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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的声明写得极好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黄炎培长毛泽东15岁,毛泽东对他以兄长相称。黄炎培与毛泽东一样精通中国历史,谙悉古今天人之变、王朝兴替得失。黄炎培称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

黄炎培的声明写得极好

1945年7月,他和另外五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在延安窑洞里,他与毛泽东有一番关于“周期律”的对话,十分精彩,寓意深远,警钟长鸣……

毛泽东评点原文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1]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2]

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1878~1965),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任之,别号抱一。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一个幕僚家庭。1899年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次年中乡试举人。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张謇等人创立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教育会)。1906年回川沙创办浦东中学。1909年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1912年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4年2月卸职后,周游全国及美、日、东南亚各国,考察教育,从事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实践。1917年5月,与蔡元培等人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推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为宗旨,对中国近代学制的演变和旧教育的改革都有一定作用。1917~1931年,他先后参与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暨南学校、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的工作。1921年、1922年,两次拒绝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校园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援淞沪会战。1937年以后,先后任国防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与沈钧儒等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后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和主席,主张团结、统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与中央领导人会晤。同年秋,黄炎培与胡厥文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主张和平,反对内战。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5月,参加民建会常务理监事会,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主张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主要著作有:《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国教育史要》等。

试析

黄炎培长毛泽东15岁,毛泽东对他以兄长相称。黄炎培与毛泽东一样精通中国历史,谙悉古今天人之变、王朝兴替得失。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称赞毛泽东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这一番耿耿诤言,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五天访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一行送行。黄炎培返回重庆后,到处作报告,讲他的延安见闻,并很快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该书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的书,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调查制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毛泽东和黄炎培自重庆握别,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神州大地已发生了沧桑巨变。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逢,高兴无比。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声明的题目是“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警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中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再次肯定民建的此次声明很重要,并且指出“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隆重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心情万分激动,即席抒写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了呈献给毛泽东。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在土改运动中,黄炎培收到了不少告状信。他将这些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还亲到各地巡视,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京召开,黄炎培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坐。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由衷拥护。在他有生之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勤于政事,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49年8月24日致黄炎培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49年8月26日致黄炎培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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