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陕南山区留坝厅沙坡例
光绪年间，留坝厅为维护环境及水利设施而不惜出资补贴田主，以换其停耕沙坡。据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坝厅动用学堂巨款开修南堰，发展灌溉。为巩固渠埂，特定立禁挖沙坡条规：“查荒草坪沟口一带沙坡，逼近渠埂，该处虽异石田，究非沃壤。该地主图见小利，间岁一种，冀得升斗之粮。第坡势既陡，沙脉复松，夏秋雨淋，水沙杂下，殊于渠道有害。”(210)于是，由学堂每年于堰稞项下支付稻谷三斗，津贴沙坡地土之主人，以使其不再挖种沙坡，防止引起水土流失，冲淤堰渠。而且由学校在沙波植树造林，以期“树根蟠结，草长土紧”，通过培育良好的植被来改善水文条件，并计划待经费充裕之时，将沙坡土地买断，以杜纠纷。(211)
其他如宜昌府城中印山例、白河县城后山例，无不有较为明确的保护环境目的。《宜昌府志》载：
城中印山为州治后扆，城垣半跨其上，若开垦耕种，不惟形家所忌，且水潦冲洗，势必驯致崩裂，故历来任其闲旷。嘉庆十四年（1809年），忽有兵丁耕种于西，民人耕种于东……州属士民呈请署知州刘运浩移查禁止，永以为例。(212)
同治七年（1868年）《白河知县严禁挖种城后山地及随意迁葬坟墓告示碑》载：
城后之地，虽系民间私业，□既有□城池，即不得随意垦种。□□各前宪禁断有案，胆敢违抗不遵，更属可恨。除以往不究外，今合出示禁止……如敢有挖种城后山地、添葬坟墓者□□□□□□□□□□□拘案，以侵毁城池律治罪。(213)
至于道光《南江县志》的如下记载亦值得重视：“去县东榆铺，沿河古柏疏密相间，直百余里，高处凭眺如青龙掩映，高低蜿蜒。土人云：明邑令某植，以护山径，不使大水啮山堤，以保民地，亦甘棠之遗爱耳。”(214)植树护堤防洪，兼具环境保护意义。
明清时期乃秦巴山区历史上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一次持续高峰期，与此相应，环境的演变亦颇为剧烈、显著，其表现较易为人们观察到，尤其相关自然灾害的增多、加剧，成为有识之士思考、认识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切入点；另一方面，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促进了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
此前多次提及的西乡县的水灾问题即为一例。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立《捐筑木马河堤记碑》载：“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箐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215)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大雨引发洪水，“波涛汹涌，冲塌南关房屋无算。嗣是，渐冲渐圮，水涨河溢，街道几为河道”(216)。西乡县城甚至被淹多年，不得解脱。“水犹湍激岸脚，靡所底止”(217)。知县张廷槐、胡廷瑞等先后增筑堤防以御水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据《西乡县乡土志》载：“胡廷瑞，安徽人，道光间任（知县）……巡视城垣，见木马河自西来，波涛浩浩，一望无际，沿河居民皆立柱水中，架板为屋，每值秋涨，即虞倾覆。而岸低河高，每秋水暴发，南关一带即成泽国，心窃忧之，乃议筑堤以资保障，先捐清俸为闾阎倡，富绅巨贾踊跃争输……县城东北旧有东沙渠一道，其水发源四方山，逶迤三十余里，转东关后折而南，与木马河会。初仅细流，后山林垦辟，水量大增，嘉庆至道光间，堤岸屡崩，居人几为鱼鳖。前云间张公廷槐曾加高岸身，而患仍未已。公筑河堤之明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望，渠水暴涨，漂没田庐无算，乃冒雨抢险，幸获安澜。公知堤之不足御此水患也，谓刷低渠身乃目前补苴之计，欲杀水势而不治其源，如止小儿啼，不免为贾让笑矣。况此渠水皆北山各谷所汇而来，而土性松浮，一遇暴雨，沙砾俱下，渠底日淤，岸又倾塌，欲河伯之不肆虐，岂可得乎？故欲弭南关之水患，则堤防为急，而此渠之患，非封山蓄树断难为功，所谓情形不同，设施因而异也。自公去后，邑人踵修事增修，两处永无水患。佥曰：宜祀名宦，格于例不行。邑人私祀于木马河神祠之后殿，至今不衰。”(218)正是在治水、防灾的实践中，时人不仅观察到山林垦辟后洪水量大增、水土流失的现象，而且认识到泥沙淤积因素在洪水成灾中的关键作用，得出了根治东沙渠水患，“非封山蓄树断难为功”的正确结论。
当然，在当时人口增加、生计压力加剧、垦殖扩张禁而难止的大背景下，上述诸事例的实际成效如何、能否长期持续下去，尚需进一步系统、全面进行考察。至于更多、范围更大、更为普遍的恢复或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存在与否，则有待于环境史研究的深入推进。
【注释】
(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舆·道路》第8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474页。
(2)严如熤：《栈道图说》，见《留坝厅足征录》卷1。
(3)光绪《凤县志》卷1《道路》。
(4)王昶：《商洛行程记》。
(5)叶世倬：《新建宁陕厅城记》，见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6)严如熤：《会勘三省边境拟添文武官员事宜禀》，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
(7)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
(8)嘉靖《云阳县志》卷上。
(9)徐学谟：《春雪楼记》，见同治《郧县志》卷10。
(10)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中华书局本，第39页。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
(12)《明孝宗实录》卷6。
(13)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中》。
(14)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光绪抄本。
(15)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光绪抄本。
(16)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光绪抄本。
(17)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光绪抄本。
(18)王士性：《五岳游草》卷5《蜀游上》。
(19)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4《山川》。
(20)道光《留坝厅志》卷1《厅境栈道图》。
(21)严如熤：《栈道图说》、《栈道》等，参见《留坝厅足征录》卷1《文征》，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
(22)卢坤：《秦疆治略》。
(23)张邦伸：《云栈纪程》，见《留坝厅足征录》卷1《文征》。
(24)陶澍：《蜀猷日记》（嘉庆十五年）。
(25)咸丰八年（1858年）刊立《龙兴寺地界碑》，载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
(26)民国《紫阳县志》卷4《人物志·懿行》。
(27)陶澍：《蜀猷日记》（嘉庆十五年）。
(28)卢坤：《秦疆治略》。
(29)参见卢坤《秦疆治略》、《镇平县乡土志》等。
(30)卢坤：《秦疆治略》。
(31)道光《褒城县志·疆域图考》。
(32)《宁羌州乡土志》之《地理·区划》。
(33)卢坤：《秦疆治略》。
(34)《查核民田被水漂没议》，载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
(35)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36)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上。
(37)《洋县乡土志·物产》。
(38)光绪《凤县志》卷1《道路》。
(39)光绪《太平县志》卷3《物产》。
(40)光绪《大宁县志》卷3《食货》。
(41)参见《论川盐》，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二十五·盐课下》。
(42)光绪《大宁县志》卷1《物产》。
(43)咸丰《阆中县志》卷3《物产》。
(44)同治《建始县志》卷4《户口》、《物产》。
(45)《山羊隘沿革纪略》，见乾隆《甄氏族谱》，转见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编纂办公室，中共五峰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工作办公室编印《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490～493页。
(46)彭峻修：《八面山记》，见嘉庆《龙山县志》卷15《艺文》。
(47)同治《乾州厅志》卷1《气候》。
(48)乾隆《武宁县志》卷10《风俗》；同治《攸县志》卷54《杂识》。
(49)乾隆《桂东县志·风俗》。
(50)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光三十年，1850年），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9《户政·屯垦》；参见《道咸同光奏议》卷29，民国《衢县志》卷6《食货志》下。
(51)傅维麟：《明书·B祥志》。
(52)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水利》。
(53)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54)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6《艺文中》。
(55)康熙《巴东县志》卷2《物产》。
(56)王穆：《射虎亭记》，见道光《西乡县志》。
(57)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5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77《循吏二·牛运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21页。
(59)光绪《紫阳县志》卷1《山川》。
(60)淡金籝：《寒蓬山记》，见道光《略阳县志》卷4。
(61)《明宣宗实录》卷24。
(62)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
(63)民国《镇安县志》卷1《山川》。
(64)乾隆《桂东县志》卷2《物产》。
(65)参见拙作《清代湘赣边山区的棚民与经济社会》，见《争鸣》1988年第3期。
(66)以上参见拙作《湖北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67)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68)在此前后，其他山区也有同类的记载，如《山西通志》载阎绳芳《镇海楼记》文云：“正德（1506～1521年）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徙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年，民竟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无岁无之。”（光绪《山西通志》卷66；又见嘉庆《山西通志》卷29）参见钮仲勋《明清时期郧阳山区的农业开发》，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69)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
(70)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
(71)李嘉绩：《华州治水道记》，见民国《重修华县志稿·文征志》。
(72)胡广韬：《汉中盆地河床发育的天然过程失调性变化》，见《环境科学》1985年第6期。
(73)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31页。
(74)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75)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
(76)光绪《平利县志》卷9《风俗》。
(77)光绪《平利县志》卷4《田赋》。
(78)光绪《紫阳县志》卷1《地理志·形胜》。
(79)光绪《紫阳县志》卷3《树艺》。
(80)卢坤：《秦疆治略》。
(81)由于当时没有留下损失耕地面积的具体记载，无法做出统计分析。后世的具体统计数据不妨作为参考。1950年至20世纪末，仅汉中地区因土壤侵蚀而损失的耕地面积达333.5万亩。凤县在1981年一次洪灾中就冲毁耕地12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2.3%。参见张保升等《秦岭南坡河流航程缩短及其成因分析》，《山地研究》第1卷第3期。
(82)道光《石泉县志》卷1《山川》。
(83)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立《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见张沛编《安康碑石》卷6，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3页。
(84)光绪《凤县志》卷1《水利》。
(85)金国均：《溪田叹》，见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86)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
(87)嘉庆《山阳县志》卷2《山川》。
(88)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八月刊立《百丈堰新建高公桥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89)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水利》。
(90)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刊立《修复泉水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91)《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立石；《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1875年）立石，分别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324页。参见《修理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1870年）立石，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咸丰二年（1852年）立石，见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94页。
(92)民国《广元县志稿》卷9《水利》。
(93)《巫山坪垅坝消水始末》，见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94)光绪《襄阳府志》卷9《水利》。
(95)民国《枣阳县志》卷3《水利》。
(96)同治《宜城县志》卷1《方舆志·山川》。
(97)余鴇廷：《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见同治《郧县志》卷10。
(98)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99)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100)光绪《白河县志》卷3《疆域·渠堰》。
(101)光绪《平利县志》卷4《堰渠》。
(102)路德：《修关中水利议跋》，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8《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103)嘉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
(104)嘉庆《南阳府志》卷2《陂堰》，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志》，乾隆《新野县志》卷2《陂堰》，咸丰《淅川厅志》卷1《沟渠》，乾隆《邓州志》卷4《水利》，嘉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
(105)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
(106)咸丰《淅川厅志》卷1《山川》。
(107)同治《房县志》卷7《古迹》。
(108)民国《南郑县志》卷5《风土志》。
(109)民国《镇安县志》卷1《水利》。
(110)参见张保升等《秦岭南坡河流航程缩短及其成因分析》，《山地研究》第1卷第3期。
(111)魏源：《古微堂外集》卷6。
(112)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江总督陶澍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31页。参见《覆奏江苏尚无阻碍水道沙洲折子》，见《陶文毅公全集》卷10。
(113)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各省水利》。
(114)同治《攸县志》卷54《杂识》。
(115)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9《户政·屯垦》；参见《道咸同光奏议》卷29。
(116)嘉庆《旌德县志》卷5《物产》。
(117)同治《上饶县志》卷10《土产》；同治《兴安县志》卷16《杂类》。
(118)同治《上饶县志》卷10《土产》。
(119)光绪《续F句容县志》卷6上《水利》。同书还载有王荣浩的《顾家坝水利说》，反映出类似问题。
(120)道光《鹤峰州志》卷6《风俗》。
(121)同治《利川县志》卷4《物产》。
(122)道光四年（1824年）刊立宣恩县李家河乡《永镇地方碑》，见王晓宁编著《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123)咸丰十年（1850年）三月十五日刊立鹤峰县走马乡《公同议定碑》，见王晓宁编著《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24)对于秦巴山区的自然灾害，已有学者给以相应的关注。如《陕西农业自然环境变迁史》统计：自西汉至民国的2155年间，汉中地区共发生水灾145次，每百年平均发生7次，其中西汉至北宋的1333年中发生16次，每百年平均1次稍多，南宋至民国的822年中发生129次，每百年平均16次。其间，唐代百年1次，清代平均7.3年1次，民国平均3.9年1次，1950年后平均3.4年1次（陕西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125)光绪《定远厅志》卷4《官山》。
(126)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7页。
(127)光绪《续辑均州志》卷4《建置》。
(128)光绪《续辑均州志》卷4《建置·堤防》。
(129)民国《镇安县志》卷2《建置》。
(130)参见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十九日湖北巡抚杨懋恬奏，道光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李鸿宾奏，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二十六日湖北巡抚杨懋恬奏，道光十八年（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奏，道光七年四月戴三锡奏，道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护理陕西巡抚徐炘奏，道光七年（1827年）八月十二日陕西巡抚鄂山奏，道光七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兼署湖北巡抚嵩孚奏，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陕西巡抚史谱奏，道光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湖广总督卢坤奏，道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湖北巡抚杨怿曾奏，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湖北巡抚赵炳言奏，咸丰三年（1853年）崇纶奏，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冯誉骥奏，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张煦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十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允升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初四日四川总督锡良奏等，见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5、671、681～685、688、691、725、728、762～763、855、907～908、991、1055、1105、1111～1112、1152～1153、1168页等。
(131)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91页。
(132)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8页。
(133)光绪《城口厅志·杂类》，转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134)光绪《定远厅志》卷24《祥异》。
(135)光绪《定远厅志》卷24《祥异》。
(136)同治《房县志》卷12《杂纪》。
(137)同治《保康县志》卷7《祥异》。
(138)同治《郧县志》卷1《祥异》；参见同治《郧阳志》卷8《祥异》。
(139)同治《郧阳志》卷8《祥异》。
(140)光绪《定远厅志》卷24《祥异》。
(141)同治《房县志》卷12《杂纪》。
(142)同治《房县志》卷6《事纪》。
(143)《洋县乡土志·户口》。该志又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暴雨水溢，北山崩裂，树木蔽江而下，平地山积。
(14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十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05页。
(145)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十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05页。
(146)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1页。
(147)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1页。
(148)民国《宣汉县志》卷1《舆地志·山水》，转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149)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0)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151)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2)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初十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4)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2页。
(156)清·江开：《紫阳竹枝词》，见民国《紫阳县志》卷6《艺文》。
(157)童兆蓉：《查勘平利、砖坪水灾轻重大概情形禀》，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七日，见《童温处公遗书》卷2。
(158)童兆蓉：《上张方伯》，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二日，见《童温处公遗书》卷5。
(159)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立《新建樊河铁索桥德政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童兆蓉：《褒城驿站修治情形禀》，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二日，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2。
(160)参见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二十六日湖北巡抚杨懋恬奏、道光十八年（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载《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81～685页。
(161)道光六年（1826年）八月初三日嵩孚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85页。
(162)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允升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初四日四川总督锡良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52～1153、1168页等。
(163)参见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初一日、闰九月初六日陕西巡抚史谱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4、755页。
(164)参见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二十八日湖北巡抚杨怿曾奏，闰九月二十四日湖北巡抚杨怿曾片，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5、761页。
(165)光绪《续辑均州志》卷4《堤防》。
(166)道光十二年（1832年）闰九月二十日、十一月十四日四川总督鄂山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2页。
(167)《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226页。
(168)《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226页。《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169)民国《宣汉县志》，转见《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170)《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1页。
(171)《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226页。民国《万源县志·祥异》，《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172)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刊立《捐筑木马河堤碑记》，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7页。
(173)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7页。
(174)参见道光十五年（1835年）八月二十六日陕西巡抚杨名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7页。
(175)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
(176)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177)其实，留心者不难发现，在此前论述中所举的例证已经表明，无论是山崩、滑坡灾害还是规模特别大或者灾情特别严重的灾害年份，大多是发生在清代后期。
(178)嘉庆《广安州志》，转见《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179)同治《新宁县志·杂记》，转见《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424页。
(180)同治《兴山县志》卷2《建置志》。
(181)《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99页。
(182)童兆蓉：《沥陈各属歉收情形拨款采粮平粜禀》，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见《童温处公遗书》卷3。
(183)光绪七年（1881年）刊立《重修武侯祠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335页。
(184)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刊立《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42页。
(185)咸丰九年（1859年）刊立广元千佛岩《重修关帝庙碑记》，见《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
(186)光绪五年（1879年）刊立阆中县南津关《重修临江楼碑记》，见《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187)《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3页。
(188)史贻直：《丹河难浚疏》，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114《各省水利一》。
(189)邹溶：《理洋略》上，见康熙《洋县志》卷8《艺文·杂文》。
(190)乾隆《沅州府志》卷11《水利》。
(191)参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2～卷3、卷4～卷5。
(192)魏源的议论已如前引。陶澍论及江河泥沙淤积与水灾关系时指出：“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刊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复奏江苏尚无阻遏沙洲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10）。王凤生论及江汉水灾的人事因素时云：“上游秦蜀各山多为民人开垦，土石掘松，每大雨时行，山水挟沙冲卸，水缓沙淤，以致江河底益垫高，在在易生洲渚……”（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卷上）
(19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194)《镇坪县乡土志》卷2。
(195)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又，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5《风俗》收录有此段叙述。
(196)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券契》。
(197)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198)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199)严如熤：《稽查山内匪徒禀》，见《乐园文钞》卷7。
(200)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
(201)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7《农政下·问山林之富不让川泽，江右古称豫章，本为产木之区，前代山深林密，自然之利，取之不禁，今垦辟已久，林木渐稀，则十年树木计不容缓，试就土宜所在，筹议及之》。
(202)参见拙作《论传统农业时代的自然保护思想》，见《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203)既然是从生态环境意义上考察问题，那么，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事例是否有明确的保护生态环境动机，具有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
(204)胡岗：《疏浚水道记》，见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205)嘉庆《汉阴厅志》卷2《古迹》。
(206)光绪《定远厅志》卷4《官山》。
(207)光绪《定远厅志》卷4《官山》。
(208)严如熤：《西乡县修磨沟河堤记》，见《乐园文钞》卷7。
(209)严如熤：《乐园文钞》卷7。
(210)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立石《留坝厅水利章程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73页。
(211)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立石《留坝厅水利章程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73页。
(212)同治《宜昌府志》卷16《杂载》。
(213)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
(214)道光《南江县志》卷下《杂记》。
(215)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立《捐筑木马河堤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216)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立《捐筑木马河堤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217)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立《捐筑木马河堤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218)民国《西乡县乡土志·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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