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的文献学问题再探究

刘秀萍(120)

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马克思开始了新的探索。由于处于哲学思想的变革过程当中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写作和留存下来的是谜一样的文稿和笔记。如果不对马克思当时的活动情况进行考察和梳理、不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写作过程和原始情形做出考证和甄别，而仅仅根据别人编辑而成的文本对其内容进行抽象的解读和发挥，进而做出概括和评论，是不可能客观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思想状况、论证方式和观念变迁的。换言之，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及马克思著述的实际情形，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与狭隘。

反思过去我们对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可以说这一方面的教训相当深刻。在西方，1932年由于三个笔记本首次发表，引发了把马克思思想单纯做“人本主义化”的解释方式，进而形成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1983年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现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现在看来，这些重大的理论事件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们确实吸引了更多的论者关注这一文本，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整个“巴黎手稿”(121)最基本的考虑。

这样，在展开对“巴黎手稿”内容的详尽解读和思想的深度阐释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其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计有：“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著述叫“巴黎笔记”、有的则称为“巴黎手稿”？二者区分的依据何在？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写作次序如何？不同的排序会影响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把握吗？“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况？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部分，应该有哪些内容呢？本文谨根据权威的文献材料并结合笔者的判断和推理对以上问题一一做出厘清和分析。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

任何理论的创立都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理论创立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它构成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已有的思想材料，它是理论得以建构的学术基础。“巴黎手稿”亦如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他的生活境遇、他所接触到人和思想、所从事过的活动，都是他创作“巴黎手稿”不可或缺的背景和资料，因而也是我们研究“巴黎手稿”必须要首先关注的内容。

1843年10月底，在因“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辞去该报编辑7个月之后，马克思和新婚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迁居巴黎，居住在位于塞纳河左岸市区的瓦诺街38号。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就是指从此时到1845年2月初他移居布鲁塞尔之前这段大约15个月的日子。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接触

按照阿·卢格的说法，当时广阔的巴黎谷地是“新世界的入口”、“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122)年轻的马克思来到这个崭新的天地里，与此前在“《莱茵报》时期”深受“苦恼的疑问”的纠缠因而备感郁闷相比，他踌躇满志，干劲倍增，不仅要创办新的期刊《德法年鉴》，实现自己“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夙愿，而且力图完成他一生中重要的观念变革、学术转向和思想建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利用巴黎作为当时世界社会运动中心的优势，积极投身巴黎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对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感性的、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德国、对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辨哲学有深刻了解并开始深入反思，因此，在对法国社会运动的考察中，他又力主把法国的“心脏”和德国的“头脑”结合起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当时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德国，1789年和1830年发生的社会革命使得法国资产阶级战胜了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而取得了政权。然而，资产阶级领导层却是由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等所谓金融贵族和铁路、煤铁矿、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大土地所有者所构成的一个集团。他们把国家政权当做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力图把中产阶层和无产阶级排除于国家管理之外。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迫使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化”了的小手工业者和中产阶层日益积极地起来反对他们。在实际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仅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渐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在巴黎的马克思不仅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传统，而且有了直接接触无产阶级的机会。大约从1844年4月开始，马克思同被流放到巴黎的伦敦共产主义者创立的秘密社团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成员有了交往，同时他也接触了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123)据普鲁士国家档案的资料记载，在1844年5月到1845年1月底，马克思经常出席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文桑街举行的公开集会。关于集会的情况，警察局的一份报告里是这样描述的：每个星期日“常常有三十，一百或二百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外他们租下来的一个酒商的一所房子里集会。他们发表演说，公开宣传杀死国王，废除一切财产，惩办富人等等。“几个阴谋家”在那里把那些贫苦的德国手工业者“引入歧途”，他们试图“不仅把工人，而且还把年轻的商人、商业代理人等等拉入共产主义运动”。(124)

除了同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外，马克思同民主主义运动也有接触。例如在1844年3月23日，他同卢格、贝尔奈斯、李宾特罗普、巴枯宁、格·米·托尔斯泰、波特金、勒鲁、路易·勃朗、皮阿和舍耳歇等人一道出席了讨论民主宣传问题的“国际民主宴会”；在1844年7月底，他又同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撰稿人魏尔、贝尔奈斯、亨·伯恩施坦等人密切来往，因有感于该报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从这年的8月开始到年底，即到该报被封闭时为止，都为这个报纸撰稿，并愈来愈积极地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二）“思想交往”的新空间

巴黎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直接接触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最广阔的机会，这个被誉为“思想的弹药库”的地方还为他拓展了了解各种先进思想和思想者的新空间。在巴黎的短短15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作为工人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和民主主义者以外，先后和马克思有过私人交往的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和社会名流有：革命诗人海涅、伯爵亚·采什科夫斯基、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科伦的罗兰·丹尼尔斯、荣克、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前进报》撰稿人格·维贝尔（医生）、空想共产主义者巴枯宁、威·魏特林、民主主义者卡尔·格律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路易·勃朗、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等等。

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同马克思有过长时间的、密切的合作。比如，著名诗人海涅是马克思在1843年12月底通过卢格结识的，马克思不仅十分欣赏他的才能，而且特别看重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天才的洞察力，而海涅尊重马克思不单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而且认为他在艺术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才情。因此，海涅和马克思之间以至扩展到两个家庭之间都保持着亲密的交往。此外，被马克思说成是法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蒲鲁东也是一样，他居住巴黎时期经常和马克思会晤并彼此就黑格尔哲学展开“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关系由此特别密切；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在1844年的3月到5月间与马克思也建立了友谊关系；至于在马克思眼里是德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巴枯宁，在1844年的秋、冬季也与马克思经常会晤(125)。

与朋友们的个人交往和友谊，充实了马克思的生活、扩展了他的视野、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他的思考，但很自然地，在日益了解了各自的思想状况和致思路向的情况下，彼此之间逐渐产生龃龉、矛盾乃至冲突和对立，对于视政治立场与理论观点为自己的生命的马克思来讲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他切中肯綮地意识到海涅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兼同情、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妥协、巴枯宁“半通不通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海尔维格始终一贯的自由主义信念等等，所以，在巴黎之后，马克思和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就渐行渐远了；几乎是同样的原因，在这一年的3月26日，马克思写信给多年好友加同事、“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分子”卢格，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无论如何，与这些思想家曾有过的交往无一不在马克思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探索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

在所有的交往经历中，1844年8月28日前后恩格斯在从英国到德国途中到巴黎拜访马克思时两人共处的10天，对马克思来说是最为珍贵的。在这期间，他们不但一起拜访了法国文学泰斗格·米·托尔斯泰，马克思还决定推迟付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的准备工作，而和恩格斯磋商出版二人合写的驳斥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著作《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后来定名为《神圣家族》）的计划，恩格斯当时就完成了自己承担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迅速的、深入的了解，使他们几乎同时欣喜地发现，两人在一切理论领域的观点竟是那么的一致！9月6日恩格斯离开巴黎，10月12日前后马克思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封信，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了无论对于他们两人还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来讲都异常精彩且具有非凡意义的共同工作，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三）阅读、摘录与写作

显然，不论是和法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现实接触，还是与思想家们的交往，都是马克思为深入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创立自己独特的超越这一现实的理论而所做的准备。在1843年1月《莱茵报》停办的时候，马克思就谈到，到国外去就是“想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1843年9月他在一封写给卢格的、后来在《德法年鉴》发表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立场，他写道：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26)本着这样的思想和立场，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后，在接触工人运动并以极大的热情与诸多思想家进行交流的同时，更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有关历史和经济方面书籍的阅读、摘录和研究当中。在巴黎15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刚去的第一个月和1844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时间外，其余至少13个月中马克思基本上没有中断过读书与写作。

和马克思交往颇深、且留存下诸多往来通信的卢格认为，马克思“头脑里有一项政治计划”，并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是：“马克思想首先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然后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最后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127)所以，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首先研读的是有关法国当代革命史的书。早在1842年7月到8月，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研究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马克思就已经读了一系列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并做了摘录。这其中有：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当马克思来到巴黎以后，他的眼光就迅速转到了法国当代的历史上来。为什么马克思这么青睐法国史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所总结的，法国“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28)。

1843年底和次年初，马克思又先后研读了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路韦的《回忆录》、罗兰夫人的《告后辈书》、蒙格亚尔的《法国史》、德穆兰的《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此外还有官方的议会报告、定期出版物等等。为了撰写国民公会史，他还研究了巴贝夫的著作，读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此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应该由对社会的“副本”（Kopie，Копии）批判转向“原本”（Original，Оригинала）批判(129)的马克思真正开始了这一思想进程。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述的影响下，从1844年3月起，马克思就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和写作工作。大约到8月底，他共研读了亚·斯密、李嘉图、让·巴·萨伊、西斯蒙第、比雷和佩克尔等人大部分著作，以及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威廉·舒耳茨的《生产运动》、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等单篇著述，并做了摘录和笔记。而在体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又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这特别体现在原来大段摘录他人著述的笔记本上，评论性的意见渐趋增多，到后来甚至发展为其个人思想的长篇阐释、系统论证和发挥。这样他便有了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约在4月到5月，他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巴黎手稿”中的“工资、利润、地租和劳动异化”部分，但没有写完。约5月至6月他又续写了一部分，还特别意识到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

然而，由于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杂事的不断干扰，使马克思不能长时间连续地潜心读书，原来设想的两卷本的撰写计划也时断时续。比如，前已提及因在观点上的分歧导致的公开的冲突，3月26日前后马克思写信给卢格，声明同他断绝任何关系；鉴于在各报上出现的种种谣言，马克思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德法年鉴》不能继续出版的声明；5月1日，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也诞生了；6月底和7月中旬，他给荣克写了两封信，尖锐地批评了布鲁诺·鲍威尔从1843年12月起出版的《文学总汇报》；7月28日到31日他写出驳斥卢格的论战性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8月3日前后收到荣克寄来的几期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上面载有一篇针对马克思的文章《1842年》，荣克也在信中敦促马克思反驳鲍威尔，因此他决定予以驳斥，在9月初到11月初大致两个月的时间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作《神圣家族》一书，11月底马克思就将手稿寄给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勒文塔尔；此前的8月15日前后，他还写过《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最新官样文章的说明》一文；《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和报刊上发布的科布伦茨总督责令边境当局逮捕他的消息也令他不能安心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

基本上可以说，只到11月底这种杂乱的情况才告一段落。其时马克思才又进入了规律的写作状态，完成了前一段没有写完的“工资、利润、地租和劳动异化”部分，并打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还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和批判；撰写了“巴黎手稿”尚未完成的序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2月又为《德法年鉴》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

从1844年12月到1845年1月11日法国内务部下令驱逐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的其他撰稿人出境为止，马克思又一直继续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并在1月底和在巴黎的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治商谈了出版两卷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宜，1845年2月1日签订了出版合同。

从马克思一生来看，现实中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往往是激发其读书兴趣和圈定读书范围的最初因素，而对所读的著作，他又会首先依照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或做细致的摘录或进行简要的评注。同时，其中重要的概念、关键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已有的理论中与他体察到的现实情形不相吻合甚至是相矛盾的地方，均会引起他特别的关注。以至于他不是阅读更多种的著作以进行对比和辨析，就是给出逻辑的推断和论证，最典型的是就此展开他自己的较长篇幅的阐述。这个过程既是他借助别人的理论而提高自己对许多复杂问题的认识的过程，更是他在这些问题上对别人的理论与认识的超越过程。更多的时候，这个过程还会以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对同一本书的再次研读和摘录、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的或更深度的探究，在他那里都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因此，遭逢现实问题→阅读并研究别人的著述→对别人的理论和思路进行分析与批判→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且力求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遭逢新的现实问题→……这大概就应该是马克思的读书、思考与写作的逻辑。

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知道，“巴黎时期”马克思写作、留存下来的著述是丰富的，同时也显得较为杂乱。那么，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甄别、清理和分类，就成了客观地把握和再现这些著述中所记录和表述的复杂思想所必须进行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前提性工作。

（一）两种类型的著述及其划分依据

与过去学界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在这里根据马克思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将其“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几乎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或者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当中则有马克思自己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他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

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而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

原来之所以把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撰写的三个笔记本称为“巴黎手稿”，主要是由于在1932年被编入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时，编者为了方便而将其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缘故。而那时，“巴黎时期”的其他著述（包括笔记和其他手稿）还没有找到或者根本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然而，随着后来马克思大量摘录笔记的公布，我们即得以对留存下来的这些笔记本的内容进行甄别，通观马克思其时的九本笔记本，不难看到，原先被归入“巴黎笔记”的“穆勒评注”，较之马克思的其他读书笔记，有着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首先，“穆勒评注”中更多地是马克思正面的思想阐述和理论论证，而不是笔记形式的摘录或者抄写中间夹杂些许的评述。“穆勒评注”译成中文约3.1万余字，而其中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有将近1.3万字，占到了整部著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在九本笔记本中是绝无仅有的；再者，从MEGA2列出的时间表来看，“穆勒评注”的写作是在1844年的夏秋之际，而这又正好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时间——1844年的4月到8月前后相伴，甚至是重合的；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所阐发和论证的观点贯通起来考量，马克思在后者中对“异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对私有制产生原因更加深入的探究等都昭示我们，二者之间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前后相续的，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展现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全貌与观点的变迁。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关联”（即把“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为一类，并称为“巴黎手稿”）和“区分”（即把正面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思想的“巴黎手稿”与主要摘录和抄写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相区别），将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正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思想的原始状况、研究进展和走向。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上述区分也是相对的，就是说“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同样属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它们都是他出于弄清并且阐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广泛阅读并创造性地掌握同时代及以前思想家的思想和观点，同时结合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而结出的理论果实，因而二者无论是在目标旨趣、思想议题、还是哲学观念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相互佐证、彼此补充，完整地呈现着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状况。本书将二者区分，一是为了凸显“巴黎手稿”较之“巴黎笔记”，马克思关于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先贤的理论构架和致思路向，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并且在传承、批判和重构中，他正在实现着思想的嬗变；二是为了强调马克思所论述问题的针对性，从而有意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最富有创建的成果上面。

（二）大量而广泛的摘录笔记及对经济学著作的关注

1988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二、三卷中刊登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全部摘录笔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先后共阅读、摘抄和详细研究了至少15位思想家的不下19部著作。依马克思所做笔记的时间顺序，涉及的著述主要有：勒奈·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威廉·舒耳茨的《生产运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失望，或李斯特博士的生产力哲学，附一篇来自乌托邦的祷文》和《论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色诺芬的《色诺芬著作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思想的要素》和《论意志及其作用》、吉约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欧·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等。

另外，1932年出版的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刊登的马克思的札记显示，他这一时期可能还阅读了比埃尔·勒·培桑·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詹姆斯·兰德达尔的《自然财富和国民财富研究》、约翰·劳的《货币和贸易论》、卡尔·沃尔弗·甘格·克利斯托夫·许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等著作。

这篇目众多的“巴黎笔记”是从摘录雅各宾党人和国民公会议员勒奈·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开始的。早在克罗茨纳赫所作的笔记中马克思曾就世界历史方面的问题作了摘录，来到巴黎后，他想要继续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因此，“巴黎笔记”中的这些摘要可以说是连接“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的中间环节。

据阿尔诺德·卢格在1844年5月20日和7月9日给德国政论家卡尔·摩里茨·弗莱舍的信中所言，马克思在研究勒瓦瑟尔著作的同时，已经决定写一部关于议会史的著作。因此，他对法国历史、法国革命史尤其是对法国革命高潮时期——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政体之后雅各宾党人和吉仑特党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特别感兴趣。在他的笔记中，他不但一天不落地而且逐字逐句地摘录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中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5月雅各宾党人和吉仑特党人之间的争论，而且两个党派的纲领和政策，以及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还成为了他的关注点。他认为，吉仑特党人的“实践局限于报告和演说”，“这使他们成为不受大众欢迎的人”，取得政权的吉仑特党人又竭尽全力企图扼杀人民的力量和首创精神；而雅各宾党人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看到了人民中“唯一的行为的动机”，“唯一的对外和对内的反抗力量”，因而雅各宾党人是“人民群众党派”，它拥有的是“强壮的穷人和坚强的忠诚之士”。正是不断高涨的群众革命积极性，他们在推翻君主政体以后对吉仑特党政府的日益不满导致了革命的雅各宾专政的建立，这个专政通过公社，特别是通过由坚强的人民群众组成的巴黎公社而实现了。(130)

或者是马克思打算写一部关于议会史著作的计划未能实现，或者说马克思有关国民议会史的文字没有能够留存下来，因此我们在现有的资料中不能找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相对集中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他对国民公会史做了相当的研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在1844年8月7日的《前进报》上马克思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其中有他对国民公会的概括：“国民公会是政治能量、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131)另外，在之后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利用了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中所研究和摘录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材料。

当然，在“巴黎笔记”中占中心地位的当属马克思对经济学方面著作的摘录。在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有过这样的表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32)在克罗茨纳赫研究历史期间他再次遇到的经济问题，以及到巴黎后的活动和理论方面的认识，更是加深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进程中作用的认识。因此，马克思越发关注经济现象和问题。从1844年春起，马克思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及评论成了“巴黎笔记”中最主要的部分。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才促使马克思实际上去研究经济学的。这一著作是恩格斯为《德法年鉴》撰写，由马克思帮助发表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43年11月就把它读完了。而在“巴黎笔记”的一个笔记本上，关于这一著作的简短摘要显示的时间却是在1844年夏天，这就是说，马克思是在读过这一著作半年以后才写了关于它的笔记。可能的原因是，马克思当时对在书中出现的、恩格斯与之争论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不甚了解，所以不能马上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做出恰当的评价。而在1844年的夏天，马克思基本上已将大多的各类经济学家的著作读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恩格斯在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并在恩格斯理论的启发之下来写作“巴黎手稿”。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是马克思比较早就看过的著作。可能在最初读这部书时，他只是做了大略的浏览和简要的摘抄，借此弄清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与基础理论，直到1844年春与他所读过的另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加以比较之后时，他才又对斯密此书做了详细的摘录而且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论。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读的是法文译本，在做了摘录之后，他还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都亲自译成了德文，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他对书中所援引的材料的理解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显然，对于初涉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来讲，他所持的态度是相当认真而且谨慎的。阅读各种经济学著作自然是应他解答自己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自己所关注的议题的答案之需，但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地去做这些事情，而是首先让自己通过这些经济学著述去熟悉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1844年春他对萨伊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详细摘录、对弗·斯卡尔培克著作《社会财富的理论》所作的简短摘录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而同年夏天对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思想的要素》的摘录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巴黎笔记”中显示，马克思还以这样的方式摘录了包括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货币主义信徒以及“最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等的观点。

随着对经济学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熟悉，马克思摘录笔记的数量大幅增加。不仅从学科意义上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说史、经济史以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理论、体系和问题在内的经济学著作都进入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且从所摘录著作的范围来看，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以及后来马克思在德国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著作，也都悉数成为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学的比较也是他非常注重的。比如在1843年底到1844年初，马克思就首先阅读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后他便紧跟着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威廉·舒耳茨的《生产运动》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等，这些著作和思想之间或互相补充或彼此对立的关系使马克思受益匪浅。

大量的、对比的、甚至是反复的阅读和极其认真的摘录，加之马克思勤奋的思考，毫无疑问使马克思对经济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见解日渐深刻。这表现在他对所读著作的评论性文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笔记当中。在对斯密的著作的阅读中，他就做了详细的摘抄，到1844年4、5月撰写笔记本Ⅰ时，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三栏来摘录，并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译成了德文，又加上了评论和注释；夏天他在读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和吉约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的时候，也做了和斯密的著作一样的摘抄，也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译成了德文，同时也加上了较多的评论和注释。这种情况到他1844年秋天又一次并且是正式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摘录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如前所述，他由穆勒原书中的议题引申出去，用长篇论述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观点，这在整部“巴黎笔记”中是最多、最集中和最显眼的。

（三）从“笔记”向“手稿”转换的轨迹

如果说，根据原书的篇章结构进行详略不一的摘录与抄写原书的相关论述，都表明了马克思是怎样深入地研究了各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哪些问题特别引起他的关注，那么，他在笔记中所加的少则寥寥数语、多则达上万言的评论或者批注则意味着他要在反思与批判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换句话讲，马克思是要经由继承并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遗产来开始创立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一点在整个笔记中都清晰可见。例如：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写下了后来在“巴黎手稿”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观点：“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133)

对斯密力图说明交换和分工产生财富的论点，马克思则做了如下的评论：交换和分工——在斯密看来是财富的决定性前提条件——的产生和相互关系是徒劳：“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134)这个议题后来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做的评注中，马克思写道，李嘉图和萨伊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每一笔资本都得适当的使用，那么竞争和由此产生的破产、商业危机等等又从何而来呢？”“如果每一笔资本都得到利润丰厚的、不被人占有的使用，那么，这些精明人怎么会自行破产并使他人破产呢？”(135)

针对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的卑鄙在于，在被私有财产敌对分开的利益的前提下研究问题，却似乎利益并没有分开，财产仍然是公共的。从而它证明，我消费掉一切，你生产出一切，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消费和生产处于正常状况。”(136)

在对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还对一些关键的经济学概念，比如价值、货币、信贷、生产力等进行了集中的思考。他的思考往往是把同一概念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的意义拿来做对比，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发现价值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而且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于是，他便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刚开始，他读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斯密的著作，记下了他们对价值的理解和界定，而在读过李嘉图的著作后，他就自觉把这些人不同的价值概念进行了比较，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137)而且，在发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大纲》里同样也对不同经济学家的价值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时，马克思就把恩格斯的相关比较也收进了自己的摘录中。正是对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的不断追问，加之在同一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比较，马克思从“巴黎时期”起先全面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经逐渐思考又放弃了对劳动价值论的全盘否定（体现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所作的摘要中），最后在“穆勒评注”和《哲学的贫困》中肯定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同样，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讨论的国民经济学和生产力问题也使马克思特别感兴趣。为此，他对李斯特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其中，李斯特提出了国民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两个概念，他将国民经济学的使命定位为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奋发向上的具体建议，而把亚·斯密的经济理论算做世界主义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讲，李斯特提出国民经济学问题是否定了国民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般规律性。再者，被李斯特看做是理论体系的顶点的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本是他用来替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这也是马克思颇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巴黎笔记”中他详细记录了李斯特的论述，但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我们在后来的“布鲁塞尔笔记”马克思所加的一段小评论(138)中才得以看到他与李斯特及其理论的关系。

还有，私有制和由私有制引起的竞争及无政府状态对无产阶级的状况有何影响？无产阶级由此而处于怎样非人的境地？即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也是马克思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在巴黎期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写道：对国民经济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只在于必要的生产费用，而工人只是为生产纯收入，即为资本家争取利润和为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而且必然始终是劳动机器，而在这机器上只花费为保持它运转所必需的资金”。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活的劳动机器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争取利润，并尽可能地多得利润。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西斯蒙第的评论：按照由李嘉图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如果英国国王通过在全国使用机器能得到同样多的收入，他就不需要英国人民”。(139)

以这个问题为契机，马克思又将李嘉图与萨伊和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作了比较。他指出，萨伊和西斯蒙第之所以批判李嘉图，是因为李嘉图的观点把经济科学说成是无情的和毫无人性的科学。但是，萨伊和西斯蒙第两人反对的基本上只是“国民经济学真理的一些犬儒主义的用语”。而李嘉图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同工人的关系，因而也就消除了关于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有可能达到一种按人的方式生存的任何幻想。马克思写道：“西斯蒙第和萨伊必然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将出来，反对非人的结果，这对国民经济学来说，证明了什么呢？无非是证明，人性存在于国民经济学之外和非人性存在于它之内。”他把李嘉图的观点看做是正确的，正像他说的：“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李嘉图的观点是正确的和前后一贯的”。(140)这样的观点在“巴黎手稿”中成为了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观点。

除了在历史学、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寻找和发现自己迫切需要的理论外，马克思还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探寻理论的源泉。在“巴黎时期”的最后阶段，他读了西斯蒙第的追随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从这部著作的摘录中，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马克思对法国人沙尔·傅立叶和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的著作以及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等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献是非常熟悉的。早在“《莱茵报》时期”，由于该报登载了一些论及社会问题的短评，就被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攻击成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于是，马克思写了一篇尖锐辛辣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驳斥了这种恶意的指责。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明确肯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有其存在的理由，虽然在当时要在现实中践履共产主义思想还不过是空想，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需要如此认真对待的问题，“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41)。所以，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就立刻购置了包括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来悉心阅读。这些著作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列举了具体的控诉材料，但他们为社会改革提出的空想主义方案却令马克思失望。

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当然也有上述的缺陷。但书中可靠的文献根据和丰富的实证材料正好给“巴黎时期”的马克思提供了他一直以来思考的现代社会无产者贫困状况问题的有力的证据。因此，马克思对它给予了重视。比雷提供的材料不仅涉及英国无产者的贫困状况（这些马克思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已经知道），而且还包括欧洲那些同样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并随之出现劳动者贫困化的国家的材料。比雷利用了很多研究者的调查数据，如英国人艾利生、伊登、凯夏特沃斯，法国人维尔纽夫巴尔热蒙、波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帕朗杜沙特尔、维洛、维莱梅等人的研究。他还利用了许多官方的统计参考书，如英国议会委员会关于穷人状况的报告、法国的社会救济报告等等。马克思把这些文献来源一一记下来，以便日后能进一步研究它们。马克思在对比雷著作的摘录中一开始就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人的贫困是伴随少数人的财富而来的必然现象，无数财产积聚在一小撮占有者手里是同广大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和道德堕落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贫困及其后果是财富的代价”。这时马克思还注意到比雷著作中研究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问题的那一章，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关注这一问题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巴黎笔记”。马克思所做的这些摘录按其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劳动者贫困状况的实例说明，第二部分是评价统治阶级对群众的贫困所采取的政策，即从第一个

“济贫法”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相应措施。从有关第一主题范围的摘录中，马克思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劳动阶级的贫困状况会导致犯罪增加，身体变为畸形和道德堕落，并记下了比雷著作中的话：“道德状况”是“身体状况的结果。这两种贫困是互为条件的”。(142)马克思在对比雷著作的摘录中抨击了这种社会，就像他在“巴黎手稿”中所强调指出的，这样的社会为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生产“兽性般野蛮，需要的极其粗糙的抽象的简单性”，并使工人“成为麻木不仁和没有需求的生物”。(143)

属于第二主题范围的摘录鲜明地昭示出了统治阶级同劳动者之间的真正关系。比雷在其著作中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为消灭贫困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没有结果的，它们只是减轻了“极度的贫困”，尽管官方作了一些努力，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贫困仍是有增无减。因此他得出结论：“劳动阶级中开明的一部分越贫困，”“这部分人就越不安分，越好争辩，越不听天由命。”(144)比雷还报导了工人试图为改善他们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包括建立自己的组织），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把这些事实，还有比雷关于反对工人结社所制定的第一个法律措施——1791年列沙白里哀法的描述都记入了他的笔记本。

从马克思在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文献方面的笔记考证来看，马克思的研究无不显示出逐步深化、思想渐次独立化的轨迹，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巴黎笔记”向“巴黎手稿”的转换过程。

当然，现在留存下来的“巴黎笔记”很可能远远没有包括马克思在当时所涉及的全部著作，以及对这些著作所做的相关笔记，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所说的，“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45)

三、“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

在对“巴黎笔记”的甄别中，我们基于“穆勒评注”之与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其他笔记的特殊性而把它从中撷取出来，与通常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放在一起统称为“巴黎手稿”。那么，这“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在确认马克思是借穆勒经济学著作中的某些概念和原理，阐发他业已成型的思考的前提下，要求我们尽可能厘清“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之间写作的前后顺序：到底是“穆勒评注”为“三个笔记本”的写作做了准备（即“穆勒评注”写于“三个笔记本”之前）还是马克思在写了“三个笔记本”之后再重读穆勒的著作时又有了新的认识然后才写了“穆勒评注”的（即“穆勒评注”写于“三个笔记本”之后）？抑或是在写了“三个笔记本”的某些章节后接着写“穆勒评注”然后再接续完成“三个笔记本”的其他部分（即“穆勒评注”写于“三个笔记本”中间）？后一个问题又延伸出的疑问是：“穆勒评注”是在“三个笔记本”的哪个部分完成后写作的（即将“穆勒评注”放在“三个笔记本”中间的哪个位置）？

我们先看国外马克思学界的几种观点，再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拉宾说”：“笔记本I→‘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III”

苏联的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尼·伊·拉宾（Nikolai.I.Lapin）1969年在《德意志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收入三种来源的对比分析》的论文。其中论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研究的阶段划分。第一阶段的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开启了马克思“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先河。

拉宾认为，马克思的研究习惯是先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进行摘录和评注，然后再依据这些笔记阐发自己的理论。因此，他确立起了一个考证手稿写作顺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依据这一部分中出现的“笔记”内容的时间来推断“手稿”的写作顺序，而且他对照了手稿影印件来辨认，以便使“推断”与原始手稿相一致。

依照拉宾的推断，在笔记本I中没有体现出“穆勒评注”中的对商品交换和货币的研究，而在笔记本Ⅱ和笔记本III中这些内容得到了明显的反映；而且，笔记本Ⅱ和笔记本III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学水平要高于笔记本I。所以，“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到写完第三手稿”。(146)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这部分手稿的写作大体上是按照“笔记本I→‘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III”的顺序进行的。

（二）陶伯特的排序：“笔记本I→笔记本II→笔记本III→‘穆勒评注’”

1982年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二卷刊出的是“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是该卷的编者。在这一卷正式出版以前，她曾经专门撰写了《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一文(147)，后来又在该卷的“编者序言”以及《附属材料》卷中，对“手稿”和“笔记”，特别是对“李嘉图笔记”和“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发表了独特的意见。

陶伯特的观点与拉宾相反，她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笔记本III，也就是“三个笔记本”都完成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因为在笔记本II和笔记本III中马克思“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使用或利用”关于李嘉图和穆勒的著述的摘录，但在这两本摘录的批注中却包括了对笔记本II和笔记本III理论观点的进一步论述，而且有些部分还涉及了“三个笔记本”只是简单提及或未根本触及的问题，因此关于这两部书的摘录就称为“三个笔记本”的补充，同时是其研究的继续。显然，她是按照“笔记本I→笔记本II→笔记本III→‘穆勒评注’”的顺序来理解“巴黎手稿”的写作过程的。

1988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二卷刊出的则是“巴黎笔记”（其中包括了“穆勒评注”），该卷的编者虽与陶伯特遵循相同的编辑原则，但却对她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李嘉图、穆勒的两本笔记是按照“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穆勒”的顺序写成的。理由是：一方面，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天和秋天，有关穆勒、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和恩格斯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那么，按照“三个笔记本”大约完成于1844年8月份的推论，至少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笔记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在“三个笔记本”之后写的。事实上，第四部分第二卷《附属材料》卷中也有马克思是按“‘三个笔记本’→‘李嘉图笔记’、‘穆勒评注’”的顺序撰写的记述。但另一方而，他们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的摘录写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之前，即1844年7月31日（这是马克思本人加的写完文章的日期）以前，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曾引用或谈论过这些人物，而李嘉图笔记应该比它们还早，而他们又认为李嘉图和穆勒的笔记是同时写完的。这样，这里就出现了与拉宾同样的结论，即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又成了“笔记本I→‘李嘉图笔记’、‘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III”。

（三）罗扬：“巴黎手稿”是“巴黎笔记”的组成部分。

在14年之后，和拉宾一样，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曾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秘书长的尤尔根·罗扬也以史料考证的方法来分析了“巴黎手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学试图通过对起源的研究来阐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意义；然而历史学不只是首先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不论是他已发表的著作还是遗著——进行研究，还必须尽可能以著作的原稿，即以马克思亲自写在纸上的东西为依据来进行研究”。(148)因此，罗扬并不认同拉宾用来考证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基本原则，认为拉宾虽然在史料考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他的研究结论是在莫斯科的复制品基础上做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根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掌握的“巴黎手稿”原件进行研究，才可以算作是史料考证的真正出发点。

基于此，罗扬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包括笔记和手稿先后做了仔细的文献学考证。

对于“三个笔记本”，罗扬仔细考证了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纸张性质和大小、页数、标明页码的数字和顺序、书写方式、分册合订起来的“三个笔记本”的封面是否有标题、手稿正反页都有书写还是留有空白页以及手稿佚失情况等等。对“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所做的摘要，他考证了所摘著作的名称、版本、卷次。他的考证结果认定，笔记本Ⅱ是两张零散的纸张，每张正反面都标页码，共4个页码，是连贯写成的；而笔记本III是由16张纸订起来的没有封面的册子，其中有几页已经佚失。他还将“三个笔记本”原稿的页码同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刊出部分的页码顺序进行了对照，提出了“四个笔记本”的说法，即所谓“笔记本Ⅳ”是无页码、不分栏、连贯写成的，内容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要，即“绝对知识”这一章。

对于“巴黎笔记”，罗扬详细说明了马克思摘自哪些著作，他在做摘要时所写的评语的长短以及对所摘部分的翻译等，当然也包括对这些笔记的纸张性质、大小、页码、书写方式、标明页码的数字等的考证。罗扬发现，“巴黎手稿”中的很多文字有相当部分来自“巴黎笔记”。例如笔记本I是由大量摘录组成的，笔记本Ⅳ则纯粹由摘录组成。其他几个笔记本中不仅有摘录，而且还有马克思自由阐释的文字，有的篇幅还很长。还有，马克思“巴黎笔记”的纸张性质和大小、书写方式、标明页码的方式，都同“巴黎手稿”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前者写出的时间，也几乎与后者重合。因此，他认为没有理由将“巴黎笔记”同“巴黎手稿”割裂开来。

除此之外，罗扬还进一步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4年的写作活动，同卢格、费尔巴哈、康培、亨·伯恩施坦、恩格斯等的书信往来的内容和时间补充说明了马克思这些摘要笔记本的写作时间和顺序，说明马克思当时打算占有大量材料，以便着手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同时，罗扬还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三个笔记本”的写作时间顺序进行了考证。例如，他认为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如果不早于笔记本III，那就可能是在写笔记本III期间完成的；而笔记本Ⅱ的4页同笔记本III的页码都是同时标明的，因此，几乎可以认为，笔记本II是紧接着笔记本III，并且可以进一步假定，笔记本II的这4页就是马克思的笔记本III一开始引用的正文的结尾。对笔记本I同“巴黎笔记”在写作的时间顺序和内容方面的联系罗扬也作了考证。

通过上述对手稿和相应的摘要笔记的分析和对照，罗扬描述了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前后过程、作读书摘要时写评论的情况等。比如，通过对笔记本I和相应的摘要笔记的考证，他弄清楚了马克思是在1843年底开始、又最早是在1844年5月重新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对笔记本II与相应的摘要笔记进行比较后，他认为笔记本II的4页是马克思在摘要笔记B23c中的文章的终结；对笔记本III与相应的摘要笔记的比较，则使他认为笔记本III不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写的，而是像笔记本I那样，是一个自发过程的结果；甚至“巴黎手稿”的“序言”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在写完笔记本III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后才写成的，其中提到的大部分计划跟“巴黎手稿”的实际内容不符，因此，“巴黎手稿”并不像“序言”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按照“序言”写成的书，甚至也算不上那部书的粗略的草稿。

总之，罗扬认为，“巴黎手稿”是在“巴黎时期”马克思摘录笔记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手稿中的摘录（有逐字逐句的摘录、概括性的意译、批判性的注释、自己的思考、重新作的摘记和再思考）反映了马克思在几个月内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研究的认识过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马克思在研读国民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随时写下自己头脑中涌现的思想，不可能按照一个预定计划来写读书笔记、作摘要。固然，马克思是要制定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计划，但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决不是1844年所能完成的计划。

当然，马克思在1844年摘录、笔记中所论述的各种问题，在他思想上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打算建立一个“体系”。检验马克思当时阐述的思想，哪些部分已被写进他后来的著作中，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检验应当是集中分析他后来所写的著作。而对马克思在1844年所作摘录、笔记的内容，却应当根据当时的背景来作出推论，随意地、孤立地看待“巴黎手稿”的各个部分，把它同“巴黎笔记”分割开来，会使对手稿的研究步入歧途。

这就是在1983年奥地利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国际会议上，罗扬发表的题为《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的长篇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巴黎手稿”是1844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笔记之一”的观点。

（四）罗扬的论证所引发的思考

以上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的“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写作顺序研究与争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说法。或许仅凭留存下来的手稿最终将使我们不可能弄清楚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无论怎样，我们对上述讨论中马克思学家所秉持的高度重视手稿的原始情形和实证文献的探索态度表示由衷的敬意。

但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看到，在MEGA2对马克思手稿写作顺序的排列问题上，不管是陶伯特在第一部分第二卷给出的答案，还是第四部分第二卷的编者的推测，都免不了自相矛盾或相互矛盾的结局。再联系拉宾的排序，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这个问题上虽然都坚持“实证材料第一”的准则，但由于各人所持的材料的不同，因此最后仍摆不脱各执一词且各有一番道理，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的命运。相比之下，罗扬虽然也同他们一样用了史料考证的做法，而且并没有具体排出“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之间的写作顺序，然而他把“巴黎手稿”看做是马克思当时所做的笔记之一的观点较之前两种观点更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路。

前面我们曾分析过，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真正开始了他对社会的“原本”批判，即从经济生活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除了直接接触社会问题以外，去阅读和钻研各种经济学著作，进而研究和批判国民经济学就是马克思当时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逐渐形成了系统地批判国民经济学、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宏伟目标。而按照罗扬的说法，整个“巴黎时期”都可以看做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研究的认识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这和我们在对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活动和著述考察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不妨猜测，“巴黎手稿”就是特殊的“巴黎笔记”，“巴黎手稿”的写作和“巴黎笔记”是穿插进行的。马克思在写作“三个笔记本”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伴随着对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的阅读和思考，而至晚在写完笔记本Ⅰ后，马克思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其时他并没有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者说只是做了极少量的笔记。只是到笔记本Ⅲ写完以后，他才重读了穆勒原书并就自己在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的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产生的新想法撰写了成型的“穆勒评注”。如此的猜测实际上肯定了拉宾和包括陶伯特在内的MEGA2编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对“巴黎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和“穆勒评注”的写作顺序做怎样的解释，都因我们将其定位于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思想探索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一生思想的研究来说，变得无足轻重。

既然如此，上述一番分析映射出的便是“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困境，即孜孜于手稿细节的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围绕“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写作顺序的考证、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讨论置“巴黎时期”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文献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文献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佚失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的工作之间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四、“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的差异

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之间的写作顺序固然是一个要关注的问题，但如果进一步深入探究，“三个笔记本”本身的版本也需要梳理清楚。

“三个笔记本”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附录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III）的大部分以俄译文发表，但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冠以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2年新出版的MEGA2为正确地反映手稿的成熟程度和复杂的保存情况，在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所谓的“逻辑编排版”，即编者按照《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来编排，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各个部分加了标题；另一种是所谓的“原始顺序版”，着意于按马克思当时写作的时间顺序、阶段，把原初版式和马克思自己给问题的编号尽量不作加工直接呈现出来。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迄今为止所依据的版本大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对“原始顺序版”稍加提及，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在国内，对“原始顺序版”也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介绍，更不用说翻译和编排了。在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之际，为了客观地理解文本、评价和探讨马克思当时思想的水平，无疑不应该忽略对更加接近、也就更加能直接反映马克思当时真实的写作状况的“原始顺序版”的研究。

因此，我们认真对比和研读了MEGA2中“三个笔记本”的两个版本，参照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完成了中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的编排。在此我们将三个笔记本两个版本的内容和顺序分别加以概括对比，介绍和描述马克思当时的创作过程和写作顺序。

（一）关于笔记本I

在“逻辑编排版”中，笔记本I由“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四项内容依次组成。其中，“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题系马克思自己所加，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编者根据马克思所述的内容加上的。这四项内容马克思共写了27页。

而“原始顺序版”展现给我们的却是，马克思事先就把整张纸划分为三栏，在每一栏的顶部分别标上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字样，且这三个标题以下的相关内容是垂直排列的。联系“巴黎笔记”，我们知道，笔记本I是马克思在研读了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部著作并写了摘要之后，用较短的时间写出来的。仔细分析文本，这个写作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在“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栏里，对斯密关于这三个基本范畴以及关于私有制社会三种收入形式的所有者的经济生存条件的主要见解作了总结。基本可以认为，笔记是以斯密的著作为依据、按“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顺序写的。

在“工资”这一栏里，马克思首先用5页的篇幅叙述了斯密关于工资是自然价格的一部分、关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同利润和地租相对立的工资的影响以及关于在斯密所概述的社会发展的三种基本状态即衰落状态、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和最富裕的状态中工人的状况的观点。从第6页起，马克思开始用国民经济学的逻辑和已有的结论来揭示斯密观点的矛盾，指出社会利益总是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在“资本利润”这一栏里，马克思把斯密的观点连同萨伊的几段引文加以系统化，将它们以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为序，初步阐释了资本、资本利润的定义以及资本的社会作用。指出资本家的利益同社会的一般利益相敌对。这些内容在第5页结束。

在“地租”这一栏里，马克思摘录了萨伊和斯密的地租定义，并论述了斯密关于决定地租数量的因素观点和斯密关于地租怎样在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中形成的见解。这些叙述在第6页结束。

马克思在第7页上划了一条横贯三栏的横线以后，便不再按照分三栏的格式写作，而是在横线下通贯写下了对工资同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关系的思考，并就国民经济学所做的论述提出两个问题，这不仅可以看做是马克思对前面分别在三栏内写下的三个内容的总结，而且预示着接下来马克思想要“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个内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事实即如此。在第二阶段他仍然有意识地保留了分栏标记，继续并重点扩展了“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两栏的主题。与“工资”仅仅反映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同，在现实中，“资本的利润”和“地租”除了反映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外，还存在大资本与小资本、大地产与小地产之间的竞争与兼并的关系。大资本与小资本竞争的结果是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第7页到第10页），而通过地租背后的大地产与小地产间的关系，马克思分析并分5条阐述了土地所有者是怎样榨取社会利益的。（第8页到第11页）

写作过程的第三个阶段，马克思只是把手稿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润”两栏。在这两栏中他主要摘抄了威廉·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康斯坦丁·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查理·劳顿的《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欧仁·毕莱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些著作，表明马克思对当时所处的大工业时代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及资本家的影响的关注，但基本未加评注。

第四阶段的文稿只有关于“地租”的相对独立的一段论述。马克思在此分析了一些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吞并小地产的特殊情况，并指出封建地产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历史形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区别必然消失，资产阶级社会只知道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是马克思在第二阶段的最后就以一句“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预告了的内容。在第12页至第16页写了“工资”和“资本的利润”而空下来的一栏里，马克思开始写这个内容。后来又增加了大概7张纸，这几张纸马克思还是分了三栏来写，不过，“工资”和“资本的利润”这两栏空着未用。

笔记本I“原始顺序版”所显示的马克思在第五阶段的文稿实际上是“逻辑编排版”中被编者冠以标题“［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部分。这一部分马克思勉强保留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分栏，但他并没有按照分栏来写，而是和他在第一阶段最后写作时一样，在整张纸上通贯来写。与这样的形式相适应的是，此处的内容也不是马克思的摘抄，从第22页到第27页长达6页的全部文字均是马克思自己的论述，显然也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不考察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了异化劳动。他接着就分析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现有条件下工人同由他所生产的产品、同他的生产活动、同他的类本质以及同其他人的关系。并从这一点出发阐明了异化劳动范畴，说明了劳动同私有财产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借助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任务。明确了在此之前他需要完成两个理论任务：第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劳动异化、外化是如何内化于人的本质中的。我们看到，笔记本Ⅱ的写作在一定程度就是在解决这两个任务。

从两个版本的对照可以看出，就笔记本Ⅰ而言，马克思并不是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顺序渐次展开写作的，而是以斯密的著作为依据，把“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议题分成三栏，在五个阶段的创作中时而分别展开摘抄和评析，时而又专注于其中一两个议题，时而更是贯通起来写下自己的论述。显然，较之“逻辑编排版”，“原始顺序版”更能反映出马克思写作笔记本Ⅰ的真实情形。

（二）关于笔记本Ⅱ

保留下来的笔记本Ⅱ部分只有第40—43页共4页的内容。单从形式上看，除了“逻辑编排版”增加了一个标题［私有财产的关系］外，两个版本再没有别的差别。在这4页中，马克思着重对国民经济学以为前提的私有财产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剖析，分析了私有财产关系存在的三种形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作为私有财产客体特性的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可见，笔记本Ⅱ是在论述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即回答笔记本Ⅰ中的需要解决的第一个任务：“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149)

（三）关于笔记本III

在“逻辑编排版”中，笔记本III被依次划分为［对笔记本Ⅱ第XXXVI页的补充］、［对笔记本Ⅱ第XXXXI页的补充］、［增补］和［片断］四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以“［私有财产和劳动］”为题；在第二个部分编者用了3个标题，它们分别是：［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没有另立标题；［片段］下有［分工］和［货币］两个题目。这些内容在“原始顺序版”中或独立，或合，或散于“编辑文本I——IX”中。9个“编辑文本”马克思前后共写了43页。

“编辑文本I”的内容是对笔记本Ⅱ中没有保留下来的第XXXⅥ页的补充，“逻辑编排版”编者冠以标题“［私有财产和劳动］”。在这里，马克思在两页多的手稿中，对在笔记本Ⅱ中论述到的作为私有财产存在的形式之一的“劳动”做了补充。他把劳动评价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通过回顾经济学家们对财富的主体本质的认识过程，指出，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国民经济学中关于劳动的观点必然会发生变化，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是工业资本，而工厂劳动是劳动的发达的本质。

“编辑文本II”是对笔记本Ⅱ中没有保留下来的第XXXⅨ页的内容的补充。在笔记本III手稿第3页上，马克思对关于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向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发展作了不到一页的一段简短补充。这一段文字被“逻辑编排版”安排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开头。

“编辑文本III”同“编辑文本II”一样，也是对笔记本Ⅱ中没有保留下来的第XXXⅨ页的内容的补充。在9个编辑文本中，“编辑文本III”的篇幅是最长的。从第3页到第17页长达14页手稿的20566字的内容包括了“逻辑编排版”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除“编辑文本II”那一段之外的全部内容（第3—11页）［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约占1／5的一段（11—13）以及［私有财产和需要］的全部内容（14—17）。

这三个编辑文本作为对笔记本Ⅱ的补充，是马克思思考和分析私有财产关系、在私有财产条件下真正的人的异化以及怎样扬弃私有财产从而扬弃人的异化、复归自己的本质这些问题的更进一步的产物。可以看出，在“编辑文本I”和“编辑文本II”中稍作铺垫之后，马克思在“编辑文本III”的写作中对克服私有制之后的新社会展开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并根据论述问题的第次关系做了（1）—（7）的编号。（1）—（5）是“逻辑编排版”中［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除去第一段的所有内容，其中，在（1）和（2）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分析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的“民主的或专制的”和“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的局限性。（3）—（5）中马克思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立场出发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一部分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要理解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要论证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的环节，就应该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有所了解。因此，在（6）中他用了3页的文字来剖析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精神、宗教、绝对知识四个概念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内容被“逻辑编排版”编入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7）从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私有制条件下需要的异化方面作了论述，“逻辑编排版”对此作了“［私有财产和需要］”的编题。

“编辑文本IV”是第17页到第18页的论述黑格尔双重错误的两段文字。显然，它是“编辑文本III”中第（6）点的一个附录，即对黑格辩证法的分析。马克思从这种分析着手转而分析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通过研究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获得了新的认识，因此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分析，已经冲破关于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阐述的框框。这个内容也被“逻辑编排版”编入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编辑文本V”实际上是［增补］中除去最后两段的内容，马克思自己称为附录。一开始的内容应该是接着“编辑文本II”想对劳资统一问题继续探讨，但他显然又中断了对提出的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或者说合乎逻辑的展开。接着是几段多少有联系的文字、关于从批判国民经济学中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概述，它们之间在内容上和逻辑上没有直接的联系。马克思本人用横线把各段概述分开，这种叙述方式在完整的论文中几乎是看不到的。

“编辑文本VI”是一篇很长的论文。从第22页到第34页，包括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标题之下除去“编辑文本III”、“编辑文本IV”外所剩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逻辑编排版”中以标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出现的内容是由“原始顺序版”中“编辑文本III”、“编辑文本IV”和“编辑文本VI”三个编辑文本的内容组成的。在这里马克思用明显的标记“（见第XVIII页）”说明了这个编辑文本是“编辑文本IV”的接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并从此出发批判了整个黑格尔体系，他一方面研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由于插入了这段话，对黑格尔的批判分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性质，但是即使如此，马克思在内容上和逻辑上也还没有把这种批判分析进行到底。他最后以黑格尔《哲学全书》的两段引文结束。

“编辑文本VII”在笔记本III的第34页到第38页。马克思在写完“编辑文本VI”之后又划了一条横线，横线下是“编辑文本VII”的内容。它由［增补］中最后两段内容以及［片断］中［分工］的全部内容构成。［增补］中最后两段内容是关于地租和关于蒲鲁东的两段简短的附录，这个编辑文本的主要内容是对分工的论述。马克思把斯密、萨伊、斯卡尔贝克和穆勒关于分工的观点排列在一起，作了解释并指出了它们的差别和共同性。我们在后来的“穆勒评注”中看到的马克思对分工和交换所作的论述，就是笔记本III的“编辑文本VII”中开始的探讨的继续。

“编辑文本VIIII”，即“逻辑编排版”中的“序言”。在这里马克思论述了为什么他没有继续写已经开始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且预告要写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国民经济学批判》是这一系列小册子的开端。《序言》原来包括对《文学总汇报》所代表和维护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比较长的评价，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把这些段落删去了，只是简短地概述了批判这些观点的必要性，并且提出要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这本小册子发展成了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

笔记本III的最后3页即是“编辑文本IX”，它包括“逻辑编排版”的［片断］中［货币］的全部内容。但这里的第一段是关于人的感觉是本体论的本质肯定的评论，接下来才是关于“货币”的比较完整的文章。现成的23页仍然是空白，这说明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还有话要说。这个打算在“穆勒评注”中才得以落实，其中的关于货币的论述可以看做是笔记本III中中断了的关于货币的阐述的继续。

不难看出，对于笔记本Ⅲ，“原始顺序版”再现了马克思的创作过程和写作顺序，而“逻辑编排版”则凸显了马克思的思想内容和思路。同时也说明，对马克思文本，特别是重要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从文献学角度对文本的写作过程和具体情形做出认真梳理，这对于客观而全面把握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十分重要的。

五、“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Ⅱ内容探佚

在关于“三个笔记本”两个版本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笔记本Ⅱ无论是在“原始顺序版”中还是在编者加上了标题“［私有财产的关系］”的“逻辑编排版”中，其内容都只有从第40页至第43页的短短4页，这在篇幅上就和笔记本笔记本Ⅰ、笔记本Ⅲ形成了鲜明的落差。加之笔记本Ⅲ的前两部分又是对笔记本Ⅱ第36页和第39页的补充，所以基本可以肯定笔记本Ⅱ是残缺不全的。事实上，自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面世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部分手稿的内容的猜测就没有停止过。如此大部分的内容缺失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理论解释空间，也提出了合理地把握和复原遗失部分内容的艰巨任务，而从客观地理解和阐释“巴黎手稿”的要求来讲，这复原与解释就成为了必然的要求。

现在看来，这个笔记本到底缺多少页，所缺各页的内容又如何，仍然只能是一种无法用确凿而明确的文献材料加以证实的猜测。在这里，我们拟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入手，根据笔记本Ⅰ议题的延续、笔记本Ⅲ“补入”和接续的情况以及笔记本Ⅱ仅存的4页所述内容来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断。

对所缺页数的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笔记本Ⅱ无论在篇幅上和写作规格上都是与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一样的，因而在内容上也是独立存在的文本。这样的话，笔记本Ⅱ所缺的页数就应该是39页。笔记本Ⅰ共27页，笔记本Ⅲ共43页，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的页码标记都是从第1页开始的，那么笔记本Ⅱ也很可能开始于第1页，结束于第43页，这既符合常理又可以表明马克思写作时自己标注页码的习惯；还有，笔记本Ⅱ现存4页的内容是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的继续批判，这种批判又部分地间接修正了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对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所作的评价，所以这个笔记本从第1页开始才是合理的；最后，笔记本Ⅰ的最后一页马克思只写了四行字，以“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而结束，这似乎也预示着马克思准备用单另的、更充裕的文字段落来对笔记本Ⅰ中涉及的问题作充分的论述。

另一种可能是，笔记本Ⅱ是笔记本Ⅰ的直接继续，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体的。笔记本Ⅰ写到第27页，笔记本Ⅱ从第40页到第43页，迄今能找到的包括笔记本Ⅲ在内的对笔记本Ⅱ的补充也没有关涉前27页的文字内容，因此，要说笔记本Ⅱ中间缺少的只是从第28页到第39页共12页的内容，也完全行得通。这样的话，这两个笔记本共43页的篇幅正好与笔记本Ⅲ43页的篇幅相当，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也就只由两个笔记本组成了。

较之对所缺页数的推测，对所缺各页内容的推断要更加繁杂一些。这需要结合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活动和著述情况做全盘的考察。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节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较为赞同尤尔根·罗扬把《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也看做是马克思当时所做的笔记之一的观点，即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整个写作过程中都伴随着对国民经济学家思想和理论的学习与思考，当时的马克思与其说是处于积极地创立政治经济学的阶段，倒不如说完全是处在批判地掌握这门科学的阶段。“三个笔记本”按其形式来说，是对刚读过的东西的批判性的反思和经过深入考虑之后自己观点的表述，其中肯定夹杂着独立的但还不完全成熟的思想。因此，它在马克思的论文和手稿中无疑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远远算不上一部独立的著作，准确地讲只是一部狭义的、真正的手稿。

这样的话，首先从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的内容构成来看，二者均有马克思摘抄国民经济学家的文字段落，而笔记本Ⅱ仅存的4页中却一段也没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笔记本Ⅱ所遗失部分肯定有马克思对别人著作的摘录，尤其当我们对所缺页数做第一种可能的推测的时候，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从马克思当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入手，来猜测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可能作了哪些摘录。从笔记本Ⅰ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关注点是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萨伊和斯密的学说，如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就是斯密的经济学范畴。而在笔记本Ⅱ中，马克思却把现代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穆勒等人的观点同斯密、萨伊的观点相对照，并指出“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较之斯密和萨伊有了“合乎逻辑的大进步”。

明显地，马克思在写笔记本Ⅱ以前，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萨伊和斯密的范围，进一步说，他最起码应该已经读过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如果作了摘录的话，这些摘录及对这些摘录的具体的利用主要就在没有保留下来的各页上。因为，在保留下来的几页上看不到同这些摘录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可能的情形是，马克思其时对李嘉图等的理论和体系还处在不能准确把握的阶段，因此，他还不便正式地通过文字摘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理解，也很谨慎地避免把他们的理论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自己的分析当中。不过，他毕竟已经了解了、也对他们的理论感了兴趣，并且显然准备进一步熟悉从而把握它们。从“巴黎笔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去阅读和摘录别人关于李嘉图理论的评论的方式去熟悉和理解李嘉图等的理论和体系的，他亲自拟定了提纲对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的著作作了摘录：“（a）麦克库洛赫”，“（b）李嘉图学说既述；主要是根据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4年伦敦第2版”，以及“（c）普雷沃博士（译者）的《评李嘉图的体系》”。以这种方式马克思作了《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和吉约姆·普雷沃〈评李嘉图体系〉摘要》(150)。这表明，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著作摘录和笔记本Ⅱ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据此推测在遗失的部分或许也有这一部分的摘录。

还有可能，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比雷为他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所写的长篇导言，也都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已经引用的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和关于李嘉图的论述的可能的来源。因为在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摘要中，探讨了诸如恩格斯是怎样论述斯密、萨伊和李嘉图在价值理论和关于地租的观点上的区别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在笔记本Ⅱ中，马克思要继续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特别是要分析李嘉图体系相对于斯密、萨伊的进步的话，就应该还会引用这两个摘要，引用的内容也就有可能包含在遗失的部分里。

那么，这里允许成立的假设便是：马克思在写了笔记本Ⅰ以后就对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的著作作了摘录，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了摘要，紧接着又在这种广阔的资料来源的基础上通过开始写第二个笔记本继续进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也渐渐对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有了新的、准确的、更加透彻的理解，特别是在写了第三个笔记本的“编辑文本VII”和“编辑文本IX”以后，才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作了正式的摘录。

应该说，现代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穆勒的著作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这些著作的直接摘录和间接利用很有可能存在于遗失的部分里。但也不可忽视的是，广泛的阅读和汲取理论营养又是马克思一贯的风格。仅从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文字中，马克思在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之外就提到了重农学派的贝尔加斯、卡米耶·德穆兰、芬克、兰齐措勒、哈勒、莱奥、科泽加滕、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尤斯图斯·默泽、西斯蒙第、保尔·路易·库利埃、圣西门、加尼耳、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米歇尔·舍伐利埃等人的名字，依此不妨可以推断，在笔记本Ⅱ所遗失部分的写作过程中，也一定有包括以上提到的思想家在内的，也很可能是另外的众多的思想家及他们的著作进入了马克思的阅读和思考的范围，从而在遗失的内容里留下了马克思关于他们的笔墨。

从“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的关系着眼来推测笔记本Ⅱ所遗失部分的内容是我们还原手稿的思路之一。而从现有的“三个笔记本”内容的论述逻辑入手，来推导在笔记本Ⅱ所遗失部分马克思应该写了那些内容，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必然需要做的工作。在三个笔记本中，能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线索的大致有四处：

1．笔记本Ⅱ最后一页上的提纲

“逻辑编排版”的笔记本Ⅱ以“［私有财产的关系］”为题。从写作的逻辑来判断，最后的这部分文字应该是马克思对笔记本Ⅱ的整个内容的概述和总结，“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151)接着，他指出了这个关系中劳动和资本两种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阶段：“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第二：］二者的对立。……［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敌对性的相互对立。”(152)

如果说以上的文字就是马克思所做的概述和总结，那么，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运动过程就应是马克思创作笔记本Ⅱ的基本线索，而两者之间由统一到对立再到各自同自身对立又相互敌对三个阶段的分析就应该是在笔记本Ⅱ的内容之中。

2．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其他部分的论述

笔记本Ⅱ留存部分在开篇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的表达：“［……］［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样，在资本身上也客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153)据此，我们推测，马克思在这之前讨论的内容，即遗失部分最后的内容应该是关于资本同自身的对立的讨论。具体而言，即讨论了劳资运动第三个阶段中资本同自身的对立，即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可以作为补证的是在这一段接下来的内容里，马克思显然是在展开分析劳资运动的第三阶段里工人的劳动是怎样同自身对立的。“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154)工人一旦不劳动就会失去自己的工资，也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存条件和资本。“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155)

这一大段是马克思在接续论述劳资关系运动过程的第三阶段的问题。而且在这往后的段落里，马克思又分析了劳资关系对立的历史形成过程，这仍然属于第三阶段的问题。那么，按照常规，有关劳资关系运动过程的第一、二阶段的问题的讨论就应该在此之前。如果我们对笔记本Ⅱ所缺页数是按第一种可能来推测的话，那么有关劳资关系运动过程的第一、二阶段的问题的论述就应该在笔记本Ⅱ前39页中；而如果我们对笔记本Ⅱ所缺页数是按第二种可能来推测的话，由于在笔记本Ⅰ的共27页的内容里找不到有关劳资关系的直接论述，那么，有关劳资关系运动过程的第一、二阶段的问题的论述就应该在笔记本Ⅱ所缺的12页当中。

3．笔记本Ⅲ上的三段补充

在笔记本Ⅲ里有对笔记本Ⅱ的三个“补入”。其内容应该与笔记本Ⅱ中的原文内容相关，是在原文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拓展。因此，顺理成章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补入的内容来推断笔记本Ⅱ中的具体论述。

第一个“补入”即“原始顺序版”中笔记本Ⅲ的“编辑文本Ⅰ”，马克思标明是“补入第XXXVI页”的。他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156)。接着，用两页有余的文字来论述国民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并梳理了从重商主义经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对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历史认识过程。同时又指出，斯密将私有财产由外在的对象性变为内在的人的规定，因而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特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学在排斥人这方面表现得更彻底、更真实。

从这个“补入”一开始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明确表达来看，在笔记本Ⅱ第36页原文当中，他大概对怎样认识私有财产做过一番考察。再者，既然从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部分我们分析出，在接近第40页的时候，马克思探讨的是关于资本同自身的对立，即劳资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的问题，那么，在与之紧挨着的第36页上，马克思是不是就在探讨劳资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的问题——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呢？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应该去分析过劳资对立的形成背景——私有财产，也应该去梳理过人类劳动形式的历史变化。在这样的理论辨析过程中，马克思才悟出了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深刻意蕴，致使他在笔记本Ⅲ转向论述共产主义之前，把这个重要的理论见解以“补入”的形式表达出来，以防遗忘。

我们再看第二个“补入”。它是马克思对笔记本Ⅱ第39页内容的补充，在“原始顺序版”中仅以200多字的一小段构成“编辑文本Ⅱ”。这一小段论述了劳资对立与有产无产对立的区别，指出，劳资对立是由私有财产设定的，私有财产是劳资对立形成的根本原因。明显地，在笔记本Ⅱ第39页上，马克思是在阐述劳资关系运动关系的第二阶段的问题——“两者的对立”。这与我们之前对笔记本Ⅱ所留存部分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第三个“补入”同第二个“补入”一样，都是作为笔记本Ⅱ第39页的补充内容。我们已经分析出，在第39页上是马克思有关劳资对立的内容，而且从第一个“补入”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一方面确立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实际上也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化的决定作用。私有财产——劳资对立——人的异化，三者有着必然的连带关系。所以，马克思接下来肯定要思考如何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劳资对立、从而使人走出异化状态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马克思在“编辑文本III”集中谈论的问题。而在这个工作开始之前，马克思通过对笔记本Ⅱ的第39页的内容作补充的形式，实际上是把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大致梳理了一下。如果秉着这个思路，笔记本Ⅱ的第39页上在谈劳资对立的同时，应该谈到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只有这样，这个“补入”的第一句话才有可能写成“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57)

虽然“逻辑编排版”把“编辑文本Ⅲ”、“编辑文本Ⅳ”甚至“编辑文本Ⅵ”的内容都归入笔记本Ⅲ的第二部分，把它们都看做是［对笔记本Ⅱ第XXXIX页的补充］，但如若这样的话，单就这三个编辑文本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个内容来讲，“编辑文本Ⅳ”是对“编辑文本III”的补充，因了马克思在“编辑文本Ⅳ”的末尾处标了“（下接第XXII页）”的记号，所以“编辑文本Ⅵ”应该是“编辑文本Ⅳ”的续写，因而也同样是对“编辑文本Ⅲ”的补充，这补充之补充又都是对笔记本Ⅱ第39页的补充，如此的行文与安排好像并不合理、不明白。所以我认为，“编辑文本III”开头的“补入”只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到第一段结束。况且，从这个“补入”第一段结尾处“因而共产主义”没有用标点符号的样子看来，马克思此时是欲言又止，大量详细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考他肯定想到要用单另的篇幅来表述，而不和这个“补入”搅到一起。

4．笔记本Ⅲ的［增补］

马克思关于劳资关系的另外的论述是在笔记本Ⅲ的［增补］部分，这一部分的开头两段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所设定的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分析和批判。而在“原始顺序版”中，这两段在第18页上，属于“编辑文本V”，马克思自己称为附录。既然称之为附录，就必然是对某一问题的接续补充。而从前17页的内容看，只有始于第1页的“编辑文本I”和第3页上的“编辑文本II”中才有相关的论述。而这两个文本都是对笔记本Ⅱ的第39页的“补入”。因此，笔记本Ⅲ的［增补］也就是对笔记本Ⅱ的第39页的又一补充。

因为，这个补充不仅开头用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字眼，而且紧接着就用（1）—（7）的编号以提纲的形式罗列了国民经济学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所涉及的7个问题，所以，它显然带有概括和总结的意思。所以，此前马克思一定熟悉和整理过国民经济学家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所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些“方式”和“问题”或许也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摘录并作了具体分析与批判的内容。

诚然，马克思所做“补入第XXXVI页”和“补入第XXXIV页”的标志，有的当然是对该页上一段内容的补充，但也不排除马克思补入的内容只是接着第36页和第39页上的某一句话往下写的，与这一句话有关的内容往往在之前的一页上，或者是诸页上面。

总之，根据我们的推测和猜想，在笔记本Ⅱ中，马克思应该摘录了诸多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思想家的著作，分析和批判了他们关于劳动和资本相互关系的理论，并初步阐发了自己对劳资关系由统一走向对立的过程和原因的思想，勾勒了扬弃私有财产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如果考虑到其时马克思边读书摘录边写作的情形，不妨可以假设笔记本Ⅱ中还会有其他经济学命题的文字，比如货币、分工等，也未尝不可。

这样，我们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又把对文献材料的考证与思想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对“巴黎时期”马克思著述和活动情况、“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之间的关系、“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写作顺序、“三个笔记本”不同版本的编排、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分析、推测、考察和探佚，基本完成了关乎“巴黎手稿”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的讨论，为更为重要的文本内容解读和思想阐释做了扎实的奠基。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33卷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