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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契机

时间:2022-02-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约翰·雷的一生,他之所以对植物学表现出终生不渝的热情,并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不仅由于内在动力的驱使,也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在约翰·雷看来,植物学研究是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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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约翰·雷的一生,他之所以对植物学表现出终生不渝的热情,并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不仅由于内在动力的驱使,也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约翰·雷的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 Ray)熟知草药性能,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声望;此外,按照瑞温的说法,约翰·雷出生的那个小村庄远离伦敦,政治消息相对闭塞,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人文遗迹,这些条件似乎天然决定了约翰·雷的童年生活是与一些花草和昆虫相伴的。约翰·雷本人也认同,人类天生就对植物有兴趣,他写道:“我们相信,植物研究对年轻人来说应当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看到,三一学院的很多孩子们都能从中得到身体上的锻炼,以及智力上的满足。”(Ray,1660:preface)如果说幼年时代乡村生活的影响,以及母亲的熏陶给了约翰·雷最初的热情,剑桥时期则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回到大自然中的契机。约翰·雷最初接触植物学,是在1650年刚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并留校任职的时候。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他生了一场病,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不太舒服(注:据瑞温推断是因为学习与争取教职的压力所致,麦克马洪则归因于政治与宗教氛围造成的影响,并以此为据来说明约翰·雷并不认同议会党的政权。见Raven,1986;McMahon,2001。)。医生建议他尽量多外出散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现了植物学带给人的愉悦:

在旅途中,我有大量的闲暇去思考那些总是出现在眼前,而且经常被漫不经心地踩在脚下的事物,也就是各种美丽的植物,自然界神奇的作品。首先,春天草地上丰富的美景吸引了我,使我随即沉醉于其中;接着,每一株植物奇妙的形状、色彩和结构使我满怀惊异和喜悦。当我的眼睛享受着这些视觉上的盛宴时,我的心灵也为之一振。我心中激起了对植物学的一种热情,我感觉到一种成为这一领域专家的蓬勃欲望,从中我可以让自己在单纯的快乐中抚平我的孤寂。(Ray,1660:22)

在约翰·雷看来,植物学研究是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首先,它能满足人的审美需求。在晚年的著作《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中,他多次提到植物的美:“平滑的叶子极其美观而且华丽”、“植物的叶片与花、果之间的比例,具有极大的美观与雅致”,而“除了形态上的优雅之外,很多花还具有丰富多彩的颜色,以及十分美妙芬芳的气味。确实,有些花朵是如此的美丽耀眼,以至于耶稣基督曾如是说到田野里的百合花(有些人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所说的是郁金香):“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期,也没有像这些花中的任何一朵那样装扮自己。”就色彩而言,“即使技艺最高超的画家调配出的色彩,也无法精确模拟或仿造任何一朵花儿天然的颜色”(Ray,1717:105-106)。

约翰·雷用大段文字来论述植物“美”的客观性,指出“众多的树叶、鲜花、果实与种子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使大自然体现出一种规则的形态”(Ray,1717:107)。植物的美丽不仅装点大地,而且给人带来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愉悦:“……陆地上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一片如茵的绿草,以及其他的芳草;草地的色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对眼睛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大地上还点缀着众多形态各异的花儿,它们色彩缤纷,形态迷人,而且有着最动人的芬芳,可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放松,以及天真烂漫的欢乐。”(Ray,1717:207)

这种“单纯的快乐”带来极大的慰藉,然而当他希望进一步了解眼前的美丽事物时,他失望地发现,这一时期剑桥根本不重视这门学问,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一位“指导者(preceptor)和启蒙老师(mystagogue)”。十七世纪大学里根本不存在生物学这一学科;古代文本,如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特以及迪奥斯科里季德的著作,依然是通行的生物学典籍;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群主要是药剂师和园艺师。在约翰·雷之前,英国较具代表性的植物学研究者有吉拉德(John Gerard)、约翰逊(Thomas Johnson)(注:约翰逊曾于1629年穿行英格兰与威尔士25个郡县去寻找新的植物。英国内战爆发后,这位先驱人物于1644年贝星院宅(Basing House)受到围攻时为保皇党人作战,不幸被杀。)和帕金森(John Parkinson)(注:帕金森(1567-1650)是“詹姆斯一世的药剂师”、“查理一世的植物学家”。)。约翰逊与吉拉德的著作是为了满足本草学家与药剂师的需要,而帕金森则主要从园艺师的角度出发。约翰·雷虽然极为推崇这些前驱者,并在著作中逐一指明了前人的贡献,但是他意识到前人著作中存在的问题:仅根据那些“简短模糊的描述”,很难精确地指明作者所提到的植物种类;而且,“他那两位最知名的先驱者(指吉拉德和帕金森)全然无批判性地使用前人著作,他们带有一种欲望,即尽可能增多植物条目,对‘种性差异’缺乏清晰的认识”(Raven,1986:77)。面对这些困难,约翰·雷认为,“如果听任‘自然哲学和博物学’中这样一个可贵而且必要的要素完全处于被忽略的状态,那将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地区进行大量探索,并广泛涉猎当时的植物学著作,其中包括古典文献,以及国内外本草学者和园艺家的著作。此外,他结合亲身的观察,逐一考察前人著作中描述的植物,对于一些无法确定的种类,他通常会收集种子,种植在位于他在剑桥的居所后面的小花园里。据瑞温考证,这间屋子后面有一小块附属的土地,约翰·雷在那里种植了至少700种植物(Raven,1986:108-110)。约翰·雷的后任约翰·马丁(John Martyn,1699-1768)曾向剑桥提出申请,请求将这块土地用于同一目的(Gorham,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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