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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

时间:2022-01-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这一特点在秦巴山区资源开发以及农业耕作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山区各州县普遍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营的粗放化,在农作上表现为耕作用力不勤,对耕地用而不养。山区资源开发利用的粗放化与许多因素相关联,如开发主体——流移意识的影响。山区资源利用的粗放化与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亦不无关系。
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三)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

这一特点在秦巴山区资源开发以及农业耕作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山区各州县普遍存在。如刀耕火种般垦辟土地,史称:

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巨石,就地斧锯并施,树即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植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99)

乾隆《洵阳县志·物产》亦载有开荒种地之法:“江楚民之来寓者,诛茅定居,从土人租一荒山,名之曰稞。其初灌木林列,足不能驻也,则芟夷而蕴崇之法,先斩其卑植者,然后用高冈所伐之木击之使下,其不能下者,则用薙氏火化之法,沃之使肥而已。”不论大树小树,一火了之,根本没有考虑林木之价值,哪怕是最基本、最直接实用的木材价值,此时此刻都已经被垦殖扩张、粮食生产的迫切需求所完全忽略,更遑顾及其他?实乃对森林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在土地垦辟及材木采伐过程中,森林资源的浪费相当严重。黑河栈坝老林中出产花梨木、杂木、松柏、杉材,质量优秀,但由于“挽运维艰,供爨薪而已”(100)。山中木厂所产猴材,“将圆木四劈、两劈,每块重四五十斤”,这仅长二三尺之木,几劈以后尚重五十斤,其径想必不小,换言之,这些做猴材的原木,也是较大的、像样的木材。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营的粗放化,在农作上表现为耕作用力不勤,对耕地用而不养。“每岁夏秋两获,但力作鲜勤,耕耘失宜,甚有谷稗争秀、禾草并生者。一岁所入,常不供一岁之用。”(101)山地连续耕种数年,地力下降,垦殖者并不采取养护措施,而以不断扩大垦殖范围,更换耕种空间为惯常做法。史称山民垦山:

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又必别觅新山,抛弃旧土。(102)

前揭《洵阳县志》开荒之法后面亦接着说:“数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之他。”本地垦种已遍,复徙往其他州县。这样的垦殖主要通过空间的扩展来换取一定的种植效益,缺乏深度利用、多层次开发和精耕细作的观念和措施,事实上等于纯粹以消耗、牺牲自然资源来取得经济增长为主要途径。

相同性质的问题在手工业经营中也有体现,如铁厂等对柴炭的利用,就近老林开厂,而老林烧完之后,此铁厂之生产亦随之寿终正寝,极少见到有大面积林木更新之记载。

山区资源开发利用的粗放化与许多因素相关联,如开发主体——流移意识的影响。这里的流移意识,大体上类似前述的“首丘之念”,简单说就是流移不忘故乡,并长期保持返回故乡之念头。与此相应,流移在山内各地落居,亦往往有客居的感觉,或者说并不完全真正以落居地为家。安康谢氏乃乾隆十五年(1750年)自福建武平迁来,至乾隆末年,已在当地立业入籍,子孙入学,多人食廪饩,贡成均,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家族。那么,接下来他们做了什么呢?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由家族创业者谢敬元“率同归闽省,修祠墓。嘉庆九年(1804年)甲子七月旋里”。而且,一去就是将近一年。不仅如此,“每际家庆,必率子孙归闽告庙,或命子侄往省,不忘本也!”(103)汉阴吴氏亦大体如是。吴氏于乾隆年间自湖南长沙等地迁居陕南汉阴,直至一百多年后,原籍之房地产业仍存,且有人照看。而回原籍省亲、祭祖、修谱等,更是在不言之中。(104)

这种流移意识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不少流移、客民不断变换居地,“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的行为便与流移意识相关。反映到资源开发过程中,就很容易地把开发当做不计后果的索取,甚至发展到极致而成为掠夺。试想在山区开发的主力军中,有一批以“过客”自居的人,那么,不想长远、不顾后果的急功近利行为就在所难免了。像洵阳县木、纸、耳诸朳租给客户经营那种类型,索取化的开发是可想而知的,租约中注明“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是必然的。因为流移意识又加之佃户观念,影响更为强烈。正如《石泉县志》所云:“高山峻岭,虽不可播种五谷,未始不可载植树木。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加意培养……但十年种树,其利不在目前,定难责之棚民、佃户,是在山主之能为远图也。”甚至连储粮备荒这样有关切身利益的事情也受到流移意识的严重影响:

民间积谷甚属寥寥,或以为包谷不堪久贮,或以为地气湿潮,其实皆积习使然。盖汉南当鼎革之际,民皆倚担而立,如是者五十余年。其后,开荒种地多属寄籍,各存首丘之念,谁为旨蓄之谋?每届秋成,煮酒喂猪,恣为醉饱,以至粒米狼戾而不为恤。今既历数纪,习俗依然。故富者少,富而能长者更少。(105)

山区资源利用的粗放化与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亦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玉米、马铃薯等生长条件要求低,它们与山区新开山地的结合,本身即蕴含有粗放化经营的因素,如果相对于稻作而言,就更是如此了。玉米、马铃薯在山区受青睐,反映着山内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降低,更多地求量而较少重质,当然,这是被动的。

清嘉道以后,马铃薯的种植越来越广泛,许多地方都有“马铃薯下山”的记载。也就是说,早期“低山种包谷,高山种洋芋、荞麦”的作物布局又有变化。凤县:

低山种包谷,高处宜早荞。近则广种洋芋,秋雨连绵,则数种无收。(106)

定远厅:

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春种则五六月可食,山民有因之致富者。(107)

太平县:

洋芋初惟高山种之,近年低处亦有。低处洋芋来年点种,行间尚可匀点包谷。五月洋芋成熟,包谷渐长,可收两季。(108)

“马铃薯下山”也可能有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是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对粮食生产量的追求胜过对质的要求这一趋势无疑在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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