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与清代社会生活

（一）木材与清代社会生活

山区大规模开发之前，老林面积广大，林木乃山内最为丰富的资源之一，除了明清历朝官方采伐宫廷修建用大木之外，也是明代、清代流移、客商集中开发的山区主要资源种类之一。明代之官民采伐状况已如前述，本节所述，以清代为主。与明代相比，尽管官方的“采木”活动仍在进行，但是，规模更大、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商民的采伐。

清代大规模的商民采伐，乃由多方面因素促成。首先是山内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其次是山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是清朝某些与社会、政治契机相关联的政策。

大量山外人口集聚山区及其引起的山区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和劳动力与土地等资源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已如前述，此不复赘。需要简要补充的是山外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对木材的大量需求。山外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应是不言而喻的，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秦巴山区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之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引起对木材的大量需求，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必然的，首先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其次是纯粹的木制家具，皆需大量木材为材料。此外，日常柴薪耗用更是可观。同时，在广大的平原地区，经历长时期的农业垦殖扩张，加之城、镇、乡居民区建设，“民户既日益繁多，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³⁾。可供大面积林木生长的土地几于无存，木材之稀缺、贵重现象在大部分平原地区普遍存在，遗憾的是一时难以找到直接的木材价格史料来具体论证。不过，相关的人口增长，城、镇、乡居民点增加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倡导或鼓励种植树木等情况，也能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说明问题。⁽⁴⁾

首先看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观察，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上谕曾这样说：“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今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且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十数两不等。即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增，居址连亘，毫无空隙。此皆朕与尔等所亲见者也。”⁽⁵⁾康熙皇帝所述京师附近的情况当不会有太大出入。也正是基于此等状况，自康熙始，中经雍正以至乾隆，数代皇帝无不为解决民间生计问题设计划策，而种植树木也成为所设所划计策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如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谕云：“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眓杂木，亦足以供炊爨。”⁽⁶⁾又如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谕：“《周礼太宰》……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其已经开垦成产者，加意保护，或荒墟榛壤，以及积水所汇，有可疏辟者多方相度筹划……”⁽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专门讲到日用柴薪问题：“迩来生齿日繁，须用柴薪等项，倍于往日，自应广为种植，以供炊爨。”⁽⁸⁾

岂止是皇帝，那些留心民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臣、有识之士看得更为真切，倡导、推行亦颇出力。康熙年间，俞森作《种树说》劝民间广植树木。其说云及种植树木的八项利益，其前五项略谓：

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足矣。一亩之地，而树木所入不数十石乎！其利一。

岁有水旱，菽麦易伤，榛柿栗枣，不俱残也。年丰贩易，岁凶疗饥，其利二。

贫人无薪，至拾马粪、掘草根。种树则落其实而取其材，何忧无樵苏之具，其利三。

造屋无木，土堑覆草，久雨屋颓，率多露处。种树则上可建楼居，下不同土隅，其利四。

树少则生无以为器具，死无以为棺椁。种树则材木不可胜用，其利五。⁽⁹⁾

种树一亩之收入可抵种谷一亩收入的数倍甚至上十倍，可证木材之稀缺、贵重。因无木材而不得不以土堑覆草为居，甚者露处，更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器具、棺椁、柴薪之有无，亦在应有之意中。

陈宏谋为清代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之一，其治理地方的政绩得到不少人的肯定。乾隆年间，陈氏先后在陕西、云南等地倡导、推行种植杂粮、树木以广生计的农政，较有实效。论及云南材木、柴薪问题时，陈氏写道：

滇中本系山区，丛冈复菁，草木繁茂，柴薪自来充裕。乃因灶井需柴，厂局需炭，旦旦而伐，几于举目童山，薪炭渐已艰贵，即草根、树皮，即为民间难得之物矣！滇中四望山岭，有不能种植粮食之地，断无不能种植树木之处。且原系崇林密箐，今始斩伐殆尽，正当复行栽种……⁽¹⁰⁾

陈宏谋所列举的现象意味着木材缺乏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以致连柴薪都难以保证。不过，云南应为中国各省区内得到全面开发较迟的省份，森林资源的保有量在清代当不至于太低，所述现象肯定存在，却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其说也许不无为强调栽种树木的重要性而渲染问题严重性的背景。在陕西巡抚任上，陈宏谋为拓地利、广生计而多有努力，劝种桑养蚕，为利用山区丰富的槲、橡、青杠、柞、椿等树木资源而推广放养山蚕，推广番薯等杂粮，鼓励经营山区经济林特产等。其间，尽管注意到陕西林木资源相对丰富，仍然给“广植材木”以应有的重视。他强调：“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延（安）榆（林）一带，木植艰贵，民居土窑。

现在山麓水涯，可以种树之地最多，正可种植树木。十年之后，即可造屋，亦可卖钱，岂不善欤！”⁽¹¹⁾

上述情况表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官方对材木、柴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方面是基于资源的短缺，同时为了拓广民生的需要。其结果，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各省区栽种树木事业或者说林政的进展。除前述的云南、陕西等地外，全国多数省区如直隶、河南、安徽、甘肃、江西、贵州、广东诸省，此间皆有植树造林之举措，河南、贵州等地还因此受到嘉奖。如贵州，“黔地山多树广，小民取用日繁。应如所议，令民各视土宜逐年栽植，每户自数十株至数百株不等，种多者量加鼓励”⁽¹²⁾。不仅如此，署贵州布政使陈鰆荣还鉴于贵州上游山区“旧无杉木”，自己“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¹³⁾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修举山林之政”仍是清廷关注的重要议题。尽管各地方官员有不同的想法和计划，但朝廷的关注提醒他们，山林之政仍然不容忽视。《清高宗实录》云：“工部议覆：江西道御史吴鹏奏请督饬司牧修举山林之政一折，经大学士九卿会议，令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妥议具题。兹据先后题覆，除福建、浙江、广西三省巡抚等声称，所属境内，栽种无遗，无事再为劝垦；贵州巡抚奏明，现在试种桑麻，俟有成效，再行酌办外，至直隶等一十五省各该督抚疏称：立法各自不同，应令各省凡官山、官地，民间情愿认种者，官给印照，听其树艺。长成后，旁枝准其砍伐，十年后照则升科。至官种之法，应令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有能自出己资在官地栽种，三年后培植长成，该督抚委员查验，照栽柳之例分别议叙。至绅士、商贾捐资栽种，先将成活数目呈报地方官，三年后亦咨部分别议叙。如数目有限，不及议叙之例者，酌给花红、匾额。应如所请，从之。”⁽¹⁴⁾

所谓清朝与某些社会、政治契机相关联的政策，主要指嘉庆白莲教战争期间及战后，清政府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亦曾多次下令砍伐山内老林。嘉庆初年，为安辑山内流民、难民，有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之诏令，此已见前述。此外，地方官亦多有视老林为利薮、意欲尽伐之而后可者。严如熤就曾以“文王治岐，木拔道通而化行江汉”为例，建议在秦岭、大巴山、化龙山、城口、团城等处募商开厂，砍伐老林，以收一举数得之效：

木料浮江汉而下，直达三江五湖，既可裕国课而济民用，而老林既开，垦荒耕种，尽皆腴地，于此数千里中，添设州县，可养活无数生灵。通计老林非二十年不尽，开垦地则岁岁有收，此百年之大利也。至老林既开，各山之真面目皆出，无踚蔽以增其险，奸徒不能藏匿，则又利兴而害自除矣。⁽¹⁵⁾

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经济效益固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后者，即从有利于统治秩序之稳定着眼，铲除“藏奸纳匪”之渊薮。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指导思想或政策，无疑会对山区林木采伐发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