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上的断想

上海人有句俗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有点在小地方里做排场的意思。大概是城市空间狭小，住房条件也比较差，但上海人一般讲究生活排场，虽然住房面积不大，全套家具却省不掉，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一张榻榻米既可当床又可当椅。十年前青年结婚能有个八平方的亭子间做新房，已经是值得羡慕的了，可所谓“三十六只脚”还是必须满足的，床是床，椅是椅，沙发是沙发，一样也不会少，宁可家具把人挤得无法转身。后来上海人的住房条件渐渐好转，也有住公寓也有买别墅，我去过几家，感到奇怪的是房间面积大了，家具还是这几件，不过是床放进卧室，沙发放进客厅，显得空空荡荡而已。

不知为什么，当我坐在电脑前面想写出关于今日写作的精神立场的感想时，突然想到了上面这个不伦不类的比方。人在朝世纪末走，世纪末就像一道门，仿佛这一百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必须有个结束似的，连百年前戊戌变法谭嗣同喋血菜市口现在也有了结论，叫做“激进主义”，据说其祸害流传了整整百年，如今告别世纪末也就是要告别激进主义，从此知识分子可以平安地过日子。这大概是当前“世纪回眸”成了热门话题的原因之一。要说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型而来，也就是这一百年的光阴，在丧失了传统的“道”以后，他们汲汲地奔走于庙堂、广场、民间三大政治文化空间，上下而求索，无地而彷徨，于庙堂或迎合或抗争，于广场或呼唤或拒斥，于民间或启蒙或回归，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将聪明才华毕其功于一役，以求三大空间合而为一，建设起一套囊括中西贯通古今的新道统，来继士大夫的绝学。但似乎其功也微，其业也小，未见得有大起色。于是乎才想起作为一个现代人，哪怕是读了一些书，懂了一些理的人，首先还是应该先有一份解决温饱的劳动职业和一个让你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工作岗位。我把职业与岗位分开来说，是为了强调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因为从事精神劳动的知识者毕竟有超于衣食行住的人文理想，不是当个名作家或名教授，多住几间房或者多拿一些津贴就能满足的。

当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劳动职业与工作岗位能合为一体，你的劳动里渗透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你的职业也不仅仅为你提供了一个领工资的单位，同时还为你建立起知识分子履行其历史责任的工作岗位。我前年在日本访问时，汉学家木山英雄教授对我说，他看到我关于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文章，想起了岗位一词所含的军事意义，产生过一种悲壮的感觉。但劳动职业与工作岗位又毕竟不是完全相等同的一回事，前者包含着换取生活资料的生存意义和前提，后者属于精神层面的主观战斗精神，有时两者并不那么统一，一旦为了生存环境的改善，放弃以致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恐怕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生存环境较优的状况下，为了考虑如何不致失去这环境还需要有意识地做一些背离人文理想的事情，这要比没有意识到还尴尬。有时偏要做出一种知识分子状来，这就不是悲壮，而变得滑稽了。——这些想法，是我阅读了舒芜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回归“五四”后序》后产生的感想，舒芜先生以历史见证人的立场详细回顾了自己在1949年以后改变原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沦落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精神变化，特别是对50年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如何自觉地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并以集体主义的力量反过来压迫甚至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我读后真是大开眼界。余生也晚，对于“文革”时代的群众专制运动和所谓“斗私批修”之类的小组会的学习方式虽是知道一些，但因为一向不曾认真对待，也就无从知道其可怕到什么程度。而舒芜先生要告诉我们的是其流之源，即在50年代初的极其和风细雨的环境下，一个大写的人的灵魂是如何生锈的。我建议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应该去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再认真想一想，我们今日是否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舒芜先生是安徽桐城人，自幼就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在“五四”的各种思潮里学习成长，青年时代人生道路上又遇到胡风那样的师友和知音，从胡风和其他朋友身上能够直接感受到“五四”传统和鲁迅人格精神的最生动的例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怎么在短短几年里自觉地写出彻底否定自己、并把朋友推到一个万劫难复的灾难里去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这个公案历来已有许多文学史家在研究，解释各异，现在舒芜先生自己出来现身说法，不是忏悔，但我觉得比忏悔更令人惊心动魄。说其惊心动魄的，也不是指其后来引起的一系列近于罪恶的后果，而是让人感受到其最初思想感情及其立场发生变化的一刻：舒芜是如何与胡风们分道扬镳的。所以，这篇长文中第九、第十两章是很值得细细阅读的。舒芜先生一开始就强调了环境不同造成了他与朋友们的隔膜。当时胡风和他的主要朋友都住在京沪津等大城市里，那里的“文坛”主流，即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正是30年代以来与胡风相对立的宗派主义者，他们是以权力与宗派情绪结合在一起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使胡风们被推到了一个与权力中心相对立的逼仄处境，这当然非胡风所愿，但这种处境无疑更加激发起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战斗热情。而舒芜身在蛮荒边地，那儿的环境要简单得多，他再三强调他在广西是“被当做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舒芜将“社会政治活动家”与“待改造的文艺界”对立起来也许是无意的，却表明了庙堂意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正在发生作用。现代知识分子在坎坷的人生途中所追求的诸种朦胧意向中，或许最深沉的依然是庙堂的青睐，当自己不知不觉地徘徊在庙堂门口的时候，他的精神立场也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倾斜。其实在当时，广西的文艺界并非处处是花好月圆，别的不说，大名鼎鼎的诗人梁宗岱就在那时候差点被当地的土皇帝迫害致死，连胡乔木出面营救都费了一番周折，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处境之险可以想象。但舒芜却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感到了如鱼得水，虽然他马上就会为这种窃喜付出代价，但在一时间，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侧身庙堂的好处：可以成为时代的主人，可以安心地过日子，同时也可以参与改造别人的活动，甚至操别人性命的生杀之大权。他的前面没有对手，也没有任何压力造成他的心理阴影，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中国士大夫的庙堂意识中还必然带有知恩图报的传统，既然皇恩浩荡，他又怎么能不献出些见面礼，如《三国》张松投刘备先要献地图，《水浒》林冲上梁山先要献人头，舒芜虽然是在新文学的传统中发展自身，这点旧规矩是明白的，所以，他献出了师友们的信任和安全，干脆批判起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来了。

这里说了环境对人格改造的可怕影响。如果舒芜当时生活在京沪津等大城市里，同样感受着被“文坛”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和压迫，他也许会承受比胡风、路翎等人更大的压力；如果有师友们的互相砥砺，他或许更多的是接近“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而不是小地方土皇帝们的权力腐蚀，那么，即使他个性软弱和求助教条，大约客观上也未必会有让他献人头的机会。当然，作为知识分子的舒芜发生这样的精神逆向转变还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所致，还有思想认同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舒芜在强调环境使人变化的同时还强调了另一种思想认识，通俗地说，是他认识到“老干部手中有真理”，他说：“再进一步看，谁的手中最有真理呢？当然就是人民国家将真理‘发以为刑政’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党政各级的领导人和干部。不问他们的个人水平如何，他们的岗位，决定了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从领导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我读到这里，真是生出一种多年污秽的阴沟一下被疏通的痛快感，过去回忆反右运动时强调“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对党”、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谬论、大讲“卑贱者最聪明”，都没有像舒芜先生那么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来的问题实质：权力就是真理，谁手中掌握了权力，谁就是真理。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似乎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它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传统。鲁迅早就说过，他们乡下的农民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因此，那些要把诗人投入大牢施以极刑的土皇帝们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螺蛳壳虽小，道场却不小呢。

舒芜先生写这篇长文是含有清算自己的意图，他用反省的心情回顾了这一灵魂生锈的精神历程，作为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我以为是可信的。但是由此也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位远离京华，蛰居岭表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他在1949年的行为与舒芜正好相反，他是主动拒绝了回京之路，在遥远的岭南住定下来，以废残之躯圆“续命河汾”之梦。显然，陈寅恪的河汾之命不同于隋代的大儒王通，王通苟性命于乱世，设教席于黄河汾水之间，为朝廷培养出一大批庙堂之材，据说后朝唐代开国功臣房玄龄、魏徵等均出自其门下；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先生，却在新朝开国之际，率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旗，提出知识分子应该续命河汾的思想，也就是要知识分子分清庙堂岗位和民间岗位的区别，坚守好自己的一席之地，从事学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尽管后来种种奇数，使一代学人之魂也只落得“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悲凉境地，但他终究是为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专制体制下安身立命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陈寅恪先生所坚辞的东西，正是舒芜先生梦寐以求的；陈寅恪先生所坚守的，正是舒芜先生所不屑和不齿的，所以一个在岭南能够实践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理想；一个却在蛮荒之地被土著们的权力所腐蚀，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灵魂。一个之所以辉煌就因为他对知识分子的现代使命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解和操守；一个之所以沉沦是因为虽有学问与聪明却从来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灵魂，不过是环境下面的随波逐流而已。跳开舒芜先生的惨痛教训不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上，在现代知识分子当中，这样的螺蛳壳又知多少？

说到这里再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门槛并不少。1937年抗战是一道，1949年又是一道，1966年和1976年似乎也是，而今天，我们身处于世纪之末的一天天临近，这道门槛也快横在我们的面前了。但对于我们今日所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其精神立场到底能不能从螺蛳壳里跳将出来，以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为安身立命之本，在民间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履行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也是难以预料的。原来我总以为，像舒芜先生那种遭遇只是历史开的玩笑所致，以后的人，尤其是像我们经历过“文革”灾难的历史见证人，大概会有比较清醒的理智来选择自己的道路，不会再犯舒芜先生当年所犯的错误了。可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难以相信了，大约是有螺蛳壳那样的生存环境，恐怕无聊的道场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吧。这也是源远流长的事。

原载《莽原》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