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重启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

二、马克思之重启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

阿尔都塞曾经做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断言，声称青年马克思从来就不是黑格尔派——他一开始是康德—费希特派，后来是费尔巴哈派(除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惊人的例外)。这个断言也许在表面上或者在政治倾向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哲学上，特别是就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言，却严重地成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必去谈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何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做出严重的保留，不必去探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自由人”决裂的哲学缘由，也不必去斟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以会如阿尔都塞所说成为一个“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早在1837年，当马克思开始钻研“法的形而上学”并尝试“按费希特的那一套”来进行构造时，他已经意识到主观思想之不可避免的根本困境了。“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11]结果，被构造出来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乃是一个“近似康德的纲目”，但在执行时又完全不是那样;马克思在此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实际地倾向于黑格尔主义的重要转向。“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12]这个极为关键的转向，如科尔纽所说，从那时起就基本上决定了青年马克思的整个精神发展。即使是在马克思寓居于所谓“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时，上述影响的根本重要性仍然是不可祛除的;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种情形就一目了然。

然而，确实是借重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创见，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哲学——首先是其法哲学——实施了全面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是存在论基础的革命性变革，它一方面导致了一个拯救行动，亦即从思辨唯心主义中拯救出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掉转头来袭击了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全然遗忘并且实际取消了社会现实的那一度，那么，思辨唯心主义所指证的社会现实本身最终却仍然是虚假的。这种虚假性起源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性质:思辨唯心主义必然要把经验神秘化，而它之所以把经验神秘化，是因为现实最终被完全等同于理性。这种等同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亦即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的和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把握住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然而在这种分离中，黑格尔却把市民社会的矛盾称作“现象的矛盾”，从而把本质性导回到国家的理念，并最终导回到绝对理念。这样一来，市民社会的“现象的矛盾”便最终被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13]了。马克思追问道: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统一(即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一方面意味着以所谓国家的本质来为现存事物进行哲学辩护，另一方面又意味着通过思辨的推理把现实羽化为纯粹的思想物。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哲学的非批判性——“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4]——就暴露出来了。正是这样一种本质上的非批判性，使得真正的社会现实再度被掩盖起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使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成果得以保存、深化和完成，就必须使之从绝对唯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借助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在他的“中介过程”或“思辨推理”中实际地制造了主体和谓语的颠倒。于是，法哲学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推移”，就不是由家庭等和国家的特殊本质引申出来，而是从所谓“理想性中的必然性”引申出来。因此，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就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它把“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这意味着，“现象的矛盾”的本质性就在于理念，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乃是理念，而“现象的矛盾”只是由于它通过种种环节分有了理念方才是现实的。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现象的矛盾”，而恰恰就是“本质的矛盾”;并且正因为它是这种本质的矛盾，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居间者”的理念来实现和解。^[15]因此，真正的社会现实决不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念中，而是在市民社会中，在市民社会之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中。正如马克思在后来回顾这一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6]

很明显，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不仅瓦解了理念与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联盟，而且彻底重建了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向度。同样明显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开端。由此出发并且围绕着这一枢轴，马克思在进一步开展出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全部“黑格尔哲学分支”的存在论批判的同时，开展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哲学变革的真实核心和积极成果，正在于拯救社会现实本身。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把这一革命牢牢地置于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从而对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超越，并且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经由马克思的批判性变革方才开始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命题意味着社会现实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被重新开启:当黑格尔把所谓“现实”的内容最终转变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正是在这种全新的关照中，黑格尔理解现实的全部方案就表现为一种哲学上之根本的虚妄。由于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不过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所以它最终体现的乃是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因而是绝对精神的“内部自身”。这样一来，作为本质内容的社会现实就不得不被围绕着自身旋转的抽象精神所扼杀:绝对唯心主义所设定的那种本质，说到底仍是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其“非现实的本质”。^[18]只是通过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思辨唯心主义附加在社会现实之上的全部神秘魔法才得以彻底解除，其积极的合理内核方才显示出真正的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9]历史唯物主义全部深刻洞见都是从重新开启通达于社会现实的路径中发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