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的近代阐释

一、对马克思哲学的近代阐释

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理解构成真正威胁的，是把这一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并在这一范围内构成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种种对立。这不仅是一种虚构的神话，而且是一种真正退化的理解。由于这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就可以非常轻易地大踏步地退回到康德以前——这种前康德的立场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至多再为它附加上作为文饰的“辩证法”的光环。不消说，如果理解得当的话，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条(我们姑且不引证其他)所要求的正是彻底终止这种退化的理解:它所提示的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与另一种形而上学相对立，而是解除一切形而上学的魔法，并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开启本体论的发展路向。

哲学上的近代性遮蔽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及当代意义完全估计不足。这种估计“不足”不是在数量上或程度上的，真正说来乃是在基本性质方面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谈论的“经济决定论”，不仅表明他们对理智形而上学的因果观念完全缺乏批判能力，并循着这样一种无批判的方向把唯物史观弄成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知性科学”，而且表明他们实际上只可能在经验实证主义的主题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这种理解的真正薄弱之处确是在本体论方面的，而马克思在本体论上所完成的巨大革命因此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来说始终是晦暗不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的哲学主张就只能常常徘徊于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周围，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身不由己地去摭拾一些附加物，如费希特的“行动”，甚至是叔本华的“意志”，当然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参看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这样一种理论，除开其他种种补充性的片断不谈，其隐秘的核心只能是一种较为幼稚的形而上学。不难想象，这种理论也许可以同另一种形而上学相对立，但当它遭遇更加精致的唯心主义时，却根本不可能真正取胜。关于这种情形，普列汉诺夫有一次是说对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不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真理，相反，德国唯心主义乃是18世纪唯物主义的真理。

较为后起的卢卡奇开始在哲学的根基处依照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就理论方向而言这确实是由他独特地开启的)，并据此来全面地抨击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来反对“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初始的目标显然是针对“经济决定论”的，但论题本身的性质很快就超出了这一范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1]

这一见解的实际所指固然是足够清晰的，然而其真正意味着的东西，仍需加以辨明。在这里构成显见对立的，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和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但这两者的对立何以是可能的呢?《历史与阶级意识》申言自己专注于方法论(以及认识论)的主题，然而在方法论上，梅林，特别是普列汉诺夫何曾有一日否认过黑格尔的“统治地位”呢?进而言之，若仅就方法论而言，总体范畴怎么可能与革命原则等同起来呢?例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统治地位在那里难道不是恰好充任了保守原则的支柱吗?最后，卢卡奇敏锐地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之成为革命的代数学，决不是“简单地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使然的”^[2];但是，除开不少兜圈子的说法之外，我们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叙述中，确实看不到在此处如此关键的“总体范畴”与黑格尔的原则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别，甚至很难看到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原理——“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有什么本质重要的区别。

事实上，关键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一般所谓方法(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总是抽象的和外在的，仿佛一顶帽子可以随便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样)，《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优越性——相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来说——纯全在于:它试图通过总体性这一范畴，使“主观性”或“主观方面”本质重要地进入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之中。正是由此出发，卢卡奇才有可能激烈抨击“经济宿命论”，才有可能尖锐地批判现代社会的机械论性质和“物化现象”，并且高度估价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应当承认，卢卡奇的富有成果的努力在当时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理论上首先是由于他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方面恢复了黑格尔对于费尔巴哈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黑格尔哲学乃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阐释方面，《历史与阶级意识》相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优越性乃是相当有限的。卢卡奇越不过的那个界限正是黑格尔哲学，即理性形而上学之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成果。这种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当卢卡奇高扬“主观性”或“主观方面”并力图使之进入到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之中时，“黑格尔眼镜”使他无法从根本上真正克服那种保持在“同一”内部的对立。其结果是:这种对立的再度活跃引导出来的乃是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参看《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行动”、“实践”、“阶级意识”等概念)。(2)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精湛运用，卢卡奇大体上已经走到了当代哲学的门槛上。《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主客体的辩证法、关于柏拉图主义、关于时间的空间化等分析，可以说是卓有见地的。但实质性的一步终究没有跨出来，从而他的那些议论分析，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德国唯心论的那些天真假设(按伽达默尔的概括，即“概念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断言的天真”^[3])并没有被卢卡奇决定性地揭示出来，甚至还根本没有被真正意识到。(3)卢卡奇后来确曾意识到并且自我批评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方向，但这并没有使他真正越过近代哲学的边界，相反却明显暴露出理论上的衰退迹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仍然完全局限在理性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范围内，从黑格尔哲学的逃遁根本不可能代表一种实质性的前进意向。例如，写于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谈到了“自然的本体论客观性”^[4]，然而卢卡奇对问题本身的提法却反而变得支离破碎，甚至《社会存在本体论》也往往不过表现为其先前命题——“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某种钝化的或退化的形式。

无论如何，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真正阐释，决不可能局限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换言之，决不可能依据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性形而上学(或其变种，或其杂凑)——无论是较为幼稚的形而上学，还是较为精致的形而上学。囿于这一范围的任何解释，都在削弱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意义的同时，把这一哲学之最关本质的当代性遮蔽起来。这一判断的简单根据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并且作为当代哲学，它超越(而且第一个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