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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与储蓄

时间:2022-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储蓄是投资的基本来源,从而也是形成资本的基础。本节基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所得税对总储蓄、政府储蓄和家庭储蓄的影响。政府储蓄实质上等于T-Gc,这表明政府对整个经济资本形成的净贡献。在乘数效应下,所得税对政府储蓄的影响取决于由财政激励引起的GNP的增加和税率。假设增加所得税100亿元,政府全部用于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由此个人所得增加100亿元。

一、所得税与储蓄

一国的总储蓄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等诸因素,还依赖于政府采用的动员储蓄政策的性质。一般来说,可获得的储蓄总供给量为国内储蓄与来自国外的储蓄之和,而国内储蓄又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

由于储蓄是投资的基本来源,从而也是形成资本的基础。因此,通过开发储蓄来促进投资和资本形成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大政策目标。本节基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所得税对总储蓄、政府储蓄和家庭储蓄的影响。

(一)所得税与总储蓄

储蓄率可用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表示。税收是决定总储蓄率水平的一个因素,通过论证发现,在满足相关条件下,提高税收比重可以导致更高的总储蓄率。

假设把封闭经济中的所有部门概括为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等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相应地假定全部国民收入(Y)划分为私人部门收入(Yp)和税收收入(代表政府部门收入,设为T)两部分,总储蓄额(S)也只源于这两个部门(设私人部门储蓄额为Sp,政府部门储蓄额为Sg),则总储蓄率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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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g7储蓄率,设为img8=私人部门储蓄率,设为img9私人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设为img10=政府部门储蓄率,设为img11=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设为yt,则上式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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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2)表明,总储蓄率取决于私人部门储蓄率、私人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政府部门储蓄率和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税收比重)四个因素,式(4-2)可进一步表示为(因为ya+ y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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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式得到的经济含义是:总储蓄率取决于私人部门的储蓄率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以及税收比重。由于储蓄率是收入水平的函数,故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私人部门的储蓄也会较低(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低),这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如果政府部门的储蓄率高于私人部门的储蓄率,则提高税收比重不仅可以促进政府部门储蓄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总储蓄水平的提高(当st> sa时,提高yt可扩大s′)。这就得到一个有关总储蓄率与税收比重相互关系的推论: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而人均收入水平也较低时,提高税收比重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而也有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整个经济的资本形成。由于现代国家税收制度都主要是由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组成,所得税作为税收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流转税和财产税税收比重不变或降低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到:提高所得税比重会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如果推论成立,则表明税收制度包括所得税制度,通过影响税收比重,成为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工具。进一步论证如下:

把式(4-1)变为:img14

表示增量(变动),稍加变换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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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设政府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即每增加1元中增加的储蓄)为MRSt,私人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为MRSa,根据边际储蓄倾向的定义,有Sg=T×MRSt,Sp=Y P×MRSa,代入式(4-5),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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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整个经济只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故政府部门税收的等量增加必等于私人部门的等量减少,即有| T|=| Yp|。又设img17,为原来(税收比重提高前)全社会的总储蓄率,则式(4-6)又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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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令Yto为原税收比重,Yt1为提高后的税收比重,有Yt1-Yto= dt,故T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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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g20指税收比重每提高(或降低) 1%时,税收收入增加(或减少)的数量。把它定义为税收收入对税率变动的反应程度,简称边际税值,设为et,故式(4-8)变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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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9)代入式(4-7),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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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4-10)可知,只有在et×(MRSt-MRSa)恒为正值时,提高税收比重(dt≥0)才会导致更高的总储蓄率。具体来说,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提高税收比重才会有利于总储蓄率的提高:①政府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必须大于私人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②提高税率必须能够增加而不是减少税收,即边际税值=(流转税的边际税值+所得税的边际税值+财产税的边际税值)必须大于零(et> 0)。

(二)所得税对政府储蓄的影响

政府储蓄取决于税收和政府消费性支出,所以简单地增加税收并不一定能够增加政府储蓄。就所得税而言,需要考虑税收收入弹性以及乘数效应等因素。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恒等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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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为国民生产总值,Cp为私人消费,Ip为私人总投资,G为政府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

财政支出G又分为两部分: Gc(政府消费支出)和Gi(政府投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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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义,私人储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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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4-12)、式(4-13)代入式(4-11),得:

(T-Gc)+ Sp= Ip+ Gi

因此,政府储蓄总额= T-Gc,加上私人储蓄Sp等于投资总额(投资总额包括私人投资Ip和政府投资Gi)。政府储蓄实质上等于T-Gc,这表明政府对整个经济资本形成的净贡献。如果是正值,表明政府增加了可用于投资的储蓄总量;如果是负值,表明政府减少了私人投资或政府投资可利用的储蓄总量。

当政府储蓄大于政府投资时,即(T-Gc)> Gi,预示着政府有预算盈余;反之,则政府有预算赤字。

如果能够满足式(4-9)的条件——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私人部门需要支付新增税收后边际收入的消费倾向,并且边际税值必须大于零,则通过提高现行税率,包括提高所得税率来提高税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可以增加政府储蓄,从而增加总储蓄的。

但是由于政府储蓄取决于T(税收)和Gc(政府消费性支出),所以如果税收增加的同时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那么在不考虑乘数效应的条件下,还是无法增加政府储蓄。所以只有一国不存在普利斯效应或其效应很弱时[1],税收工具才能被用来扩张政府储蓄或削减不稳定的政府赤字。

1.所得税率变动对政府储蓄的影响

在这里引入税收收入弹性概念,税收收入弹性是指在现行税率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变动的百分比与国民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即img26如果仅分析所得税,则所得税收入弹性反映了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 T/ Y)与平均税率(T/Y)之间的比例关系,即img27。在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大于平均税率的税制下,当国民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时,税收收入会以大于一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加,从而政府储蓄相应地增加。在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小于平均税率的税制下,当国民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时,税收收入会以小于一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加,政府储蓄增加幅度小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

2.乘数效应下所得税对政府储蓄的影响

一般认为政府乘数包括政府支出乘数、政府税收乘数和政府转移支出乘数,本书要谈的乘数是指前两种。其中政府税收乘数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政府税收所引致的均衡国民收入的增量,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中,税收乘数为,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政府支出乘数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政府支出所引致的均衡国民收入的增量,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中,支出乘数为img28。在乘数效应下,所得税对政府储蓄的影响取决于由财政激励引起的GNP的增加和税率。

假设增加所得税100亿元,政府全部用于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由此个人所得增加100亿元。对个人所得征税后税收收入增加25亿元(假设个人所得税率为25%),则个人可支配的所得增加75亿元。假设税后增加的所得80%用于支出,消费者将花掉其中的60亿元,这种支出的增长将引起新一轮所得增长,其中15亿元(60亿元×25%)缴税,剩下的45亿元归个人。在余下的45亿元中,个人消费支出36亿元(45亿元×80%),这又会引起新一轮的所得和支出的增长,以此类推,GNP总的增加了250亿元[2](包括政府购买首次花掉的100亿元)。由于乘数效应,GNP增量为首次支出增量的2.5倍。

如果政府进行减税,减税额度同样是100亿元,消费者和企业会在花掉其税后所得的80%,或80亿元,这样个人所得相应增加同样的数额,消费者和企业将得到60亿元并花掉48亿元,以此类推,GNP总起来讲增加200亿元[3],是首次减税额的2倍。

由于税收是任何GNP增量的25%,也就是说,由于政府支出100亿元引起的GNP增长250亿元,可能增加税收62.5亿元(250亿元×0.25),部分抵消了由于支出增加引起的赤字增长,结果是赤字净增加(或减少预算盈余,也即政府储蓄减少) 37.5亿元(100亿元-62.5亿元)。如果在所得的初次分配上减税100亿元,GNP增加200亿元可能增加税收50亿元(200亿元×0.25),部分抵消减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其结果净增赤字(或减少预算盈余,也即政府储蓄减少) 50亿元(100亿元-50亿元)。另外,假定个人可支配的所得增加或减少引起的支出变化是相同的(即单纯的增税和减税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变化是一样的),而不管所得变化的来源,同时假定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购买和税收同时都增加100亿元,那么GNP增长50亿元[4],可以进一步增加税收12.5亿元(50亿元×0.25),从而减少相同数额的赤字(或增加预算盈余,即增加政府储蓄。因为增加的100亿元税收正好抵消了100亿元的政府购买,在GNP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储蓄不变)。

(三)所得税对私人储蓄的影响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储蓄的增加并不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储蓄在支持资本形成方面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这可以从政府储蓄率在各国的持续走低反映出来。从部分经济发达国家(法、德、意、日、英、荷、美)来看,20世纪60~90年代初,政府储蓄率持续降低: 60年代平均为4%,70年代平均为2%,80年代为-0.9%,90年代为-0.7%;从部分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韩国、菲律宾、泰国)来看,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政府储蓄率平均下降为33.2%,分别为4.6%和1.4%。我国情形也大体如此,见表4-1:

表4-1 1978~1996年我国政府储蓄率与边际储蓄倾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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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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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在私人储蓄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储蓄,基于不同的观点,有四种解释家庭储蓄行为的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年可支配收入的储蓄倾向与收入的增长一致,所以储蓄率(储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有望在所有收入增长的国家中不断得到提高,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未能给予该假说强有力的支持。

(2)相对收入假说。20世纪40年代末最先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杜森贝利提出,又被称为杜森贝利假说,他认为一个经济中的短期消费(储蓄)函数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随着收入的长期增长,消费者调整他们的支出习惯达到较高的消费水平,但在短期内,当收入暂时下降或上升时,他们却不情愿让自己的消费水平下降或缓慢上升。这种假说是在对美国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

(3)永久收入假说。由密尔顿·弗里德曼于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提出。他认为收入由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个部分构成。由于人们期望自己能够益寿延年,因此他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做出消费决策。永久收入是财富的产物,这种财富包括家庭可以支配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资产。他认为人们能够非常恰当地预见其寿命期内这些财富的流动量,并进而使自己的消费与正常的或永久的收入相适应,而这种收入从长期来看趋于稳定。消费将成为永久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接近永久收入的100%,这样产生的任何储蓄基本上都将来自于暂时收入。其公式为:

S= a+ b1 Yp+ b2 Yt

其中,S为储蓄,a为常数,Yp为永久收入,Yt为暂时收入,0< b1< b2<1。

(4)尼古拉斯·卡尔多阶级理论。这个模型认为,消费(储蓄)习惯因经济阶级不同而大相径庭。那些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工人被认为,其储蓄倾向远低于主要依靠财产收入的资本家。

从目前来看,运用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来解释税收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应该与现实情况更为贴切。所以,本书在此基础上分析所得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认为所得税对家庭储蓄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二者共同作用下,征税后家庭储蓄减少。另外,不同课税方式对储蓄的影响效果也有所不同,所得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比财富税要大。

1.税收对家庭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根据永久收入假说的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一人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内个人从事工作并决定其所得在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分配,在第二时期内他退休了并消费在第一时期的储蓄和任何积累的利益[5]。引入财富、利率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消费者开支总量中变化的一个重要潜在源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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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为消费者支出,Yd为当前和预计的未来劳动税后所得,W为家庭净财富,r为税后实际利率,x为影响消费的其他次要变量。

W1表示第一期所得,极端情况是将全部所得花费在第一个时期的消费中(C1),或第一期不消费而在第二期消费(C2)中达到最高水平W(1+ r),即C2= W(1+ r),r是储蓄报酬率,预算制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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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当前与未来消费的偏好反映在使终生效用最大化的努力中,U作为每一时期内的消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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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w2表示个人的预算限制,其斜率为1/(1+ r) W1,即放弃当前所有储蓄而能达到的当前消费量,C2为0,偏好效用函数由一组不同的曲线所描述,每条曲线凸向原点并且代表了当前和未来消费的结合,更高的曲线代表了更高的满足水平。

微观经济学角度看,一种商品购买量的增减是因价格引起的某一既定收入购买力的变化造成的。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收入效应会使个人囿于其既定的收入而较少地购买这种商品。也就是说收入效应是指因收入购买力的下降或上升对商品消费所做的调整。替代效应是指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化,人们用一种价格下降的商品替代其他价格保持不变的商品,价格相对下降的商品需求将增加。换言之,替代效应是指因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消费者对其开支结构所做的调整。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特征表现在预算线的变动就是:替代效应是预算线围绕着不变的无差异曲线向内或向外的转动,收入效应是预算线的平行移动。税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主要在于所得税对储蓄的影响。

一方面,所得税的征收直接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产生一个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对利息所得征税,提高了第二期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个人在既定的收入下,储蓄和消费品的购买力下降了,又产生了替代效应和一个收入效应。

在图4-1中,横轴表示第一期消费C1,纵轴表示代表第二期消费C2,AB代表不征税状态下的预算线w1 w2,与无差异曲线U1相切于D1,在对储蓄的利息所得不征税的前提下,所得税的征收将直接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预算向下移到M N,与无差异曲线U 2相切于D2,第一期消费从C11下降到C12,第二期的消费(即第一期的储蓄)预期从C21下降到C22,个人的消费和储蓄同时下降了,从D1下移到了D2,这就是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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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税收对家庭储蓄的收入效应图

如图4-2所示,如果对储蓄的利息所得征税,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第二期的消费(即第一期的储蓄)价格上升了,个人更愿意增加现在的消费。因而预算线的斜率发生了变化,向内旋转到了A N。AN与无差异曲线U 2相切于D3,此时第一期的消费为C13,第二期的消费是C23。为了反映替代效应,做一条平行于AN的直线,与无差异曲线U 1相切于D2,该点决定了最大效用的两期消费分别为C12和C22,第二期消费下降了C21-C22,而第一期消费增加了C12-C11,消费替代了储蓄,从第一期看,C12-C11就是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减少了C12-C13;从第二期看C22-C23为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为C21-C22,总效应为C21-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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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征收利息所得税后的税收效应

2.两种不同课税方式对储蓄的激励效应

假设两种课税方式:第一种是对包括财富收益在内的所得课税,而对财富本身不课税;另一种是对财富本身课税,而对包括财富收益在内的所得不课税。它们对储蓄的激励效果有所不同。

仍假定个人一生划分为工作和退休两个时期。假设个人确切知道:他的工作生涯赚取的收入为OY0,公共养老金为OY1,在他的生命期限内利率为i(假设利率保持不变),同时他一开始就拥有财富(非人力资本)存量OW,并且不打算为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他的财富在第一期没有收益,在第二期收益率为i。

图4-3横轴表示退休前的消费C0,纵轴表示退休后的消费C1,在不征税的情况下,点WY表示此人在工作期间消费掉他的工作收入OY0和财富W,而在退休期间仅靠养老金度日。因此,点WY表示既没有储蓄也没有负债,此人在工作时期和退休时期的消费可能性预算约束线用AB表示。OA=[(W+ Y0)(1+ i)+ Y 1]是他退休时期可消费的最大值,即他在工作期间不消费任何数量。OB=[W+ Y0+ Y1/(1+ i)]是他在工作时期可消费的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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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两种课税方式对储蓄的激励效应

情形一:对工作和投资所得课税。假设开征比例所得税,征收所得税后,个人既无储蓄也无负债之点将落在直线WWY上(因为对财富不课税,所以征收所得税后,最少还有W,WY表示的是所有的财富和所得之和),并且如果税率为FWY/WWY,则原预算约束线上的点WY将移至F,新的预算约束线DE比原预算约束线AB平缓,可以计算出此人退休后的最大可消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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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的最大可消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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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如果税率提高到IWY/WWY和LWY/WWY,那么相应地得到两条预算约束线GH和JK,假设个人的偏好函数用图中的无差异曲线表示,那么此人退休前与退休后消费量的选择在他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交点处,这些切点连成一条曲线PY TEP(比例所得税扩张线),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下,税率越高会导致两个时期消费和储蓄更低。

情形二:课征财富税。假设对除人力资本以外的所有财富均课税,但工作和投资所得免税。这样,工作期间只需就个人占用的财富纳税,而退休期间的税基仍然是财富。如果存在储蓄,此时财富占有量就更大。因此,新的预算约束线MN将比HG更陡峭,因为包括财富收益在内的所得是不征税的,这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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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的连线用WTEP表示(财富税扩张线)。从图4-3中可以看出,WTEP落在PY TEP左边,所以财富税也会导致储蓄的减少,但减少的程度小于等量的所得税。即所得税和财富税的课征都会减少储蓄,但所得税比财富税影响的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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