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花朝日。花草不知时事动荡，依然该绿的绿，该红的红，柳绦荡漾，熏风沉醉。湖南沅州府衙内，欢声阵阵，笑语盈盈，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与满园奇花异草同鲜共妍。

才俊相聚，少不得吟诗作画，以助雅兴。画牡丹的，题“富贵风流”；画荷花的，配“出淤泥而不染”；画了兰花，必然是“幽谷生香”；画了菊花，则非“釆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莫属。风雅自古难逃梅兰竹菊，只是花开富贵，清水粉荷，雅则雅矣，却已嫌落俗套。相互恭维的言辞，也苍白失色。

那株棉，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一时间，喧闹的人声静了，那些自诩才高八斗的人，仿佛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原来，世间真正的风雅，是这不动声色中传递的温暖、内敛、平和、冲淡，却又气势不凡，心怀天下。在场的人，无不心动。

以棉花寓志的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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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出身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他的家乡，沈从文在小说《边城》里这样描述：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这窄窄的木桥上，先后走出两个才子，两位“凤凰男”，熊希龄与沈从文。

凤凰古城的灵山秀水，最是养人。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二十二岁中举人，不算早，但也不迟，二十四岁就顺利中了进士，与张謇同榜，实属幸运。更幸运的是，在殿试时，光绪帝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顺风顺水，前途无量。可是，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锦绣前程就生生地被雨打风吹去了。

就在他入选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边城青年才子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的生命里盛开了无数沸腾的花朵，腐朽如槁木的清政府，却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势在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这波澜不仅没达到他的预期，几乎将他淹没。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还是潺潺流淌的沱江水，收容了才子失落的心。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他知道，他的人生路不会就此沉寂。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藏在时光深处的火苗，只需风的掀动，就会熊熊燃烧。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庚子赔款后，一度被洋人逼得如丧家之犬的西太后慈禧，劫后余生，痛定思痛，不得不低下头捡起原先被她弃如敝屣的变法图强旗帜，后来更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存在，她又不得不在政治体制变革上“秀”些安抚人心的“假动作”。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是其中之一。端方与袁世凯、岑春煊、张之洞一起，并称“清末四大能臣”，是清末满族人中少有的开明人士，一度支持戊戌变法。端方惜爱熊希龄之才，大力保荐，熊希龄终于“咸鱼翻身”，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洋。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生命内涵，就像一个练了极高内功的人，终于为他奔突的内力找到了施展的招式。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气。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了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湖南前后三任巡抚都非常赏识熊希龄。三任巡抚中，端方、赵尔巽是清廷倚重的股肱之臣，陈宝箴是维新派骨干，他们的竞相举荐，足以证明熊希龄这位三湘有为之士的才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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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派他人为由拒绝。但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一眼相中了。熊希龄虽力辞五次，袁世凯却没有放过他，非要他出任财政总长不可，指望他这只“凤凰”给濒临破产的北洋政府下个金蛋。

熊希龄被推着就任财政总长，上任后的种种尴尬，超乎他的想象，国库入不敷出，政府岌岌可危。在南京留守的黄兴一日数至的告急电，各省都督接连不断的逼饷函，各省代表接二连三的索款书，纵是熊希龄这样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唯一的办法，就是颠着簸箕东挪西借。1912年5月，唐绍仪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破裂后，熊希龄正式接手与银行团谈判。为解燃眉之急，在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和参议院的“默许”下，熊希龄十分无奈地接受了银行团提出的允许监督财政和军队的苛刻条件，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为此，熊希龄被革命党人齐声痛骂成“卖国贼”。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组阁原则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于是，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这内阁不是浪得虚名，真可谓人才济济：熊希龄为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渴望有番作为，在政治上贯彻资产阶级法治精神，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况且，内阁中袁的亲信也不把熊希龄放在眼里，熊希龄的抱负和宏图，又成泡影。很快，袁世凯原形毕露。他以大总统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时，熊希龄均为副署。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发布的命令，需国务总理副署才具备法律效力。但当时袁世凯独裁之势已成，让熊希龄签字不过是走形式，即便他不签字，也无法阻止袁世凯的独断专行。熊希龄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国人非议，清誉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也是熊希龄一生中最为人诟病之处。

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才华横溢，有谋有略，但与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相比，真是秀才遇到兵，处处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国家稳定，政治清明，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熊希龄的梦想。而在他看来，国家要稳定就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当时的形势，这样的领导人非袁世凯莫属。要政治清明，就只有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总统、内阁和议会按宪法各司其职。所以，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颁布后，他不愿像前任总理唐绍仪一样，因不肯副署而与袁世凯公开决裂，使政局混乱不可收拾。他满心打算袁世凯满足一定欲望后，就会尊重宪法，让他和阁员们按宪法履行职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实际上，当时有这种幻想的人并不止一个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等主张宪政的民国初年大佬们莫不心存侥幸，而袁世凯也窥破了他们的心理，一边屡次承诺“不做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一边另组“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使国会名存实亡。不久，袁世凯干脆扯去这层最后的面纱，解散了国会。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国会解散后不久，熊希龄也辞职下台。

书生到底敌不过政客。事后熊希龄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他对袁世凯委曲求全的苦心，以及受骗后的愤慨，滔滔沱江水，也载不动了。

3

当了袁世凯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在众人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了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他无可奈何地输给了那个乱世。好在上帝总是在合上门时，给人开一扇窗，熊希龄开始筹办管理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的这次转身，源于1917年的一次大水灾。那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熊希龄受命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目睹惨况，不禁潸然泪下。他感慨万千：“希龄服务社会，有十五六年了。从前过的是政界生活，和老百姓隔膜太远，就不知道怎么叫作民间疾苦。自从民国六年办理一回水灾，亲自下去查勘，这才知道农村生活的状况和我们政治界从前的错误与罪恶，就把政治看得淡了，毅然决然把它搁开，实力为社会服务。想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小孩子是人民的基础……只要下些功夫，把他教训好，个个都为健全国民，这是多么要紧的问题呢。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为救济灾童，他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原拟设立五个月。第二年水灾平息后，大部分灾童逐渐被父母领回，但仍有二百多人没人认领。最后不得不设一个永久性场所和机构来收养儿童，于是在北京西郊香山选址建造慈幼院，即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学校，一个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的最大特色，在于推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且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它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陶冶，初中得职业试探，高中得职业专修，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开中国慈善教育先河。尤其是这种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十五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晓，称颂之声，遍于寰宇。慈幼院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自己也大量投入。1932年，他更是家财不为子孙谋，毁家纾难，将全部家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元，以及四十一张房地契、一张矿产股票和一张地契银行存证等多项未计价或无法计价的财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在那个举世财产私有制的时代，他独倡此举，实属难能可贵。熊希龄也因此赢得“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多年后，他的湖南老乡毛泽东也这样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4

熊希龄与妻子朱其慧伉俪情深，志同道合，可惜，天妒红颜，熊希龄五十八岁那年，妻子因病去世。老来丧偶，人生一大憾事。熊希龄悲痛万分，亲书《熊夫人事略》，追述夫人贤淑慈爱的品德和夫妇相伴三十五年的深厚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他以为，此生再不能爱了，只能孤寂到老，却不料，他的生命中出现了毛彦文。毛彦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复旦大学教授，因为情所困，老大未婚。这位“一不好虚荣，二不尚形式，三坦白直实，四不好世俗娱乐，五立志创立事业，六骨肉孝友，七挚爱儿童”的女子，像一道雨后彩虹，绚烂了他的生命。如果说世上有什么是让生命欲罢不能的，那么，爱情一定是其中之一。熊希龄的求婚信很具书生本色，是一首婉约深情的宋词：“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神针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去，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情意浓厚，措辞恳切，既有少年的轻狂和激情，亦有成年人的持重和柔情。他还发动数位亲友登门劝说，仅仅两个多月，他对毛的称呼已由“彦文小姐”，改为“彦文吾爱”，爱情攻势密集猛烈，就算是青年人，也难以匹敌，熊希龄仿佛重回青年时代，他笃信自己给得起她幸福。

毛彦文后来曾回忆这一过程时说：“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经历过情伤的毛彦文，只求得一个好的归宿，一个让她栖息的怀抱，她不想再在情感生活中颠沛流离了。

熊希龄（前排左五）、毛彦文（前排左四）和香山慈幼院

婚后，两人相亲相爱。这迟来的爱情，她和他都倍加珍惜。毛彦文辞去了教职，迁居北平，专心辅助丈夫经营香山慈幼院。从熊氏婚后写的诗词中可看出，他对毛彦文宠爱有加。他有一首自题墨荷《莲湖倾影图》，词曰：“绿衣摇曳，碧波中，不受些儿尘垢。玉立亭亭摇白羽，同占人间未有。两小无猜，双飞不倦，好是忘年友。粉后铅腮，天然生就佳偶。偶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清福容消受。软语娇绍沈酒里，甜蜜光阴何骤。纵与长期，年年如此，也觉时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当时，有人嘲笑这对老夫少妻，白发红颜，一枝梨花压海棠。但熊希龄与毛彦文的婚姻，恰是历尽沧桑后沉稳厚重的深情和酸甜苦辣生活里的一段甜蜜与温暖。

可惜，苍天无眼，这朵迟开的爱情花，只绽放两年，就凋谢了，以为能够相守到老的爱情，终敌不过上天的翻云覆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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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久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聊发起少年狂。熊希龄面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在香山慈幼院发布总动员通告中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向执政者大声疾呼：“即谓热河问题，不仅在军事布置，尤须先行废除亩捐，减轻农民负担，方可收拾已去之民心。”他并没有只动口不动手，1933年4月，他亲自率领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中日局势的演变被他不幸言中，日本人露出狰狞面目，妄图消灭中国。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

淞沪会战时，熊希龄与毛彦文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烧光。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面对亲友的好心劝告，熊希龄义正词严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他不但不躲避，还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他在给儿女的家书中说：“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故决计与妈妈在此办救济也。儿等青年当为国尽忠，以慰老怀！”这封家书可谓字字珠玑，声声震耳。

熊希龄决心奔赴国难，他做好了死在战场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令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全部家产捐充慈善。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没料到，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溢血，黯然而逝，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嗷嗷待哺的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民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他的芬芳，来自精神的端庄、灵魂的高贵和内心的慈悲。在熊希龄故居湖南省凤凰县文星街一座四合院，至今还张贴着蔡元培撰写的一副对联：“宦海倦游，还山小试稚幼院；鞠躬尽瘁，济世愧无老子军。”一言道尽熊希龄一生的悲欢。这世上，总归有懂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