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思的任务

一、哲学与思的任务

今天，在中华民族正迅速开展着的历史实践的重要当口，我们是否有理由把哲学——它的时代课题与使命——作为一项根本的任务提出来呢?是的，它需要被提出来而且理应被提出来。因为事实上，正是我们的历史实践本身已经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和切近性将它指定为一项根本的任务。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不仅在于:众多的知识部门所面临、所遭遇的问题本身在其深入化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哲学的性质，而且还在于:精神领域从根本上的建设任务也已经被郑重地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种状况使我们回想起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黑格尔说道: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1]而当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之时，哲学便开始“有了引人注意和爱好的展望”，以往几乎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提起它的呼声”。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由时代的严肃性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即寻求并把握实体性内容的深刻要求，它与日尔曼人精神上的深刻态度一起构成哲学的真正基础。黑格尔声称，正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而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2]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创制终于使德国人一跃成为现代世界的“同时代人”，那么，这个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博物馆中留有如此众多的辉煌遗存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今天也许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古典时代的过去，伴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瓦解(它还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没落)，整个人类的历史活动是否已不再可能具有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并且因而哲学的领域和意义也已经彻底中止了呢?诚然，我们可以说，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已历史地衰败了，或至少是严重地成问题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的精神领域和思的事业已从此终结了呢?同样，当历史这只“老田鼠”将某种确定的实体性内容渐次掏空，当躯壳只是以单纯形式的扩张来苟延残喘时，作为真理的实体性内容是否从此也将永劫不复了呢?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担荷着人类实践之全部重量和严肃性的问题。但是，只要历史还将真正地延续，只要历史的延续总还本质地包含着指向未来的真正筹划，那么，正像思的事业不可能归于寂灭废止一样，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也必将以某种方式继续持存居留于它的展开过程之中，尽管这样的实体性内容已不再属于那种能由传统的形而上学来反映、来唤起、来断言和把握的本质，就像思的事业与任务也不再能仅仅依靠那种作为纯粹形而上学的哲学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重提哲学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换言之，我们把它作为一项由我们的历史实践所必然唤起的思的事业与任务提示出来。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根本不包含什么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即真理)，在我们的未来筹划中根本不可能具备“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那么，哲学就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就像我们的精神领域如果已能够被现成地安顿(无论安顿在何处)的话，那里也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一样。然而，在我们民族一百多年坚苦卓绝的现代化实践中，难道不是始终贯彻着那种探求真理的恒久热情吗?虽说这种热情时时居于对立和矛盾之中，并因而经常是高度紧张的和伴随着痛苦的，但这样的紧张和痛苦难道不正意味着由时代的严肃性所不断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并因而往往是思之努力的确切标记吗?

当然，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始终不应忘记这一历史实践还只是在初始的展开过程中。至于在这一过程中是否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则不是单纯的理智能够回答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参与这一历史实践的热情与信念，而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构成对我们历史决断的考验。这个考验将会是: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承当——她把在其历史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把握为并且铸造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这显然意味着一种哲学必须参与进去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本身却决不意味着哲学能够以其傲慢的断言来自夸大狂。因为在如此这般的自夸大狂中，就像我们的历史实践似乎已经完结一样，作为真理的实体性内容似乎也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装进我们的口袋中了。这样一来，思的进一步的任务不是被提出相反倒是被中止了，而我们也就无需乎再提出什么哲学的时代课题与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