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从时间上可分别以长时段和短时段加以考察。短时段、局部的不稳定甚或反复，与山区人口的流动、不稳定性密切相关，有时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不稳定互为表里。如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收成不好，从而引起的山内人口流动等现象。秦巴山区之所以能够不断积聚流移人口，原因之一即在于山区的人口不稳定，动辄迁流他地。这样，一直处于土著人口较少的状态，也因此总是有吸引外地流移人口的条件。
上述问题，明代后期已经存在。嘉靖年间巡抚吴桂芳所述便很典型：“加以天时之灾沴不常，有司之抚循无状，政烦赋重，转徙相仍……迩年以来，百姓输将之困既倍于前时，而长吏抚字之风尤拙于往日，遂至土著之老户变为逃亡，附籍之流徙潜归乡井。昔时版籍之实民，今多纸上之虚数。”(109)山内人口由大量流移落居到逐渐流移他处，由聚到散，可以说正是山区社会经济变化的集中反映。
时至清代后期，随着山区资源开发的程度深化，地力减退，秦巴山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加突出。所谓“山多田少，近且开垦无余，土性疏薄，不耐风旱。南乡山益峻，深林穷谷，尤忌秋霖，力农之苦更百倍于平原也”(110)，乃山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的根源所在。在紫阳县，“一值水旱，则饥馑相仍，徙而他适，故流寓多而土著少，盖有由也”(111)。在宝鸡县，“山内多系川楚贫民佃种山地糊口，缘山内砂石多而土少，各就有土之处垦种，即于其处结茅栖止，零星散处，迁徙无常”。蓝田县，“佃地佣工之辈，来去靡常”。(112)洵阳县，“山地瘠薄，居民扪萝而耕，虽荒岩渐辟，卒未闻有以升科请者，固仰体圣主高厚之恩，亦以山泽湫溢，石多土薄，旱潦易集，十岁五歉。一遇水旱灾，穷民多尽室他徙……”(113)“数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之他”。凤县的有关记载很有代表性：“地力既薄，易富易贫；客民转徙，忽来忽去。”(114)光绪初年，山外大旱，山内洋芋、包谷丰收，家有余资，客民增多；光绪十二、十三年（1886～1887年），山内秋雨太多，加之野猪为害，贫民远徙。到光绪十七、十八年（1891～1892年），“秋收大熟，野猪稀少，客民复回，争地而种”(115)。
这种开发的不稳定，显然亦与流移意识、资源开发、经营的粗放化的特点相互关联。流移在一块土地上耕种若干年后，由于地力消耗，收益减少而转徙他处。有的场合，“俟其草木茂密，砍伐烧灰，然后再行耕种”(116)，形成反复垦殖、利用。而前述水土严重流失以至于“辄成石骨”之地，却难以再次垦殖。严如熤《谕农词》所谓“况乃山土薄，石骨本！峨。三年为沃壤，五载已地皮，雨偶失节，颗粒难预期”(117)，绝非虚夸之词。能够有较充裕的土地以供抛荒轮种，当在开发早期地广人稀之时。流移不断转换垦殖空间，反映到资源开发利用上，即表现为不稳定。
长时段的考察则着眼于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大规模波动，嘉庆初年三省白莲教起义的广深影响为众所周知，且将另文专论。在此，我们更注重的是道光以后山区经济增长的迟滞甚至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粮食生产的停滞及衰退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竹溪，“昔地广人稀，素号饶裕，今垦辟益多，硗瘠日甚，乐土其可长恃耶？”(118)如紫阳，“近来民生日繁，地日浇薄，各粮所出，渐见减少”(119)。再如洛南，“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其后，安徽、两湖等省流民“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迄今相传四五世，人日益众而地不加多，是以昔之富饶者已类多艰苦。较之各乡土著，诸旧族约计不过十分之二”(120)。自然灾害经常袭击山区，部分手工工厂也受缺粮制约而停工。
经济林特产等资源消耗殆尽史称：“南山素称宝山，厅属实平平耳。材木之利已尽，即些微药材，采者皆裹粮冒雪犯险以求，故微利亦甚难得焉。”(121)所说已不仅是孝义厅一地的问题，清代后期，秦巴山区开发竹、木、矿、盐等资源的工厂中，有不少先后停办。光绪《洋县志》称：“其在山中，昔时香菌、木耳、铁、纸、木料等厂，今皆无之，惟纸厂尚余二一。”山中各厂，受资源开发方式等影响，早在道光年间已经显露出衰退的势头。卢坤的《秦疆治略》所载铁、纸、木料等厂较之严如熤所记已有减少。如纸厂，严氏云：“山内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到道光初年，《秦疆治略》的记载中，定远厅境内纸厂仅四十五处，洋县则未见记载，(122)只有西乡县境内的纸厂由二十余处增加到三十八处。光绪《佛坪厅志》对清晚期山内各种工厂的衰落也有反映：“厅治向有板号、铁厂、纸厂，自兵燹后，无复业此者。惟蓄耳树收伏耳、养蜜蜂收蜜蜡，尚获利焉。”(123)
柯相的《东太交界》诗对大巴山区变迁的描述颇具深意，诗云：“两封元混一，宰割自何年；松桧充官贩，椒茶上贡钱；山童连色惨，地劳竟皮穿；治象真萧索，弹琴忆昔贤。”(124)
山区的自然资源条件、特点亦对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有显著影响，严如熤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论及。《稽查山内匪徒禀》指出：“南山、巴山、黑河栈坝老林等处，均五种皆宜，川楚吴粤各省无业贫民搬徙其间，诛茅架椽，伐林种荒以为养生之计，并无作奸之心。惟山太陡峭，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又必别觅新山，抛弃旧土，俟其草长树生，砍伐烧灰，方可再耕，则棚民不能易流寓为土著，实限于地势。”(125)“山太陡峭”被严氏视作“棚民不能易流寓为土著”、经济不稳定、人口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严氏又云：“老林不可恃为恒业，转徙谋生，则山民之不能不流，地势实使然也。”(126)严氏特别关注自然地理因素无疑有其道理，这与其社会控制思想是一致的。然而，问题显然远不止于此，地势之外，影响山区人口流与不流的因素还有不少。
山区经济作物与经济林木的经营状况相对好些，但亦有衰退者，如茶叶生产，光绪年间，由于价格低廉、运销不力等，紫阳县出现了毁去茶树的现象。道光《宁陕厅志》的作者对山中之林木、割漆、练纸瓤、采药材等生产活动前景也表示忧虑：“人烟渐以众多，山林日见开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
与当初大量流移进山推动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出现高潮相反，山中粮食生产的萎缩、手工业的衰败，导致大量山内人口又返流到山外。在鄂西北宜昌府属山区，据同治《宜昌府志》记载：
州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每市斗价值四十文，较官斗仅值二十文。迨耕种日久，肥土为雨潦洗净，粪种亦有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辐辏之处，今皆荒废。(127)
在凤县：
嘉道之间，户口繁庶。光绪初年旱荒，山外旷地多，老林地力渐薄，棚民则外徙，势使然也。(128)
在平利县：
本境土宜，包谷之外，洋芋为最，居民赖以为食。近年芋种大坏，无农学补之法，相率迁徙。如地名千家坪者，其盛可想见也，至今则不过落落数家而已。昔以洋芋来，今以洋芋去，洋芋之关系于山民者大矣！(129)
遇到自然灾害打击，山内人口流往山外者更多。光绪三年（1877年），数省大旱，陕西为重灾省份之一。光绪八年（1882年），高山歉收，有白河等处居民“百十成群，逃赴山外趁荒”(130)。光绪十六年（1890年），秦巴山区普遍受灾，尤其是对马铃薯生产影响显著，芋种糜烂，高下无收。于是，“川楚客民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本年四五月，粮价奇昂，目睹洋芋复坏，襁负流徙者又已不少”(131)。乡土志中有“高山棚民一往而空”(132)、“地之昔辟而今荒者，十居四五焉”(133)之记载，可知灾情之重，打击之大，人口外流之盛。今见光绪年间编修的凤县、定远、宁羌等州县方志中所载人口数量，大多较道光初年有所减少，列出以供参考（见表10-6）。
表10-6 道光至光绪年间部分州县统计人口数量变化表
资料来源：卢坤《秦疆治略》；光绪《定远厅志》；光绪《凤县志》；光绪《宁羌州志》；光绪《平利县志》；民国《南郑县志》。
人口数量如此悬殊的变化，也许有统计因素的影响，但综合各种记载提供的信息，可以肯定，所反映的山区经济、社会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当然，各州县间的情形不会完全相同，以洋县为例，清后期每遇大灾，皆有相当数量之人户流移而去，其中以所招耕种佃户为多。“同治时之水灾，光绪初与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大旱，户口之流亡者乃山民招佃邻省之客户居多，土著户丁所减，不过百分之三四耳，于年丰后乃复绥集如初。商人于荒旱粮价涌贵之时，城乡各市肆停业迁去者亦不少，迨粜平岁，亦有复添集如旧。”(134)“光绪十四年（1888年），各山洋芋为黑雨所烂，南北二山中佃种洋芋之客户、棚民尽行徙去。”(135)因为“其所招佃，尽属川北棚民，年丰则添，岁歉则减”，山区人口流移不定的特征于此尽显无遗。
清代后期山区经济增长的停滞乃至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乱、自然灾害等。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山区内部，就是战乱、自然灾害这些因素，亦与山区社会本身有着密切关联。只有结合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山区发展的内部机制来综合考察，才能对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准确的把握。
【注释】
(1)光绪《大清会典》卷19《户部》。
(2)《大清律例》卷9《户律》；参见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438页。
(3)同治《户部则例》卷10《田赋四》。光绪《大清会典》有类似条文：“民有自费工力，挑筑池塘渠堰，准照定界蓄水灌溉。他人窃放灌田者，照盗种田亩律科罪，以劝垦荒。”（卷19《户部》）
(4)《大清律例》卷9《户律》。
(5)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19《家传》，转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6)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中》。
(7)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8)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上《户口》。
(9)刘式金：《镇坪县乡土志》卷2。
(10)王穆：《招徕馆记》，见道光《西乡县志》（抄本）。
(11)光绪《白河县志》卷10《人物·孝友》。
(12)康熙《归州志·贡赋志》。
(13)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初八日《吏部尚书纳亲等题》，见《户部抄档·地丁题本·陕西四》。
(14)参见乾隆《商州志》卷6、《清高宗实录》卷172、同治《户部则例》卷10《田赋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等。
(15)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又，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5《风俗》收录有此段叙述。
(16)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17)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券契》。
(18)民国《云阳县志》卷25《士女》。
(19)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20)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
(21)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22)民国《镇安县志》卷9《风俗》。
(23)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
(24)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25)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1。
(26)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27)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中》。
(28)道光四年（1824年）谢敬元《安康谢氏家谱序》，见《安康谢氏家谱》，转见《皋岚县志》编纂委员会《皋岚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5页。
(29)光绪《白河县志》卷5《风俗》。以下凡引《南山州县章程》皆出于此，不另注。
(30)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又，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5《风俗》收录有此段叙述。
(31)宋·王禹翶《小畜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71～72页。参见《四部丛刊》本第2册。
(32)乾隆《郧西县志》卷6《学校》；同治《郧西县志》卷8《书院》。
(33)陈之斌《学山记》，见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34)《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35)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参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36)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参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37)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
(3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参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39)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
(40)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
(41)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42)贾荣怀：《佛坪竹枝词》，光绪《佛坪厅志》卷2《杂记》。
(43)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
(44)嘉庆《竹山县志》卷2《学校》录乾隆志。
(45)许又将：《汉阴地土辨》，见乾隆《汉阴县志》卷8《艺文》；嘉庆《汉阴厅志》卷9《艺文》。
(46)吴廷璧：《疆域分野》，见乾隆《汉阴县志》卷8《艺文》；嘉庆《汉阴厅志》卷9《艺文》。
(47)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
(48)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5《风俗》收录有此段叙述。
(49)宋·王禹翶：《小畜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71～72页。参见《四部丛刊》本第2册。
(50)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
(51)卢坤：《秦疆治略》。
(52)道光《巴州志》卷1《地理志·风俗》。
(53)光绪《黔江县志》卷5《风俗志·月令》。
(54)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
(55)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风俗》。
(56)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57)民国《镇安县志》卷9《风俗》。
(58)民国《紫阳县志》卷5《纪事志·习俗》。
(59)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中》。
(60)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61)民国《南郑县志》卷5《风土志》引乾隆志。
(62)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
(63)张深：《署宁陕厅抚民同知即事》，见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64)《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见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
(65)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66)张九鉴：《聂继模流寓小传》，见民国《镇安县志》卷6《人物》。
(67)鬲景贤：《禀复采访节略》，见嘉庆《山阳县志》卷12《杂集志》。
(6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69)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115。参见《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载《杨一清集》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3～89页。
(70)民国《镇安县志》卷9《风俗》。
(7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3页。
(7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4)严如熤：《会勘三省边境拟添文武官员事宜禀》，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下。
(75)参见谭作刚《清代陕南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
(76)宋·蔡卞：《毛诗名物解》卷10。
(77)《金史》卷11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6页。
(78)黄宗炎：《周易象辞》卷16。
(79)王逢：《梧溪集》卷4。
(80)张昱：《可闲老人集》卷4。
(81)吴翰章：《兴山种艺说》，见《双溪文钞》；又见《湖北文征》卷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
(8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5。
(83)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
(84)同治《竹溪县志》卷13《艺文》下。
(85)同治《竹溪县志》卷13《艺文》下。
(86)同治《竹溪县志》卷13《艺文》下。
(87)同治《郧县志》卷2《山川》。
(88)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89)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90)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91)光绪《紫阳县志》卷1《地理志》。
(92)道光《紫阳县志·序》。
(93)卢坤：《秦疆治略》。
(94)乾隆《西和县志》卷2《田赋》。
(95)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
(96)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嘉庆《山阳县志》卷12《杂集志》。
(97)高延第：《北游纪程》（咸丰）。
(98)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俗》。
(99)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
(100)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1《黑河栈坝图说》。
(101)康熙《洋县志》卷1《风俗》。据该志记载，当地手工业上也有同样特征：“洋民朴拙，诸匠鲜精巧者。”
(102)严如熤：《稽查山内匪徒禀》，见《乐园文钞》卷7。
(103)道光四年（1824年）谢敬元《安康谢氏家谱序》，《安康谢氏家谱》，转见《皋岚县志》编纂委员会《皋岚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5页。
(104)参见渤海堂《吴氏族谱》第21卷。
(105)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
(106)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道路》。
(107)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
(108)光绪《太平县志》卷2。
(109)吴桂芳：《条陈民瘼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2。
(110)民国《砖坪厅志》卷2《风俗》。
(111)光绪《紫阳县志》卷1《山川》。
(112)卢坤：《秦疆治略》。
(113)光绪《洵阳县志》卷7《物产》。
(114)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道路》。
(115)光绪《凤县志》卷3《户口》。
(116)《营田议》，见《乐园文钞》卷7。
(117)嘉庆《续修汉中府志》卷27《艺文》。
(118)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
(119)光绪《紫阳县志》卷3《树艺》。
(120)陈绶：《雒南县乡土志·人类》，光绪抄本。
(121)光绪《孝义厅志》卷3《物产》。
(122)也有可能是漏载，洋县境内完全没有纸厂的可能性很小，因光绪《洋县志》尚称“纸厂尚余一二”。
(123)光绪《佛坪厅志》卷2《杂记》。
(124)道光《城口厅志》卷20《艺文》。
(125)严如熤：《乐园文钞》卷7。
(126)嘉庆《续修汉中府志》卷21《风俗·山内风土》。
(127)同治《宜昌府志》卷16《杂载》。
(128)光绪《凤县志》卷3《户口》。
(129)清·佚名：《平利县乡土志》之《户口录》、《物产》。
(130)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2。
(131)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3。
(132)《镇坪乡土志》。
(133)《留坝厅乡土志》。
(134)《洋县乡土志·户口》。
(135)《洋县乡土志·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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