上，不停地荡来荡去，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十五岁的郑毓秀，终于等来了机会。革命者孙中山等人要前往日本，她当即决定去日本留学，追随他们。到了神户，她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天真，革命党人行动甚是隐秘，她根本无法查询。终于有一天，她无意中得知一间商店常有革命党人出入，她便走进去，一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店主说：“我要做一个革命党人，你可以帮我推荐吗？”店主十分惊讶，又为这个女孩子的正直与豪气感动，便将他推荐给廖仲恺。同年，在廖仲恺推荐下，她加入了同盟会。她的职务是“情报员”，利用其父亲为清廷官员，邮件无须检查的便利条件，开展革命。

郑毓秀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年代》中这样写道：“在感情上，我不是特别成熟，这可以由几个未来发生的事件看出，但同时，我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来适应那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她仿佛是一个天生的职业革命家。

4

近代岭南人物辈出，其中不乏中国法学界的先驱。“留学生之父”容闳取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学士学位，伍廷芳获伦敦学院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者郑毓秀也选择了法学，她觉得，在那样的时代，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法学无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在浪漫的巴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埋头在法学枯燥乏味的大部头著作里，孜孜不倦地攻读法学博士学位。1924年秋，巴黎大学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室里，主考官穿着红色长袍，坐在宽大的桌子前，郑毓秀站在他们面前宣读论文概要，那一刻紧张而激动。当主考官全票通过她的博士论文后，她向老师们深深地弯下腰表示真诚的谢意。她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这期间，她爱上了王宠惠。王宠惠耶鲁大学博士毕业，曾两度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等要职。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上天是眷顾郑毓秀的。不久，她遇到了另一个优秀的男人——魏道明。郑毓秀回国后，政府原来拟定由她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只是当时北京战事不休，她没有具体参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务，就应李石曾﹑张继等人之约，南下上海。1926年夏天，她的巴黎大学同学魏道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这对情投意合的“海归”法学博士便在马斯南路88号，也就是梅兰芳住所的马路对面不远，夫唱妇随，挂牌开办“郑魏联合律师事务所”。凭借男女两博士的号召力，事务所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他们也有意同社会各阶层打得火热，从上海滩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荣氏家族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从黎民伟的明星影片公司到京剧名角孟小冬，甚至是法租界当局，会审公廨的法官检察官，巡捕房的捕头，都是他们称兄道弟的朋友。律师要同一切人打交道，因为那是财源，是衣食父母。梅兰芳和孟小冬离婚时，郑毓秀作为孟小冬的律师，为她争取到了四万元的赡养费。

1927年，郑毓秀与魏道明修成正果，在杭州结婚。婚后，魏道明跻身政界，一路高升至司法部部长，后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时年不过三十岁。郑毓秀则亦教亦政，出任上海政法大学校长——该校原是孙中山为培植革命建设法政人才所建——一当就是七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南京成立，郑毓秀又被任命为第一届立法委员。因她精通欧美法律，再加上她显赫的革命经历，遂被推为“民法起草委员会”五委员之一，与傅秉常、林彬、史尚宽、焦易堂共同拟定《民法》草案。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因为她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提炼的“生而平等”的理念，促使女性与男性在婚姻中享有同等权利在《民法》中得到了落实。1931年，费时两年的《民法》草案终于完稿，并由国民政府公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美大使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完成，因而立意去职。魏道明接替胡适任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丈夫开展外交。1943年，郑毓秀陪同“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极力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从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

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节节败退，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因魏道明非蒋介石嫡系，很快，台湾省主席一职被陈诚取而代之。从此，郑毓秀夫妇淡出政治舞台。

退出血雨腥风的政治中心，郑毓秀夫妇一度迷茫。为求安身立命，他们前往远离中国的巴西做生意。由于不善经营，外加人脉生疏，生意惨淡。在巴西待了几年后，他们转赴美国。此时，他们连回台湾都机会渺茫，蒋介石甚至“缓发”他们的通行证。在美期间，被冷落的郑毓秀夫妇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天召集朋友，以搓麻将消磨时日。

1954年，郑毓秀左臂患癌症，被迫切掉左臂。少了一条臂膊，无论对哪个女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何况是好强了一辈子的郑毓秀。身体受创，心灵又彷徨无依，郑毓秀对金钱越来越看重，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大手提包，里面装着她的全部财富。也许，这位一代女汉子终于“醒悟”，只有钱是最可靠的。再没有比辉煌后的黯淡、光鲜后的遗忘对人的打击更沉重，更能消磨人的意志了，谁能在注定悲剧的情节上求得一丝渺茫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