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北山区也是明代流移积聚的重要区域

（三）川东北山区也是明代流移积聚的重要区域

从前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我们所说秦巴山区所及陕、豫、楚、川四省中，四川作为一方，在明代，流移问题似乎并不突出，特别是在几次大规模地清查山区流移的行动中，极少明确涉及四川境内的报告，更无具体的数目、情况记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有进入四川境内（川北、川东北）的流移数量不及陕西、河南、湖广等省多的因素，同时，也有川东北、川北大巴山、米仓山区更加空旷，山区流民更为分散，不太引人注目，清查相对更难诸方面的影响。至于四省交边的川东北地区接受流移较少，主要原因恐怕是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在东、东北、北三面，本地区被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包围，来自这三方面的流移，多数首先被豫西南、陕南、鄂西北三个山区所接纳，且这三方应是明代流移向秦巴山区集聚的主要方面，而从西南、南两个方面来的流民，数量本自有限，得以集聚川东、川东北或川北山区的为数更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记载，肯定川东北，即秦巴山区跨四川行省部分，在明代有不少流移落居。先看《明实录》的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年）十月乙巳条载户部会议漕运并巡抚官所奏事宜：

四川地连湖广荆、襄，陕西汉中，贵州永宁等处，其间深山旷野，流民尚多，宜于夔州、重庆、保宁、顺庆四府增按察副使一员，专治流民。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庚寅诏曰：

陕西、山西、河南灾伤军民，有全家逃往邻境南山汉中、徽州、商、洛并湖广荆、襄，四川利、顺等处趁食求活者，情实可悯……

弘治二年（1489年）十月壬辰，户部郎中江汉、王宏自四川抚赈归来，各自报告赈济结果称：

（江）汉领成都、保宁、顺庆三府，加眉、潼、雅、邛等五州及龙州宣抚司、成都、利州、宁川等六卫，保宁等五守御千户所，抚赈过饥民、流民41250户，878758口……（王）宏领叙、夔、重庆、马湖四府……赈过饥民140170户，1699699口。

在这受赈的数以百万计的饥民、流民中，当有一部分为外来流移户口。

成化年间的流民起事，川东北山区普遍被波及。正德初年，保宁、夔州二府的广大山区，到处都有响应蓝、鄢起事的，多者数千人，少者亦数百人，二三年间，集众至二十余万，“流毒三省”。这些积极响应起义的，大多为山区中的流移。史载“廷瑞乃大招流民，从汉中入宁羌州，遂攻略阳、徽州、成县，破其城”⁽¹¹³⁾。刘烈、蓝廷瑞、鄢本恕、喻老人、廖麻子等每当战事不利时，便遁入山中，随之而能“势复张”，即得到山中广大流民支持之故。正德八年（1513年）七月镇压了蓝、鄢等流民起义后，善后事宜之一仍是安置流民。“流民未安置者，查荆襄旧例处置，务令得所。”⁽¹¹⁴⁾历次秦巴山区流民起事，川东北夔州、保宁一带都是主要战场和流民军的根据地之一。时人或谓“往者剧贼石和尚、刘千斤皆自大宁、巫山突入荆襄；小杨儿辈亦自保宁潜迹汉中”⁽¹¹⁵⁾。周洪谟甚至说“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广尤多”⁽¹¹⁶⁾。

有关地方志中亦不乏流移落居、活动的内容。正德《夔州府志·序》云：“土著、新附之家，渐增于昔。”嘉靖《云阳县志》卷下则称：

县治多集四方流民，且大江下通荆峡，四境山麓皆为逋薮，其奸细盗贼；无岁无之。

惟邑山险旷野，多杂以四方流民……若欲尽驱之，则深山穷谷，谁与辟易，自伤其税赋之原……

万历《营山县志》也说本境“迩来侨寓半于土著”，夔州府所属“达（州）、东（乡）、太平、大宁、大昌等州县，山深地旷，流移逋逃，易于啸聚为盗”。而介于楚、陕、川之间的麦子山更是真正的流移渊薮，“延袤数百余里，东抵湖广当阳、房、竹及本省宁、昌等县，北邻陕西平利及本省东、大等县，西方三面与本省奉节、云、开、万等县连接……北连万顷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一遇饥荒，即投入山，据险流劫”⁽¹¹⁷⁾。诸如此类的地方记载，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川东北山区流移集聚的状况。

另外，明代属陕西西南部（当今甘肃东南部）的阶州、徽州、两当县、成县等州县，明清时期亦是流移人口集聚众多的地区，而且富有区域特点，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却被忽视了。史载：该地区“僻居西秦之末，民俗半杂于羌氐，执拗椎鲁，化导为难。陇蜀分界之区，亡命、矿盗，潜聚不逞……”⁽¹¹⁸⁾事实上，明清时期甘东南山区与陕南山区连为一体，社会经济变动往往息息相关。据《秦州志》记载：

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蜀盗攻陷徽州城邑，焚掠殆尽。

正德八年（1513年）夏六月，蜀盗复至徽州南鄙，按察司佥事李天璋率三卫兵迎击，破之。

嘉靖四年（1525年），陇东流贼百余流至秦安，邑令张继先督民兵战于东陇谷，执之。

嘉靖五年（1526年），流贼百余据秦州桃花山……⁽¹¹⁹⁾

同书宦绩志中也不乏“招抚流移，开垦荒田”之类的内容。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分巡陇右兵备道李国士序秦州记亦云：“乃今室有疾苦，薮有逋逃，士习渐离，民用渐奢。”⁽¹²⁰⁾

由于地处边陲，屯戍军队较多，流移人口被屯军吸收成为该区流移的一大特点。李维桢《阶州斩崖及陇右边情》对此有具体记述：

阶州军士屯田皆在成县、徽州，远者四五百里，地既肥腴，生齿繁盛，有一姓而数百灶者。某所经历所属地方，未有富庶若此。欲其舍乐土而趋危地，不可得矣。故阶州之军多，贫者、弱者，皆富者、强者所雇倩也。收入既富，又无大徭赋苦之，自成县至阶州三百里，沿途军十之七，民十之三，中火止宿，皆军地也。供应人一，所用寸薪粒米，彼皆高价留难，呼之则闭门不纳，捕之则后门上山，投石飞瓦，几将州吏目伤生。此辈骄玩，不知官法久矣。某以为阶州之军，不必倚固原，不必借秦礼，但清勾余丁，可得壮士数千，厚其月粮，使之乐从……⁽¹²¹⁾

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了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明代屯军与地方社会的关联错综复杂，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泛且深刻，特别是屯军与民地、百姓与屯地、百姓与屯军、屯田籽粒与地租及赋税等相互交错、制约，值得深入探讨。像甘南秦阶山区这样的屯军独尊，隐匿大量人口的情况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