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央银行的必要性

第二节　重建中央银行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广州、汉口所建立的中央银行，仅具有中央银行之名义，规模不大，影响有限。而且，经过多次军阀混战的冲击和挤兑风潮，信用严重丧失，“已无资格被承认为南京国府之中央银行”。⁽⁴³⁾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中国并无真正的中央银行，蒋介石政权也没有能够直接掌握的金融机构。但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急需要建立自己的金融机关。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的中央银行的必要性，负责筹备中央银行的陈行，在1928年7月给财政部长宋子文《关于创办中央银行计划》的呈文中，作了明确分析：⁽⁴⁴⁾

一、维持政府财政的需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财政极为窘困。为了建立和巩固政权，并完成军事行动，蒋介石政府东挪西借，依靠借债度日。由于没有自己所能够直接控制的银行，借债过程很不顺利，经常受到上海金融界的掣肘甚至威胁。因此，“财政问题之应及早解决，殊无疑义”，而“中央银行实为理财施政之要着”，国民政府将设立中央银行视为整理财政的最大法宝。不但要建立中央银行，还要避免北京政府时代金融界控制财政，甚至控制政府的被动局面，因而必须建立由政府完全控制的中央银行。同时，中央银行也是实行孙中山“钱币革命”思想的主要工具，因此，“欲贯彻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问题，此设立中央银行之急不容缓者一也”。

二、维护金融主权的需要

如前所述，外国在华银行，发行货币、代理国库、控制财政、操纵金融，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金融主权。中国“金库之制度不完，银行之信用未立”，成为外人“肆行攘夺”关税保管权之借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展开了关税自主运动。“关税问题解决后之关款存放，若非有正式稳固握金融中枢之中央银行保管此项存款，一般普通银行必竞思染指，徒滋纷扰，亦且贻外人以口实，重启其贪婪侵略之野心，攫夺存放权。”因此，无论是取缔外商银行发行权，还是收回其对关税、盐税的保管权，要挽回被外商银行所攫取的金融权利，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此设立中央银行之急不容缓者二也”。

三、调剂战时金融的需要

1928年5月3日，为阻止国民党的北伐，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给国民党人士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并认识到日本侵华野心未已，有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战事，财政金融若无中央银行先为调剂活动，而普通商业银行负此巨任，恐为事实所难能，结果将祸及眉睫，旁皇莫措”。因此，陈行认为应仿照孙中山在1913年俄国侵略蒙古时提出“钱币革命”的做法，设立中央银行，以备战时调剂金融之急需。“此设立中央银行之急不容缓者三也。”

四、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除了以上陈行所提出的三点原因外，成立中央银行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如前所述，晚清北洋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缺乏真正的中央银行以为枢纽。然而，无论是建立完善的银行制度，还是废两改元，统一货币，都离不开健全的中央银行。“本国金融之紊乱有待于中央银行之整理者实巨。”⁽⁴⁵⁾对于中央银行在整理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识。例如，陈行认为：“实业之振兴固在于金融之调剂，而金融之调剂必赖乎银行制度之完善，银行制度之完善，尤必赖乎中央银行之克尽厥职。”⁽⁴⁶⁾银行家李铭（字馥荪）也指出：“挽近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市场之改进，多所主张，而中央银行制度之确立，尤佥认为关键之所系。”⁽⁴⁷⁾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也决心建立一健全完整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中央银行则是这一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因此，设立中央银行，以建立金融之枢纽，成为金融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综上所述，从建军到北伐，再到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控制军队、维持政权必须掌握大银行，尤其是既能发行钞票又能控制其他银行的银行，这样才能掌握金融命脉。因此，中央银行与军队一样重要，是蒋介石巩固和稳定政权，必须掌握的两个法宝。⁽⁴⁸⁾总之，无论是整理财政、发行纸币，还是统一国库、收回主权，以及调剂金融，都需要“积极建立强有力之金融机关，统掣全局，综挈纲领”。而“所谓强有力之金融机关者，厥惟秉承先总理遗志，设立中央银行，以竞先总理未竞之功”。⁽⁴⁹⁾继承“先总理首创中央银行之遗志”，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创办中央银行的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银行之设立，为时势的要求，而决非偶然”。⁽⁵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