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路历程

第二节　马克思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路历程

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同质性观念的影响下，并在这种同质性的基础上谈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冲击、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切入，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抛弃了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立场，转到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观点上来；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上，马克思在思维与存在异质性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并深入地探索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媒介物，从而赋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新的内涵。从时间框架上看，大致可以说，第一阶段是1841年年底前，第二阶段是1842年至1844年年底前，第三阶段则始于1845年。

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写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的《博士论文》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本。正是在该文的附录中，马克思通过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性叙述，触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谓“本体论证明”是指：凡是我真实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真实的表象。所谓“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指：既然上帝是我真实地表象到的东西，那么上帝就真实地存在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观念上的一百塔勒不同于口袋里的一百塔勒的比喻，机智地驳斥了这种证明方式。显而易见，康德在自己所举的例子中贯彻的正是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观念。

然而，确信思维与存在具有同质性的黑格尔，对康德的驳斥方式却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些老是不断地根据思维以反对哲学理念的人，总应该承认哲学家绝不会完全不知道一百元现款与一百元钱的思想不相同这一回事。事实上还有比这种知识更粗浅的吗？但须知，一说到上帝，这一对象便与一百元钱的对象根本不同类，而且也和任何一种特殊概念、表象、或任何其他名称的东西不相同。事实上，时空中的特定存在与其概念的差异，正是一切有限事物的特征，而且是唯一的特征。反之，上帝显然应该，只能‘设想为存在着’，上帝的概念即包含他的存在。这种概念与存在的统一构成上帝的概念。”^[8]在黑格尔看来，存在是一个最贫乏、最抽象的范畴，就内容而言，思想中再也没有比存在这个范畴更无足轻重的了。至于时空中的感性存在，人们甚至不愿意无条件地说它存在着。因此，“康德书中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差别’的粗浅的说法，对于人心由上帝的思想到上帝存在的确信的过程，最多仅能予以干扰，但绝不能予以取消”。^[9]从黑格尔对康德的评论可以看出，作为唯心论者，一方面，黑格尔十分注重思维而轻视存在，认为像上帝这样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蕴含着存在这样的属性，根本无须诉诸“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另一方面，他借口康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差别”的思想是“粗浅的说法”而予以否定。

不用说，当时的马克思还深受黑格尔的唯心论，尤其是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理论的影响，因而在《博士论文》中，他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通过对思维和观念的现实性力量的肯定，批评了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驳斥的无效性：“在这里康德的批判也无济于事。如果有人想象他有一百个塔勒，如果这个表象对他来说不是任意的、主观的，如果他相信这个表象，那么对他来说这一百个想象出来的塔勒就与一百个真正的塔勒具有同等价值。……与此相反，康德所举的例子反而会加强本体论的证明。真正的塔勒与想象中的众神具有同样的存在。难道一个真正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中，哪怕是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毋宁说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还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吗？”^[10]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说一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也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中。我们知道，表象是从属于意识和思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还像黑格尔那样，认定思维与存在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表象、思维之外的存在物。

尽管马克思当时的立场还是从属于唯心论的，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黑格尔观点的简单重复上。他继续发挥道：“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11]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上帝也好，其他任何神灵也好，全都是人们的“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也就成了“自我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而且进一步肯定了作为思维的核心部分的“自我意识”的巨大的创造潜能，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像“上帝”这样的存在物归根结底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本。这一文本表明，一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冲击；另一方面，从巴黎开始的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活动的参与又使马克思的见解从一开始就异于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引入了经济哲学的新视角，重新反思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探索。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态度异于马克思在上述第一个发展阶段中的态度。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这样写道：“康德在批判本体论的证明时选了一个例子来标明思维与存在的区别，认为意象中的一百元与实际上的一百元是有区别的。这个例子受到黑格尔的讥嘲，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前一百元只在我的头脑中，而后一百元则在我的手中，前一百元只是对我存在，而后一百元则同时对其他的人存在——是可摸得着、看得见的。只有同时对我又对其他的人存在的，只有在其中我与其他的人一致的，才是真正存在的，这不仅仅是我的——这是普遍的。”^[12]在这里，费尔巴哈直接继承了康德的思想，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尽管他的见解——把真实存在的东西理解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东西——是十分肤浅的，比如，基督教的信徒们普遍地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这能证明上帝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吗？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得感谢他，因为在黑格尔的醉醺醺的、思辨的同一哲学的统治下，他仍然像康德一样，清醒地坚持着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观点。

正是这种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观点对马克思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13]与《博士论文》中的表述比较起来，马克思在这里已开始注意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马克思已开始认真地考虑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异质性，但黑格尔的唯心论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尽管他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但仍然坚持这两者之间“彼此又处于统一中”，即思维中的东西仍然可以畅行无阻地转化为存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以更明确的口吻肯定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异质性。他写道：“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14]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了“想象的存在”(das vorgestellten Sein)和“现实的存在”(das wirkliche Sein)这两个新概念。他把前者理解为“思维”的别名，把后者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别名。他甚至举例说：当我想要食物或因身体不佳而想乘邮车时，正是我所拥有的货币使我获得食物和邮车，“这就是说，它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为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15]在这里，马克思暗示我们，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以黑格尔式的抽象方式，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来探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会发现，单纯的思维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存在”，唯有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物，“想象的存在”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在稍后撰写的《神圣家族》(马克思撰写的部分，1844)中，马克思以更明确的口吻和用语论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问题。他尖锐地批判了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关于“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及“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16]的错误观点，强调单纯思维领域中掀起的所谓“批判”，并不能真正改变现实，“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7]在批判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以为工人只要在思想上消除雇佣劳动的想法也就等于实际上不再是雇佣工人的荒谬观点时，马克思又写道：“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18]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在这一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已经接受了康德和费尔巴哈关于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观点，并力图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切入经济哲学的眼光，以货币作为媒介，重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撰写的部分，1845—1846)乃是标志性的文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新见解，即只有引入“实践”这一媒介，才可能正确地阐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9]马克思这里谈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也就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只能放在实践的媒介中加以探索，如果撇开“实践”，它就成了经院哲学式的、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续批判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所坚持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错误观念：“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20]马克思坚决地阻断了这种唯心论的思路，即在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基础上简单地从思维出发去推论存在的思路。在肯定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同时，马克思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把思维，而是把存在置于始源性的位置上，并对存在的含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1]也就是说，“存在”并不是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僵死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2]这样一来，在肯定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以全新的方式论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马克思既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又肯定了存在的始源性作用，并对其含义作出了新的规定；既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必须通过媒介加以解读，又明确地指出这一媒介就是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