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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的变迁

时间:2022-01-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亦无可否认,在秦巴山区森林资源变迁的长期、不断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在各种耗费、破坏森林资源的方式中,农业垦殖扩张则是耗费、破坏森林资源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
森林资源的变迁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一、森林资源的变迁

必须承认,秦巴山区森林资源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过程,对森林的耗费和破坏来自许多方面。譬如,该地区的栈道为众所周知,而修栈道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早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兴元府褒城县丞黄裳就上书朝廷说:“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通行,近年添修,所使木植万数浩瀚,深入山林三二十里外,采斫辛苦,欲乞于入川路沿官道两旁,令逐铺兵士每年栽种地土所宜林木。”(1)如此状况,至少可以说明修栈取材已见困难。到了明清时期,修建长距离栈道用木愈加困难,“沿栈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涧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2)。有的路段不得不舍弃木栈而改修“碥路”。史称:“昔之栈阁,改为石路,既省修葺之费,毫无仄险之虞。”(3)这种变化不仅反映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反映山区环境的变迁,也是森林资源耗费、修栈取材困难的必然结果。

同时亦无可否认,在秦巴山区森林资源变迁的长期、不断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在各种耗费、破坏森林资源的方式中,农业垦殖扩张则是耗费、破坏森林资源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

在本书第三、六、七、八、九等章对秦巴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显著、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森林在山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几乎各个行业都离不开对林木的利用或耗费,大规模的木材采伐业自不必说,其余如农业垦殖的扩张,老林、林地是重要的垦辟对象。在林木“荟蔚丛密,仰不见天日,深红浅绛微黄浓绿,俨一幅锦秀步障”的商洛山中,“远人之种山者先燔其树而倒之,故枯槎焦卉,欹侧岩谷”。(4)我们已经无法准确计算出有多少田地面积乃由森林面积变换而成,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明清时期农业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毁林开荒。再如造纸业,“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不仅造纸的原料多用竹木,烧灰煮料,皆用柴木。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因为必须利用老林之木烧出煽铁炭方可冶铁。煮盐亦如是,他如木耳、香菌诸厂,皆以树木为原料。于是,山区资源开发最壮观的便是这“六斧伐树图”。结果便是一棵棵巨木古树、一片片千年老林,在这“就地斧锯并施”或“伐木声丁丁”中倒下,山中景观为之一变。

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自然景观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不同的观照点上加以分析,则会有不同的意义。譬如森林的变化,从资源利用上讲,可以说是木材的采伐和土地的垦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从环境演变上讲,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森林植被的消耗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宁陕厅境的变化甚是典型。宁陕厅位于石泉县、镇安县、洋县之间,建厅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建置之初是“层峦叠img90,密箐深林历四百八十里”。可是,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也仅仅过了三十二年,这里的自然景观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称:

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5)

这是典型的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的转换。有人记述山内的繁荣道:“林开则地广,地广则人繁,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今则幅员千里;往时户口仅数千者,今则烟火万家。”(6)变化可谓巨大,然究其实质,最根本的变化是森林资源的减少,从所谓“地不逾百里”到“幅员千里”,变化并不能改变掉郭外之山,能够改变掉的只是山上之林。此例虽在清代,反映的问题确是明清时期共同的。

明代数百万流移进入秦巴山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森林的开发、资用消耗是可想而知的。从清代发生的变化不难推知明代的情况,只是当时人们视为故常,并未留下具体的如清代那样的记载。不过,在农业垦殖方面,我们还是能看到远安、兴山一带山区,在明代由于“河洛秦楚流民之集殆倍蓰”,以致“生息渐繁,流寓亦聚,遂更竭力于农事,虽穷崖绝谷,人迹罕到之处,悉为桑麻之区矣”(7)之类的记载。由于垦殖扩张,云阳县已有“近年山童,而垦土就芜,岁歉而黎民殍散,邑里萧然,已在不支”的倾向。(8)嘉靖年间,抚治郧阳都御史徐学谟对郧阳山区的山有如下观感:“环郧之山以千万计,离列差互,萦亘绵络,目尽不知其所之。土人方img91其以耕,以故草木罕翳,望之童如也,誴如也。”(9)这类记载,应该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鄂西北山区由于农业垦殖扩张导致的自然景观变化。

在手工业方面,涝河流域采伐业的变化可为一例。涝峪水发源于秦岭,两岸銩稨、县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康熙《县志·地理》有“近山场将尽,土人入山贸木者无所利”之语。可知在明代山区经济增长进程中对不少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耗费程度已经很高。由于山中木材主要通过水运出山,秦岭北坡主干是渭河,南坡及巴山山区应汇归长江,故江河沿线的不少重要城镇都是运销木材的集散地,如“入巫山,始为蜀界,而夔州云阳则版木商贩之所聚也”(10)。明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川东井盐业的记载,如“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厂之用”(11),此砍柴之处即川陕楚三省交边山中的万顷柴山。嘉靖《云阳县志》卷上载有《百里负薪图说》及《客舟贩柴图说》,略谓:

盐之所自成者,薪也,国初四山皆为林,取之易致……(其后)四山濯濯,未免取于数百里之外,用工难而价贵,得薪之难如此。

取之近地既艰,商之有力者每以大船浮载,来自大江涪州等处。

于是有“两岸林木,芟薙童然”之说,于是又有“旧以巨薪煎咸卤,易以成功,近因薪贵,附以茅草,脆弱无力,既不足以成烈焰,而卤水日淡”之说。此类记载绝非仅见于地方文献中,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庚子,吏部所选监坐杨玺上疏言八事,其中之一为“便盐课”,疏云:“四川盐井煎盐柴薪无地可采,且井眼崩竭,煎办甚艰,商人久不得支,灶丁往往有追赔逃窜之患。”(12)从这样一些记载中,我们已能初步把握明代山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对森林开发、耗费的基本趋势。

清代山区的开发较之明代又迈出了一大步,森林资源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民国《云阳县志》对有清一代当地的流移落居、占垦、资源和环境的变化有如下概括,颇具参考价值。

明季大乱之后,见户彫耗。天下既定,始大迁吴楚之民以实之。时江介较完,尚忧人满,治生勤约,困且难苏。初至穷山,新开,腴薄顿异,故远人担簦入川,多致殷阜,来者襁属,族姓旋增。二百余年以来,占田宅、长子孙者绵历数世,户口日蕃。田入不足以给,则棐荒薉、辟林麓以继之。先垦高原,继"峻鳤,驯至峰颠崖罅,均满炊烟。寻壑得水,则作梯田。隐石诛茅,以求席地。光绪初年,入山百里尚富林薮,材木薪賧,不可胜用。今则尽露崖萫无复苍蔚。濒江刈茅为薪,复忧不继,其苦人满,殆倍往日之吴楚,地力竭矣……(13)

也许各地发生变化的具体时间上难免约略先后之别,然而,如果从根本上讲,上述云阳县的变化及其过程无疑是整个秦巴山区的缩影。

求诸文献,秦巴山中各地无不有人类活动导致森林资源剧减乃至枯竭的记载。先看商州洛南县之例:

雒在深山,木应甚盛,濯濯者多,岂山之性。雒境当嘉道间,林木繁茂,近洛居民,每冬春随地取材,使匠工斫之成料,编作木排,俟夏秋洛水涨溢时,随流放去,至河南设有木厂之区,随行售卖,称为木商。其商之巨者,每以千金作本,亦雒境自然之利也。

洛南乃秦巴山区靠近东部的重要林区之一,伐木作料是地方主要的产业部门,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仍能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领域。其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幅度之大,在当时就能明显地感受到:

而今则近洛诸山早已与濯濯之牛山相类,川道之木,即供足本境修造之用而尚无余,瞻眺徘徊,有令人不胜今昔之感者矣。(14)

雒境附郭数十里,无山不秃(15)

尔来林木空虚,并无放排之户,惟与邻境逼近各处,门板檐椽等料就近贩卖者,尚时有之。(16)

“无山不秃”、“林木空虚”以及仅剩“门板檐椽等料”之类的记载,说明了前后变化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林木资源的枯竭。当然,门板檐椽之外,毛竹之类的资源还是有的。“山民履险,刈彼丛箐,束缚为帚,运向阌、灵。山箐一名毛竹,中干山南随在皆有,乡民制之成帚,每岁麦秋以前阌灵一带贩夫驱骡搬运,恒弥月络绎不绝。”(17)

紫阳县设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位于大巴山中东部,据光绪《紫阳县志》记载:

紫境山林,乾隆末年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棱嶒,向之森然蔚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

黑河流域栈坝林在嘉庆年间受到大规模砍伐,如留坝厅境内之柴关岭,明代后期这里尚是“青山夹驰,绿水中贯,丰林前拥,叠嶂后随,去来杳无其迹,倘非孔道,真隐居之适矣”(18),真正发生大的变化是在清代。到嘉庆年间,“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开垦人众,见在濯濯矣”(19)。“上下十五里,路极崎岖。昔皆老林,为虎狼出没之乡。今虽荡然,而砏崖峻坂,诚扼险要害也”(20)。栈坝林区的开发,远不止于柴关岭一处。自乾隆三十年(1795年)以后的数十年间,“沿栈山林开垦略尽”,时人云:

父老言,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荟矣。(21)

王志沂的《栈道山田》诗中所述“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失真面目”之精要,即在于森林为山田所代替。本区中之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2)。道光《留坝厅志》云:“木宜松、柏、柳、椿、桑、拓、楸、槐、椴、桐、榆、漆、紫柏、青(蓀),其它杂木昔所常有,数十年来,客民伐之,今已荡然。惟太白河、菜子岭、光化山尚有老林。”存有老林之地,已是秦岭最深处所,不易采伐的极少数地区。

山中森林之萎缩,与军事行动亦大有干系,前述柴关岭森林之破坏,除客民垦伐外,亦有战争因素的作用,史称紫柏山柴关岭上下二十里,乾隆以前,岭下“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行人与虎豹蛇虺争一线”(23)。又称:“柴关岭即紫柏山之跗也,剿教匪时,大军驻此,林木荡然。”(24)安康龙兴寺乃一举体例证,有碑石云:“嘉庆二年(1797年),白莲作乱,山寨前后树木丛杂,着地界相连砍伐,有可耕者耕之,则树木不日净尽,一边滚木擂石,而龙山亦固焉。”(25)紫阳县有庞林春,“治家整肃,好喜乐施。嘉庆间教匪猖獗,尝率民夫伐木以断寇路,川陕赖之”(26)。可以想见,持续近十年的镇压白莲教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此类行为难计其数,因此,除资源开发活动之外,其他因素对山区森林的破坏亦不容忽视。嘉庆十五年(1810年),著名的经世派官僚陶澍路过此地,时乃白莲教战事结束不久,他根据当时自己的见闻,并且预计到整个秦岭山区森林的命运:“自教匪乱后,焚林斩木,一望荡然,梯田板屋,鸠民渐集,计数十年后,必尽成熟地,非复曩时陆海矣。”(27)其后山中森林演变的结果正是如此,不过,耕地熟否,特别是能否持续则另当别论。

秦岭山中,清代先后设置宁陕、佛坪、孝义诸厅,所垦土地多深山大林,到道光初年,已是“虽深山密箐,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28)。大巴山东部的镇坪、砖坪一带的森林,也在“江南、湖广人来此,渐事开垦,来者日众”的过程中被垦辟,道光初年甚至达到了“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29)的程度。汉阴之境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30)

褒城县四周皆山,栈道所在原本多丛林箐险。道光四年(1824年)任褒城知县的何耿绳曾作《褒城县图说》,论及境内险僻之处,已很少以“老林”为话题。其说云:“黄官(岭)迤南,通川省广元、南江、巴州,跬步皆山,路径丛杂,防范为要,设巡检、把总驻防。又黄官岭西南钢厂、土地岭,西流河通宁羌、广元,军兴时曾设卡于宁羌之张家山、板仓坝以御川贼,并于钢厂设守备镇之,事平裁撤。东南一百四十里越南郑县至小坝塘、米仓山一带,路通南江官仓坪及通江西河口,有未辟老林,更为扼要,现驻汛兵焉。县北连云栈九十里历马道驿……又四十里至武关河,交留坝界,两山层叠,一线蹯护,川藏折报,差务络绎。值夏秋骤雨,山崩石坠,溪河涨塞,频虞阻梗。架桥开路,岁辄频烦。由武关河西三十里天平场,山田无几,人烟稠密。北去四十里历留坝菜子岭,交凤县铁炉川界,老林相近,亦为要隘。又西三十里天心梁,交凤、沔黑河界,间有未辟老林,皆奥区也。县西北七十里云雾山为最高,山路陡窄,层峦叠img92。北去八十里至黑水金牛废县道,地瘠石硗,山民皆货色(包)谷、洋芋为食。正西接沔县余家河界,亦皆高山大岭,并无老林……”(31)

宁羌州周边与同府之略阳、沔县、南郑三县,四川保宁府之南江、广元、昭化三县及龙安府之平武县,甘肃阶州及所属之文县交界,属地道的数省交边且较为僻远的山区,本亦老林面积较大的州县,至清代晚期,即使深山地区,大片的老林已很难见到了。南路第一大牌西流河牌与川境广元、南江等州县交界,“地势高绝,林密山深,可耕之地甚少”。西路沙河子牌,“地势山多浮沙,土质松泛,夏秋之际山水盛涨,沙河沿岸民田多被沙淤,民甚患苦”。又大竹坝牌,西路第一大牌,“地势当万山丛集之处,面积最大,土旷人稀。东部有宁江寨,四围高山,中有平地,为昔人避乱之所”。(32)

鄂西北山区以及商州的靠东部山区边缘一带,森林资源在明代之开发、耗费较之山区西部为甚,许多森林在明代已化为乌有。如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33)。房县、竹山等县清代开发幅度亦大。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开垦过多山渐为童(34)

同治《郧阳府志》载:

郧以刀耕火种,日就垦启,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五方杂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

由于明代鄂西北山区开发程度较高,清代更甚,森林耗费过度也较早出现。

经历了嘉庆、道光时期的进一步开发、消耗,中期存留下来的一些开发难度大的山林,亦逐步被垦伐,到晚清时期,山中有更多的地方或者说绝大多数地方感受到了森林消耗严重过度、林木紧张。《县乡土志》称:

津镐之间疆为土膏,五谷美种而外,其地最宜树木、疏果、花卉之类。南山一带,今已若彼濯濯。使有《周官》山虞之禁令,则材木不可胜用也。

清末仇继恒作《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曾联系商品之进出境论及山中物产、林木,并和道光初年加以对比。他指出:

往见卢敏肃《秦疆治略》于南山各州县拳拳于木厢纸厂,虑其藏奸滋事,当时川楚客民侨寄于此者,喜南山竹木之饶,诛茆结屋,伐木造纸,获利甚丰。今纸厂虽渐少,如白河之民倚此为生者尚众(原注:竹生较易,数年而已可用),木厢则业已绝迹,盖深岩老林铲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

道光年间,山内资源仍处于开发的高潮期,但已非最盛。《秦疆治略》中已多见山林“垦伐殆尽”之类的记述,那么,七八十年以后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材木紧张外,关于矿冶等业因燃料不足而衰退甚或停业的大量记述,亦反映出森林消耗的严重过度问题。以铁厂为例,嘉庆间严如熤就有“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的记载,并指出了洵阳骆家河、留坝厅光化山等厂因此而停歇的事实。(35)前此我们曾指出留坝厅等地至道光年间尚能存留的老林光化山、太白河等处,肯定是秦岭深处不易开发者,这里指出的光化山铁厂因无燃料而歇业的事实,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论断。道光以后,因老林开空而有矿石却不能冶炼的现象更为普遍。

陕西铁矿到处皆有,然炼铁纯用木炭,故土人有红山、黑山之说,盖谓铁矿为黑山,树林为红山也。今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虽有佳矿,无从烧炼,以故铁厂大都停办,即如韩城等处,亦均林尽山空,不能持久。(36)洋县的铁矿藏在当时是很有名的,“铁冶河区内铁苗最广,亦最良,但有矿无煤,凡能为炭之山悉童,遂无言卓清之利者”(37)。凤县是清前期重点产铁区之一,其铁供应地区甚广,特别是邻近的甘肃,赴凤县、留坝一带购铁者很多。可到了晚清,凤县、留坝之铁业衰退,原因即“近日树木刊伐略尽,土人谓黑山(即铁矿)多而红山少,故厂不兴旺也”(38)。光绪《凤县志》中具体记述了县境内多处原本出铁而后不再出的地名,如“老铁厂,旧出铁,今停”。又如闸口市,“先年产铁,行销甚远。今不逮者,缘树木不敷烧炭,抑地力之衰微”。

川东北太平境内之铁业亦与老林之盛衰息息相关,光绪《太平县志》称:“铁,县属山中多有之,惟所需柴炭甚巨,故开厂必近老林。山空炭乏,虽有石矿亦无用矣。”(39)同书讲到本地的林木资源时又说:“县属花萼、玛瑙等山,从前老林未开,参天古木,所在不乏……今则生齿日繁,山林尽辟,十寻以外之木,殊觉不可多见矣。”从不同的侧面考察,森林资源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川东北山区井盐业亦是耗费森林资源的大项之一,因此,大宁、云阳等地的盐业与森林资源消减变化的关联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大宁县原本以盐业生产条件优越而著称,柴薪甚便是其重要的条件之一。然而,随着农业垦殖扩张及相关开发活动的进展,原有的优势没有了,以致煮盐不得不改烧煤炭。对于这种变化,光绪《大宁县志》有具体记载如下。

宁厂附近后乡一带,从前概系老山,箐密林深,折取甚便。向来煮盐,皆系燃薪,故色白而味美。嗣以人稠用广,斧斤频施,尽成童山矣。由是改烧煤炭,所产之盐,色味稍减,成本亦轻。现在炭灶十居七八,柴灶不过十之一二。且柴盐价倍于炭盐,故巫巴各口岸多系配运炭盐,而柴盐只行本境及陕楚各山贩。(40)

光绪《大宁县志》还有个很具体的比较,说明清后期的确存在森林资源的进一步耗费乃至枯竭趋势。该志指出:

严如熤所谓“逼近老林,柴薪甚便”,今非昔比矣。

查“逼近老林,薪柴甚便”一语,出自严氏《三省边防备览·山货》,是针对大宁盐厂有利的生产条件而言的。其说谓“白龙泉之水,较温汤、云安清而更咸,无挽曳之劳,泉水四季皆旺,无旁癢旁渗之苦。逼近老林,薪柴甚便”(41)。可知光绪《大宁县志》的比较确有所指,绝非徒托空言。大宁县境所产有名的材木中有棠楸,“产深山老林中,大者数人合抱,可为棺材,今砍伐殆尽,大木不易得矣”。又有枞树,“斧斤不以时入,今见其濯濯矣”(42)。基本情况与太平县类似。

居民日常生活之柴炭消耗数量巨大且持续不断,对森林植被的影响广泛、深刻,但正因为其日常,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也正因为其日常,历史文献的记载亦涉及甚少。地方文献对此偶有涉及。如川东阆中县,“爨以柴,亦以炭,数口之家用柴,人多则用炭。炭非境内所产,柴则处处有之。然近日人烟益密,附近之山皆童柴船之停泊江干者亦大抵来自数百里外矣”(43)。柴炭消耗对森林资源的严重影响绝非耸人听闻的夸张之词。

在湘鄂西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本为此地优势,由于元明两朝在本区推行土司制度,这里的大规模农业垦殖开始较晚,但经历了清代的垦殖浪潮之后,也出现了“山渐童”的趋势。乾隆初年以前的建始县,“城外尚多深林大菁,虎狼猛兽窟宅其中,附近如塌沙坡等处,树密如织,夏日行人不畏暑日”。后来,由于“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山上种苞谷、洋芋或蕨薯之类,深林幽谷,开辟无遗”,“峻岭丛林,剪伐殆尽”(44)。同样在乾隆朝数十年间,长乐县森林在农业垦殖、烧石灰等数把斧头齐下之后,“青山为之一扫光矣,禽兽逃匿,鱼鳌罄焉……山之巅,水之涯,昔日禽兽窠巢,今皆为膏腴之所”(45)。龙山县康熙末年尚是“山深木古,无径可通”,其时尚未改土归流,螰、楠、杞、梓等美材遍地皆是。随着大量汉族人口涌入,采伐、垦殖急剧扩张,到嘉庆时却已是“山木尽,禽兽匿,生息渐薄,居人亦稍稀矣”(46)。乾州厅“前此四山树木荫森,故烟岚雾瘴最甚。今则斫伐无存,天空野阔,转觉説阳逼人……”(47)

在湘赣交边山区,“垦山者”众多,“鑄img93密嶂尽为所据,焚树掘根,山已童秃”。“山既开尽,木皆砍伐”(48)。桂东县由于“即高山斩木芟荆,植豆菽、播苞粟、粱糁”,以致乾隆年间就“举目四望,昔之蓊郁而蒙茸者,今则濯濯而童秃矣”(49)

闽浙赣皖山区的植被破坏也相当严重。浙江杭州、湖州等府山地垦殖已至“十开六七”,衢州地区由原来的森林“郁乎苍苍,参天蔽野”变为“旷览四郊,牛山有濯濯之叹”(50),史称“浙江山中先有火烧地,及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径”(51)。皖南山区更是“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52)。盲目的垦殖者伐树掘根,焚草成灰,致使山之皮毛毁灭净尽。

上述各山区的有关记载表明,山区森林资源的耗费、破坏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人口压力之下的森林急剧萎缩问题乃全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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