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要使全中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雄心壮志，他的教育救国的毕生实践，他的诸多卓越的见解和行动，在近现代史上闪耀着光辉，给后人以启迪和激励。

毛泽东评点原文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毛泽东　朱　德

1946年7月24日^[1]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2]

陶行知简介

陶行知（1891～1946），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最后改名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赴美留学，1915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J.杜威、P.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得该校都市学务总监学位，秋季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并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

早在20年代，陶行知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起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来他认为“碰了壁”，就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并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开始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同时，下令通缉他。同年秋，他到日本避难。1931年春，由日本回上海后，任上海《申报》总经理处顾问。他对《申报》的革新、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目睹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极为愤慨，曾著文予以抨击。而对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表示衷心拥护。他极为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7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宣传抗日救国，并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

陶行知在伦敦拜谒了K.马克思墓，并作诗抒怀，诗中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小坟葬伟大”的颂语，以表达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他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这是他的思想进步的一个飞跃。

1938年秋，陶行知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曾请他担任清闲的高级职务，他婉言拒绝了。1939年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他遇到问题就去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1940年，他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说“中国有救了”。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心声和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相应地提倡战时教育运动和全面教育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但他坚持战斗。1946年7月，他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猝然病逝，终年55岁。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的一个光辉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

陶行知生平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行知诗歌集》、《幼稚教育论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志少通千家课》、《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等。

试析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常识；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陶行知作为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被誉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也是人所共知的。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奋斗了一生。他去世时，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去唁电，对他作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和悼念。

说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当之无愧。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受过苦，也使他立志成才。他上小学时，曾在学堂宿舍的墙上挥毫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他上金陵大学文科班时，既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又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渐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产生了兴趣，相信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的观念，于是以“知行”笔名发表论述中西文化的文章，以后索性改名为“陶知行”。司徒雷登回忆说：“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教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确是不世出的奇才。”因学校的信任和同学的支持，陶在学习期间负责编辑金陵大学学报中文版《金陵光》，并发表了多篇振聋发聩的论文。

他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向同学们发出号召，求学要“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他在《国循篇》中表达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他大声疾呼：“吾人救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要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多蹉跎。”他在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对中外政治制度的差异和优劣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此文的写作发表，表明陶行知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日臻成熟。

1914年6月，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由金陵大学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参加毕业典礼，称他为“秀绝金陵第一声”。陶行知筹足经费后，便赴美完成学业。同年8月，他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政治，兼修教育。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他仅用一年时间就修完全部课程，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紧接着，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职业教育，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成就，例如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等等，给陶行知以很大影响。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生活是有教育意义的”、“思考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等教育哲学原理，给他以启发，成为他以后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1917年8月，陶行知完成在美国的学业，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应聘回国任教。他决心“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要使全中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雄心壮志的指引下，陶行知留学回国后，便投身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在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时，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感到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法，引进西方启发式教学法。他在一次校务会上首次提出改革传统教授法的建议，主张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而是教学生学，即要把教与学联结起来。但他的建议遭到反对，说他“标新”。陶行知并不气馁，他愤而辞去教育科主任职务后，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了一篇《教学合一》的文章发表出来，文中提出“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一主张逐渐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久，南京高师的各科传统“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教学合一”思想以后进一步发展到“教学做合一”，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教学法。

在教育制度方面陶行知也对中国传统学校制度提出批评，主张引入“六、三、三、四”新学校制度，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并辅以幼稚院、研究院。他还于1918年11月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倡导推广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体制、师资、学生、课程与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活动，初步奠定了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

“五四”时期，陶行知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地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必须打破旧学校教育体制的框框，深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去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

陶行知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乡村教育领域。他说：“中国以农立国，100个人当中有85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0页）为此，他提出教育必须为平民大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服务。这在20年代中国的教育界是一种创新。他写了一首诗，自勉并勉励从事平民教育的同志：

人生天地间，各有所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1923年11月，陶行知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表白自己从事平民教育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6页）

陶行知猛烈批评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在《我们的信条》中认为：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于是，他创办晓庄学校。他头戴草笠，脚穿草鞋，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挖厕所；自己挑粪、挑水、种粮、种菜、养猪、养鱼；连烧饭、勤务的事都自己干。很快，茅草房校舍建起来了。陶行知把礼堂题名为“犁宫”，并在“犁宫”门口为全校师生写了一副对联：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为了教育全校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晓庄学校的一切，陶行知又创作了一首《自立歌》勉励大家：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哲学方面，陶行知扬弃了传统知行观和杜威的经验论，提出实践第一的观念，作为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他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借用《善辩》的亲知、闻知、说知的观念，论证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52～153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接着论证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他说：“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他用“接知为接枝”的形象比喻，说明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使它成为自己的真知。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的经验做根，那么别人的知识无论怎么嫁接，“也是接不活的”。（《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7～88页）

1932年6月，他在《古庙敲钟录》中进一步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命题。他解释道：“我们是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是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了创造之路。”（《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12～513页）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行知行》一文，宣布放弃使用了23年之久的旧名“陶知行”，启用新名“陶行知”。他说：从知行到行知，“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转变”。

本来，陶行知办的晓庄学校很红火，深受大众欢迎，不料4年后却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了，罪名是陶行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此后，陶行知便转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报》工作，并与史量才一道大胆改革《申报》。

30年代中期，陶行知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直接合作的态度。他先后与中共“支委”的田汉、“文总”的钱俊瑞等建立联络，并与之组织了“苏联之友社”，联络和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1935年华北事变后，陶行知与中共党员周新民、钱俊瑞等联络，表示要联合进步人士组织发动救国运动。当年12月，他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翌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又被推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36年6月，陶行知得知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时，当即便与邹韬奋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名义联名发表。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于8月10日致信章、陶、邹、沈及全救会成员，对他们的文章和行动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和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陶行知等4人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对先生们产生无限的敬意。”

陶行知等收到毛泽东的函件后，十分激动，一致表示将以更高的爱国热忱投入即将全面展开的救国运动。

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他是作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的杰出代表被邀请赴会的。在伦敦期间，陶行知去郊外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他在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冢里找到墓号为24748的马克思墓和恩格斯题写的墓志，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是这样平凡。陶行知在墓前摄影留念，并写下了《马克思墓》一诗，诗云：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诗虽然只有四句，已充分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之情。此后，他在1938年2月和6月，分别陪同吴玉章、李信慧又两次拜谒了马克思墓。

从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陶行知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环游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七次进美国，六次进法国，五次进英国，四次进加拿大，三次进比利时、德国、锡兰，二次过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过一次的国家和地区有：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希腊等。所到之处，陶行知竭尽全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吁请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日，出色地完成了国民外交使节的艰巨任务。

归国后，陶行知便全力投入战时教育。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这一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等在延安举行社庆15周年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亲自到会讲话。李维汉指出，陶先生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革命以民主科学反对老八股的精神，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反对“洋八股”。这是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整顿三风时所应特别学习的。当时延安还编印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作宣传学习之用。

1939年底，陶行知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陶行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还担任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社委员会委员，成为战后民盟领导民主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陶行知还是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冬，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倾全力投入和平民主运动。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与陶行知会晤，对他的为人和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极为钦佩，当时还有抗战胜利后的教育部长应由陶来担任的倡议。陶行知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敬，数次出席欢迎毛泽东的会谈和招待会。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那天，他作为民盟代表亲去机场送行，并合影留念。

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陶行知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为在职和失学青年提供业余教育。回沪后，他为“下关惨案”亲自在国际饭店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指出这次殴打事件是对民主和学生运动的镇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陶行知的处境也很危险。周恩来派中共上海工委成员陈家康特地到陶行知的住处看望他，劝他注意安全，转移住所，摆脱特务的监视，陶行知坦然答道：“我等着第三枪！”后来翦伯赞、郭沫若也一再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还是那句老话。

紧张的斗争，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连续加班加点，损害了陶行知的健康，1946年7月25日晨，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洗脸间昏倒，经抢救无效，12点30分溘然逝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在中午闻知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拉着陶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3]

获悉陶行知逝世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立即联名发出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8月11日，延安各界2000余人为陶行知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会额：“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陶行知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与共产党携手奋斗。我们二百万中共党员们，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4]

陶行知逝世的噩耗传开以后，四海为之同悲。前往吊唁的人士络绎不绝。10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被移至南京，安葬在生活教育的发祥地——晓庄劳山脚下。墓前石牌坊上，刻着郭沫若手写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的追求，陶行知的业绩，陶行知所走过的路，以及毛泽东对陶行知的评价，将永远昭示、激励着后人前进。

（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张登著《陶行知》）

【注释】

[1]毛泽东、朱德致陶行知家属的唁电（引自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录·民主人士篇》，第26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946年8月11日毛泽东为陶行知追悼大会题写的会额（引自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3卷《陶行知传》，第85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见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