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第五节　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这一节列宁根据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进一步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武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蜕化变质等光辉思想。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个总结“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一、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武装

被压迫阶级要不要掌握武装，这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19世纪末，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迷信资产阶级的国家，鼓吹议会道路，反对被压迫阶级掌握武装，反对暴力革命。针对修正主义的这种谬论，恩格斯重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有力地回击了右倾机会主义。

恩格斯在导言中分析了法国历次革命斗争，指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爆发的历次革命中，工人阶级总是取得胜利。胜利后，工人手中有自己的武装，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严重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1848年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1870年的巴黎革命也是如此。

统治阶级最担心害怕的一条，就是被统治阶级手中有武器。在阶级的大搏斗中，统治阶级总是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所以列宁认为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策烈铁里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谈出了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装的话。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受资产阶级赞赏的。这也就证明了策烈铁里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彻底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

二、揭露机会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宗教是与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法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宗教作为奴役压迫人民的工具，僧侣与常备军、警察、官吏一样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工具。所以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官吏这两个旧物质力量以后，立即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僧侣势力，这也是公社的重要革命措施。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恩格斯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出于日益机会主义化，把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竟宣布宗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原则。

教会与国家必须分离。剥夺教会的财产，取消国家的宗教预算，教士可以过着私人清修的生活，教会与学校分离，学校对人民开放。同时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人可信可不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一条原则。因为，宗教不能一下子消灭掉，要消灭宗教必须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公社的这一措施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打击。

宗教是以唯心论、有神论为基础的，与无产阶级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水火不能相容。无产阶级政党和党员必须同宗教作斗争，使劳动人民从宗教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党员的一项任务，是革命总任务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指出，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党来说绝不是私人的事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宗教这个精神压迫工具。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击中了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

三、防止无产阶级国家机关蜕化变质

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后，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形成特权阶层，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恩格斯说，以往国家的特征就是社会起初由简单的分工办法，建立了一些特殊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些情况不论在世袭的君主国还是在民主共和国内都能看到。巴黎公社采取了一些有力的革命措施防止国家机关变质。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样，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防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搞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当官做老爷。

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有了这两项措施可以保证政府工作人员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密切联系群众。恩格斯指出，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列宁又进一步指出，要防止国家变质，必须发展民主。一旦公社实行了普选制、撤换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这些彻底民主制时，就突破了一个有趣的界限，资产阶级的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制。要消灭国家，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得非常简单，使大多数人都能参加社会管理。人人都暂时地成为“官僚”，也就没有“官僚”了。这样，使国家机关这些“光荣的”位置，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吏，在台上时为资本家服务，下台后资本家在银行或股份公司内赏给他一个肥缺，把工作岗位变成捞取私利的桥梁。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说明，被推翻、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总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有时搞武装镇压和反革命叛乱，有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拉拢和腐蚀无产阶级，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并通过他们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从而复辟资本主义。

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列宁就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和侵蚀，不仅会使苏维埃机关人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防止政权蜕化变质，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指出它是战胜旧习惯，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创举。

四、批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和崇拜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第三章里作了充分论述。恩格斯为什么再一次重申这个原理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对国家的迷信，以哲学方面转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的一段意识中去了。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以及机会主义的反动宣传。恩格斯为了批判党内机会主义，指明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又一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并且指出了对国家迷信、崇拜的两点历史原因。

首先，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哲学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他的著作是德国法定的高等学校教科书。黑格尔认为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是“绝对精神”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所以，国家不过是上帝在人间的统治，也就是黑格尔永恒的真理和借以实现的场所，而普鲁士王国又是这种国家的最好典型，这就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神圣的东西。

其次，由于人们习惯势力的影响，似乎国家是全社会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人们一般都认为只有这些收入极多的官吏才能处理这些事情。这就使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在德国“更容易生根”。

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即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因此，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再需要国家，才会“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扔掉”。列宁指出，恩格斯在这里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他们即使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上述国家问题的原理。与此同时，应该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形式对于无产阶级并不是无所谓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民主共和制这种“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和阶级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