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概说

时间：2022-01-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六朝时期“占山护泽”所导致的山区开发高潮，即为人们所熟知。“斫大山巅”则表明，当时山地开发亦有垦及较高海拔者。明清时期，山地成为土地垦辟的主要对象，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概说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一、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概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人口急剧增长所形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转化成为资源开发的强大推动力量，掀起了一次以农业垦殖为核心的资源开发浪潮。由于此前的宜农土地垦殖已趋向饱和，宋元时期已出现的“与山争地”以及“与水争田”，甚或“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¹⁾的趋势，至此更加突出，大有不登峰造极难以停止之势。因此，此时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内地省际交边山区、江湖河海滩涂、沿边僻远地区等。与此相应，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旱作类粮食作物的引进、推广，成为当时特别是清代农业垦殖扩张的重要条件，农业垦殖扩张所及，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玉米和红薯等为主要种植作物的农业格局，同时，玉米和红薯以及马铃薯在普通民众的食物结构中亦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维持生计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经济林特产开发经营，在许多山区亦获得空前发展，可谓兴盛一时。进一步言之，大规模、持续的人口流动是明清时期各地出现资源开发浪潮的前提，流民或移民成为上述区域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这样的前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开发力量给此次资源开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这个时期的资源开发不仅具有显著的特点，其影响更是广泛而且深远，至今仍然不可忽视。质言之，明清时期资源开发浪潮的后果不仅有经济的增长，而且有社会的变迁，更有环境的演变。不仅在当时引人注目，于后世也值得回味和反思。

在明清时期的资源开发浪潮中，相对于江湖河海滩涂而言，山区资源开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此前容易开发的平原、低丘地带已开发殆尽，山区成为垦殖扩张的主要目标，尤其各省际交边山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湘鄂川黔交边山区（武陵山、雪峰山等）、湘鄂赣交边山区（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闽浙赣交边山区（武夷山、怀玉山等）、湘赣粤交边山区（南岭）等，成为资源开发的主要区域。面积广大的、原来交通不便、山深地僻的山区，在明清时期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之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且持续的农业传统、人口众多、山区面积广大的大国而言，山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古已有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开发利用的山区土地类型、海拔高度、开发内容、开发程度等各有差别。如六朝时期“占山护泽”所导致的山区开发高潮，即为人们所熟知。但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山地的全面开发利用当以宋代以后，尤其明清时期为盛。

对于宋代的山地垦殖，时人诗文多有涉及，如宋人范成大《黄罴岭》诗：“薄游每违已，兹行遂登危。峻阪荡胸立，恍若对镜窥。传呼半空响，上烟霏。木末见前驱，可望不可追。跻攀百千盘，有顷身及之。白云叵揽撷，但觉沾人衣。高木傲烧痕，葱茏茁新荑。春禽断不到，惟有蜀魄啼。谓非人所寰，居然见锄犁。山农如木客，上下隨以飞。”⁽²⁾诗人的妙笔之下，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山农耕垦高岭峻阪山地的图景，即使蜕去其文学色彩，从中仍不难得到当时山地垦殖程度的信息。又如陈造《垦山叟》诗：

杂木漫山谁所种，居不临流多不用；

九月霜风卷黄落，群山一夕皆斑驳。

遥看拖帔横椂衣，农家刈粟山有畦；

家家垦田日嫌窄，荒林翳荟惜虚掷。

　樑荒作熟不挂籍，输官之余给衣食。⁽³⁾

又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作者的朋友任术曾负责管理某地方土地事务，“其地多山，崄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⁴⁾。上述文字，反映着山地开垦已经较为普遍，且达到较高的程度。

刀耕火种性质的山区烧曾是长期存在的山地垦耕方式，范成大《劳畬耕》诗及其序言对烧山地的记述甚详，而且所记的恰巧是川东地区的状况，特引录如下：“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踨。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财用三四斛了二税。食三物以终年。虽平生不识秔稻，而未尝苦饥。余因记。吴中号多嘉谷，而公私之输顾重，田家得粒食者无几，峡农之不若也。作诗以劳之。”其诗云：“峡农生甚艰，斫大山巅；赤植无土膏，三刀财一田；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来亟下种，不尔生不蕃。麦穗黄剪剪，豆絉绿芊芊；饼饵了长夏，更迟秋粟繁；税亩不什一，遗秉得餍餐；何"识秔稻，扪腹尝果然……”⁽⁵⁾在这里，范成大明确指出了田的山地垦殖性质、杂粮为主的作物结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等状况，如“春初斫山，众木尽蹶”，“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踨”等语。“斫大山巅”则表明，当时山地开发亦有垦及较高海拔者。

毫无疑问，宋代绝非刀耕火种性质的畬田的最盛期，恰恰相反，其所以受到范成大的特别关注，正是因为这种粗放的刀耕火种方式与吴中等地的精耕细作形成的鲜明对照。平地勿论，即使是山地，此时也已出现了耕作相对精细的开发利用方式，梯田即为其代表。一般言之，典型的梯田要有用土或石垒成的田埂，去高补低，使田面基本平坦。因为改变了地形坡度，可拦蓄雨水，防止水土流失。梯田的出现，乃山地利用的一大进步，在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进程中亦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成大《骖鸾录》是今见较早明确记载“梯田”的文献，所记之地在江西境内袁州府一带的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⁶⁾。在此之前，北宋方勺《泊宅编》所载“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援引溪谷水以灌溉”的垦殖形式⁽⁷⁾，尽管未明言梯田之名，其田当属梯田无疑。

明清时期，山地成为土地垦辟的主要对象，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所谓“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其拼力攫种者，只幸获于万一。故重梯作垄，不能一收；半岭凿塘，不藏勺水；有挖种陡塝，一雨翻成石块者；有挖种深坡，十耘仍系土莱者；或防川堵套，川溃而套作深潭；或担土填沙，土去而沙成积岛……随垦随废”⁽⁸⁾的状况，在明代已经出现在当时并非全国垦殖程度最高的湖广地区，可以肯定，出现类似现象的绝不止此一地。从范围上考察，山区的开发更为普遍；从程度上考察，开发的山区更深、海拔更高。各地方志中所见多“崇山密菁”、“高山峭壁”、“深崖穷谷”、“层峦叠嶂，密菁深林”、“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被垦殖的记载，甚至“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⁹⁾以至“山谷日辟”，“山顶皆田”，“绝壑穷颠，亦播种其上”。明代如湖广黄州府麻城，“（正德）近年以来，地狭民稠，深山邃谷，耕锄殆遍”⁽¹⁰⁾。同地区的罗田亦称：“（嘉靖）既而生齿繁多，流集日众，专以种山为事。”⁽¹¹⁾其他地区如福建，万历《永福县志·风俗》载：“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则漳（州）、泉（州）、延（平）、汀（州）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¹²⁾不少封禁山地也被步步蚕食，有禁之名，无禁之实。

清代记载更多。在皖南山区，嘉庆《宁国府志》载：“（太平县）其山居无田者则又以锄山为业，艺麻郘粟豆稗茨芦菔之属以给。地逼仄，或壁立不能留足，上下如猿猱，用火耕法，三年一易。又间植桐漆、植茶以资旦夕。”⁽¹³⁾闽浙赣皖交边山区：“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据。”⁽¹⁴⁾赣南地区：“崇山密菁，棚寮杂布，号称岩险。”⁽¹⁵⁾本地区垦山棚民以福建、广东籍为最多。“各属山僻州县，深崖穷谷之中，多有棚民，率以种靛、采耳、伐木、烧炭为生计，其人多属闽粤等省无籍贫民。”⁽¹⁶⁾湘鄂西山区，“方春视山可垦处，伐木烧，种植杂粮，悬崖峭壁皆满，而包谷尤多。”⁽¹⁷⁾清代攸县人陈圭《山行感赋》诗有更生动的记述：“樵径人何密，连延岭上关；圣朝无旷土，生事遍深山。矮屋松杉外，高畦云雾间；语音半南粤，住久不知还。”⁽¹⁸⁾云贵地区：“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菁未经开发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栅居住，砍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游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¹⁹⁾开化、广南、普洱等府皆分别与越南、老挝等国边境相邻，该地区的开发不仅是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及环境演变问题，对于巩固西南边疆亦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不能不提玉米、红薯（或名番薯、甘薯）、洋芋等高产旱作物。这几个作物品种都是在明代中后期引种到中国的，清代前期基本上得到全面的推广。⁽²⁰⁾特别是新开垦的山区土地，大多以玉米、红薯、洋芋为主要种植作物。如玉米，“于古无征，今遍种矣……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大河南北皆曰玉露秫秫……”“《本草纲目》始入谷部。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俗呼包谷。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炊，无弃物”。⁽²¹⁾又如红薯，“甘薯之性，宜于沙土高地，闽广山海间多植之以当谷粮”⁽²²⁾。“番薯，有红白二种，性宜沙土，蔓生蔽野，人以为粮。本出琉球国，闽地今亦有之。我皇上时切民依，特命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仰见予惠黎元之至意”⁽²³⁾。如果说占城稻的引种在宋代推动了一次不小的“高仰之地”开垦高潮，那么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则促成了明清时期持续的山区土地垦殖扩张。甚至可以说，没有玉米、红薯、洋芋等适应山地种植的高产耐旱作物，明清时期的山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就难以形成如此的规模、利用程度、持续时间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推广，给明清时期的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环境演变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²⁴⁾

在山地开发程度加深的同时，山地利用的水平却难有整体性明显突破。梯田面积无疑会不断增加⁽²⁵⁾，但梯田在所开垦的山地总面积中占到多大比例，值得深入探讨。就至今所见各大山区的相关记载来判断，梯田只是新开垦山地总面积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尚不能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

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利用的广度也在拓宽。其中，山区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种植，山地木材、经济林特产品的大规模开发尤其值得重视，这在上文引录的史料中已有体现，如闽、浙、赣等省山区之“种靛、采耳、伐木、烧炭”，“种菁种蔗，伐山采木”等业的兴盛。江西万洋山区的垦殖亦以种菁为主，史称“江西万洋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而各省商民亦尝流寓其间，以种蓝为业”。明人熊人霖曾记述福建、浙江、江西诸省山区的垦殖状况云：“此皆重冈复岭，无望洋问渡之苦，且山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遍及各邑，结寮而居。”⁽²⁶⁾在赣南山区，经济作物则以烟草、甘蔗为大宗，其他还有花生和靛蓝种植，经济林木则有油桐、油茶、漆树等。康熙《石城县志·物产》载：“赣田少山多，向皆荒榛丛樾，近年闽人赁土耕锄，石邑下水颇多。初开垦时，桐子、茶子二树并植，桐子一年即荣，三年茶树长茂，则伐桐树。”江西、湖南二省交边山区是种植麻类的主要地区之一，明清时期有关本地区麻棚的记载很多。再如鄂西北巴东、兴山等地：

山石硗确，地无平衍，农不宜谷，蚕不宜桑，仅资桐、茶、黍、粟、漆、蕨以为生理。四方之豪每挟轻资而取重息以愚弄之，故其民日贫而俗日偷。⁽²⁷⁾

闻之父老言：巴东盛时，民有桐、茶、药、果、蜡、漆之利，野兽窜伏深山不为民害。⁽²⁸⁾

又如湘南山区：

山谷之间，人迹罕到，名材大木，蔽阴绵密。我朝任民自取，官无私毫之利。牟利者结篷其中，或种蓝靛，或蓄蕈耳，崇冈绝壑，砍伐殆遍。今四顾尽童山，溪峒成沃壤，贫民樵采资生者，穷日之力无所获，使非地不爱宝煤窑开，则炊薪如桂矣。⁽²⁹⁾

卢坤《秦疆治略》记陕南山区经济林特产时称：“山极高处皆有漆树，每千树谓之一刀，其价昂时可值百金。此二种（生漆、茶叶）石窖贫民赖以存活。”光绪《平利县志·物产》亦有相应记述称：

乾隆以后，户口加增至数十倍，地利日辟、物产日增，低山以漆、木耳、苎麻、漆油、桐油为大宗，岁所出巨万，有业此而货殖致富者。

而且，从一些记载看，本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鄂西南山区甚至有“惟专其利于漆、茶、罂粟、黄连外，其余一切可种者概置不讲”之说。⁽³⁰⁾木材、经济林特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山区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复杂而且深远，难以一概而论，对此，后文还将述及。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清代各地曾经不同力度实施的山区人工植树造林、发展木材业政策值得关注。正如后文将要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多数省区都采取了相应举措，对其后的山林木材业产生了影响。正是由于人工种植的逐渐兴起，改变了以往“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的局面。有些山区的木材业之所以长盛不衰，当基于此。试举贵州重要木材产地清水江流域为例，作为这里木材业经营的主要材种的杉木，清代已部分实现了人工栽植替代天然林。据《黔南职方纪略》记载，黔东及东南地区几乎县县种植杉树。台拱厅“地多杉树”，清江厅“树多松、杉”，镇远县“木饶桐、茶、松、柏、椿、梓、杉、柳、黄杨之属”，思州府“近亦渐植橡树、杉木”，松桃厅“树有杉、松、白蜡之属”。⁽³¹⁾黎平杉木在各地所产林木中最为著名，不仅“产木极多”，而且外地的杉木“不及本地所产之长大也”。⁽³²⁾清人爱必达所著《黔南识略》详细记载了黎平杉树从育苗到移栽以及施肥、培育，一直到砍伐、运销的全过程：

土人云：种杉之地，必豫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择木以慎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然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秧初出谓之杉秧，既出而复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稍壮，见有拳曲者则去之，补以他栽，欲其亭亭而上达也。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地，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商旅几数十万。⁽³³⁾

相邻的湘西、鄂西南和川东南亦有大规模的材木林种植。如湘西南武冈州，“其蛮洞大山险峻之处，（杉木）往往培植成林”⁽³⁴⁾。鄂西南来凤县，“（松）邑人连山植之”⁽³⁵⁾。川东南秀山县，“杉最盛，亦最良”⁽³⁶⁾。山区大面积种植林木，其意义绝非止于解决民间木材、柴薪问题，亦不仅仅是尽地利、广生计的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考察，明清时期的植树造林的成效远不及采伐和毁林垦荒面积之大。

与山区开发兴盛相应，宋元以后关于山地开发利用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其间，有识之士思考、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山地开发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二是山地利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三是山地开发的后果和影响。

有关山地开发利用技术的论述较少，但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有意义的或总结性的论述。其中关于垦山为梯田，以元代著名学者王祯的“梯田说”最为经典、全面，后来明代之《农政全书》、清代之《授时通考》等，无不沿用此说，并无创新。其说云：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秔秫；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稍获。然力田至此，未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³⁷⁾

王祯不仅是一位农学家，而且是一个勤政爱民、政绩出色的地方官，因此，他在土地资源利用之外，对人口、土地所有制、农民负担及其生计等社会经济问题亦多有关注，上文所揭示的“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土地垦殖趋势和“力田至此，未免艰食”的民生窘境，皆颇具深意，所记“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的高难垦殖现象，亦值得高度重视。

此外，王祯还有《梯田》诗一首，以另一种形式描述了梯田及其相关问题。可与其“梯田说”相辅相成，只是往往被论者忽视，特转录如下，以为佐证：

世间田制多等夷，有田世外谁名题？

非水非陆何所兮，危巅峻麓无田蹊。

层磴横削高为梯，举手扪之足始跻，

伛偻前向防颠熛。　　　　　　　　

佃作有具仍兼携，随宜垦樑或东西。

知时种早无噬脐，稚苗亟耨同高低。

十九畏旱思云霓，凌冒风日面且黧。

四体馰瘁肌若刲，冀有薄获胜稗薒。

力田至此嗟欲啼。　　　　　　　　

田家贫富如云泥，贫无锥置富望迷。

古称井地今可稽，一夫百亩容安栖，

余夫田数犹半圭。　　　　　　　　

我今岂独非黔黎，可无片壤充耕犁？

佃业今欲青云齐，一饱才足及孥妻。

　输租有例将何赍，惭愧平地田千畦。⁽³⁸⁾

“危巅峻麓”、“层磴横削”、“伛偻前向”、“随宜垦”等文字进一步给我们展示出当时人们垦殖的艰难及山地资源开发的程度，“田家贫富如云泥，贫无锥置富望迷”、“我今岂独非黔黎，可无片壤充耕犁”等句则揭示了土地资源占有不均等社会因素及其与山地垦殖的关联，体现着作者观察社会问题的深邃眼光。

其他如清初蒲松龄的《农桑经》及后来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包世臣的《齐民四术》等，对山地利用的理论、技术分别有较为深刻地论述。蒲松龄的《农桑经》指出：

山地得力在堰，缺处宜早修，水口宜急塞，或加填叠，一则不致冲决，二则雨水落淤，名为“天下粪”。若水大不可遏防者，则以石叠起水道，使勿刮地成渠。若高堰，则用石和沙灰垒之，或用三合土，如筑墙状，架板打之。谚云：“地无唇，饿煞人！”信然！⁽⁴¹⁾

这里的“堰”当指水平梯田的田埂，而非灌溉取水设施之堰坝。能否保持水土是山地垦殖的关键，而拦蓄雨水、防止水土流失正是修筑梯田的要义所在。蒲氏关于“堰”对山地垦殖至关重要的认识，体现出当时对山地垦殖认识的较高水平。杨双山《知本提纲》则云：“山坡可梯而种，水泽可架而收。”对此，郑世铎注云：“如梯之形，是谓梯田，然后可以耕种无碍。……是知地利之不足，人力尚能补助，垦荒之益大矣。”显然，力求扩大土地利用范围的同时，亦关注到提高耕种水平、保持水土等重要问题。⁽⁴²⁾

包世臣的《齐民四术》对山地利用的理论、技术有较为系统的总结。包氏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从“天下之土，养天下之人，至给也”的基本观点出发，积极寻求解决人口生计的途径或办法。《齐民四术》云：

凡山，除砏岩峭壁莫施人力，及标样柴薪外，其人众地狭之所，皆宜开种。开山法：择稍平地为棚，自山尖以下，分为七层，五层以下，乃可耕种。

就下层开起，（原注：凡山系土陇者，开如高田。其石骨诸山开种者，皆石七八土二三。每大雨，山水发洪，刷土膏下流，故三年之后，不复可用。又山膏附皮而流，开通则膏内涸，常畏旱。）先就地芟其柴草烧之，即用重尖锄一"两敲开之。初开无论秋冬，先遍种萝卜一熟。此物最能松土，且保岁，根充蔬粮，叶可饲猪及为粪。（原注：凡棚须备二三间养猪，山谷之下者，饲之，岁出二槽，收利既重，又资其类。鸡亦宜多。）乃种玉黍、稗子，杂以芦稷、粟，其土膏较重者，亦可种棉花，皆宜择稍平地。掘坑种芋、山药各瓜菜十数畦，以充蔬，且备谷。（原注：山棚人多，粪非所乏，故宜多备区种。）两年则易一层，以渐而上，土膏不竭。且土膏自上而下，至旱不枯。

上半不开，泽自皮流，限以下层，润足周到。又度涧壑与所开之层高下相当，委曲开沟于涧，以石沙截水，渟满则听溢出，既便汲用，旱急亦可拦入沟中，展转沾溉也。至第五层，上四层膏日下流，下层又可周而复始，收利无穷。冬可种腊芥子。

其田农就山岭开地种麦者，实为非计，山去家远，粪溉不便，山多赤土，至以沙砾，二麦弱根，难为滋茂。其赤白土者，阴宜植茶，阳宜植竹。若去出水在五十里外者，则竹无利，以油桐为宜。或种松、杉、鸦臼也。其黑黄土者，阴宜松、杉，阳宜树漆，收利略远，而计入十倍。⁽⁴³⁾

不难看出，作为清中叶有名的经世派士人，包氏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非常关注，对人众地狭及棚民开山种地引起的山地水土流失亦不无关注，其论说中提出的自下而上、分层开垦、开下不开上、因时因地制宜选种适宜作物品种、精心设计沟渠、搞好灌溉、用养结合、保持水土等方法或措施，可以说有较多的技术含量，而且是有明显针对性的。

清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尽地利、广生计的基本愿望出发，关注、考察山区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包世臣之外，有些来自基层的认识虽然“学理”性不强，却更贴近现实，或有更强的实际意义。试举二例证如下：

例一，湖北兴国州人陈治策于嘉庆年间出任浙南山区云和知县，在较为详细地考察任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的基础上，作《劝民殖山示》一篇，对“以山为县”的云和县之山区、山地资源条件及其优劣、开发利用的利弊作了全面论述，其中不乏值得思考的内容，为有助于理解，不妨将其主要文字引录如下，其示云：

云之为县，水居半分，平壤一分有五，而山之分数实居其八。山上之田地，仅居山之一分，而山之空旷而委而弃之者，又居其七。云（和）地以山为县，即应以山为命……尝论丛山地方，较胜于平洋地方。以平洋弥望坦然，尺即尺，寸即寸，一区只算一区。山则不然，一区之土，高高上耸，多占天而少占地，上下四旁合拢计算起来，比平洋更多数倍。且平洋须常得时雨，山上干种，小雨易足。而出云降雨，又常在高山。

陈氏对山区土地资源的认识，特别是通过与平原地区的比较后对山区资源立体特性的肯定，“上下四旁合拢计算起来，比平洋更多数倍”，如果暂不计及开发利用方式等其他因素，他能够发现山区土地资源丰富这一重要优势并加以肯定，尽管还只是直观的认定，却有其显著的积极意义。

况居山人少，其中物产滋饶，无所不有，原足以供其所需，甚是快活。先以柴木论之，云邑古来柴薪广有，木料便宜。今则价值昂贵，茅柴不敷饮煮，而厨爨所用，乃至或以秤称。至于构架房屋，拮据经营，多取给于他县，此其受病者已深矣。

三都产铁，虽费淘炼之功，亦是县中大出息。今则既无柴木，遂无窑炭。其煽铁之炭，必远买之龙泉、庆元之境，以至炭贵而铁价平常。十倍之利，云和仅得其三，而彼两处安然坐享其七。一县非呆非，岂不可笑。若将柴薪养蓄，树木成林，本处一切足用，加以铁项之利，便可抵耕种十分之四，而何至吃此大亏乎！

前面讲的是土地资源，这里讲的是森林、木材、薪炭等地面资源。从“柴薪广有，木料便宜”，到“价值昂贵，茅柴不敷饮煮，而厨爨所用，乃至或以秤称”，建房盖屋的木料、冶炼铁矿的窑炭更是需取给于外地，反映着浙南山区的垦殖扩张与森林植被发生的巨大变化。

云地山高而顽石稀少，土厚而植物易滋。本县细观山形土性，与夫物产之宜，其山势急硬之处，松、杉、、柏之属，皆属可养；其山势和软之处，则茶子、靛青、笋尖、桐子、包罗、高粱、小粟、甜薯，并茯苓、白术、山姜、山药、芋头、川等类，随宜种植，无不善于生长。凡此言不能尽，略引其端。若果群山之下下高高，无寸土之闲旷，则以一处之人，理一处之山，以一县之山，养一县之人，一年之中，大约可得厚利十余万，云和之人，虽安坐而食，亦充然其有余，而不必更论一二分之田地矣。其山脚平衍之区，附近宅舍之所，与夫溪港湾曲之余地，皆宜植桑、种麻、种芋，可收厚利。他如桃、梨、枣、栗、柑、橙、桔、柚、榛、檎、梨、柰、诸果，属日用之需，古人有以此致富者。……独我云和以有用之山，一概付之无用，任其一片光土，全不照管，真是可惜。⁽⁴⁴⁾

针对云和县山区山地的山形土性，陈氏提出了以发展经济林木、经济作物以及柴炭林为主导的山区资源利用主张，劝谕县民不必将发展经济、寻求生计的目光局限于面积有限的田地上。

例二，晚清鄂西北兴山举人吴翰章著《兴山种艺说》，以自己的家乡为例，对山地利用提出了很有见地、颇具可行性的看法，内容涉及山区粮食生产、经济林木的种植和开发、山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包氏较为注重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所不同，吴氏主要从转变山区土地利用观念出发，在相对宏观的层面，有针对性地为山区经济发展指出了一条途径。他认为，先哲所追求的地无旷土境界，“非必尽陇亩也”；所谓的“生之者众”，亦“非仅言稼穑也”；以多种经营为主旨的“树艺”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针对兴山县一方面是“崇山峻岭，少平原，多旷土。居人刀耕火种，锄烟雾，犁涧壑，其力十倍于他邑”⁽⁴⁵⁾的非常不利的粮食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却是“计山之所出者，桐、梓、竹木、香菰、栗耳、药材、漆、蕨、土芋、山药，在在皆有。要无专其利者，任其自生，俟其自实，以食其自然而已”⁽⁴⁶⁾，即具有丰富的山地经济林特产资源而未能很好地开发经营，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吴氏指出了兴山县发展山区经济的途径，即其树艺之道。

窃意以为兴之境，皆高山大泽，厥田下下，其非平畴不堪耕种者，低者树之以桑，高者树之以茶，间以桐、梓、栗、漆、竹木之属，因土之宜，顺物之性，务使山无隙地。不过十年，其利无穷矣。⁽⁴⁷⁾

并且举出贵州遵义、陕南宁羌等地利用山区多槲树的条件，引进山东山蚕发展丝绸业、本地九冲山等山地种茶获利等多则例子以求证。上述经济林特产品种“若能于隙地因而种之，一家如此，推之一乡；一乡如此，行之一邑。十年树木，吾知其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万，有日富而不知者”⁽⁴⁸⁾。不仅如此，山地种植包括经济林木在内的树木还有很多其他优越性，有鉴于此，吴氏极力倡导山地种树：

邑之种树，其利有四。低田下湿，土地瘠硗，当盛暑时，或为暴雨冲没，低者崩坏，而高者亦渐不可保。种树之后，即能蓄土积水，而瘠田皆成膏腴。此其利一也。

山崖陡决，终岁勤苦，秋获所入无几，而茶、蕨则不择其地而种，其所获十倍于高粱。此其利二也。

又山田山地之最陡者，其农功亦倍之，尽其力于无用之地，而于有用之田反不暇致力。今以树栗茶之属，而平田之受粪者，得以专力于其间，深耕易耨，其收必倍。此其利三也。

又山岩荒田，必俟火耕，一年有收，二年即歉，三年即无矣。其中又有旱涝之虞，丰歉之异，而年年勤动，不敢自逸。变而种树，不过一二年之培植，其后顺其长养，七八年之后，安坐而食厚利，可一劳而永逸。其利四也。⁽⁴⁹⁾

其实，与陈治策一样，吴氏的山区山地利用观念中，蕴含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中一个基本原则，即因地制宜。只不过以往对此原则的理解及运用，较多地局限于粮食作物种植范围内，至此将其大幅度拓宽了而已。比较粮食作物种植与经济林、经济作物种植的综合效益，优劣不难判定，包括后者亦有利于粮食生产，特别是对刀耕火种的认识、对种植树木有蓄土积水，改善农田、保护环境之效益的强调，值得后人重视。

此前，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东有新垦山田通过养鱼熟田之法，“新龙（或做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疃，伺春雨丘中贮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⁵⁰⁾。明清时期，稻田养鱼的做法在珠江、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皆可找到。⁽⁵¹⁾

农田水利与农业垦殖的关联为众所周知，诚如徐光启所说，“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又不能多生谷也；其不能多生谷者，土力不尽也；土力不尽者，水利不修也”。他将兴修水利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对策，指出：“能用水不独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瀐润无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歊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独救潦，亦可弭潦。疏理节宣，可蓄可泄，此救潦也。地气发越，不致郁积，既有时雨，必有时，此弭潦也。不独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若遍地耕垦，沟洫纵横，播水于中，资其灌溉，必减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是可损决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违数害。调燮阴阳，此其大者。”⁽⁵²⁾仅凭直接的观察，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析，在当时甚为不易，联系上下文，可知徐氏在水利问题上动了相当多的脑筋。在著名的《旱田用水疏》中，徐氏总结了与用水之源、用水之流、用水之潴、用水之委、作原（井）作潴（池塘水库）以用水等水利途径相关的数十种用水方法，在用水之源（泉）的六种方法中，大多与山乡田地灌溉相关，并引用“水行百丈过墙头”之谚来说明利用源高之水的优势，其中特别论及源高之水与梯田灌溉的结合，“其三，源之来甚高于田，则为梯田以递受之”。如果实在无法兴水之利，只能望天收成的地方，则以多种树木为宜。⁽⁵³⁾

然而，随着山地垦殖程度加深、海拔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山区水文条件较大幅度的变化，山区农业灌溉水利建设难度大大增加。江西玉山县的汪村陂“凿山导水十余里”；湖南溆浦县修建千工坝历时十八年；江西龙南县的都陂“凿石圳长百余丈，阔七丈，深一丈”；江西萍乡县九兴社石陂“开山凿岩，越数山，高一、二丈，远十数里……经营十年始成”⁽⁵⁴⁾。诸如此类，皆足以为证。湘鄂西山区的水利建设多是在深山峡谷中开展，所经有“两山壁立，怪石攒簇”之地，引水开渠要“穿岩渡峡”，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工程建设之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宣统《永绥厅志》记载本地水利灌溉工程的形式有“穿山峡”、“赶山鞭”、“过江龙”诸名目，所谓“穿山峡”，即由于“山前平原沃野，而水在山后，势为所阻”，于是“在山腹中凿一峡（道）使穿，俾水从中流，不致旁绕，以专灌溉之利”。所谓“赶山鞭”，则是“沿山开沟一线，引水奔流而下，直驱田中，如以鞭相赶然”。其实，不少场合下则是顺山势盘缘而下，蜿蜒逶迤，尽量减缓水流坡降，以防冲刷及由此而来的流失和淤积。所谓“过江龙”即悬枧引水，类似今日渡槽。“两山中间横木为枧，长数丈，其形似龙，引此山之水由下而上以溉彼山之田。”这种形式被称为“诸水利中此为犹巧”者，自然非花大力气不可。⁽⁵⁵⁾时人论及农田水利的形式，曾有如下概括：

水利所兴，有土，有石，有沙滩，有山凹；其引之者，有直，有曲，有长数十里，有短不及半里，有过溪涧者，有凿山腹者；有土筑者，有石者，有支木枧者，有砌石槽者，有用木闸者，有下铁桩者；有烈火煅者，有酽醋激者；其制引水之器，低田用虹吸、鹤饮，高则用恒升、玉衡等具……⁽⁵⁶⁾

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各种措施、各种技术，几乎应有尽有，实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在长时期交叉、反复的建设过程中，经历不断地摸索、总结，山区小型灌溉水利的设施无论在总体布局上还是在工程技术措施方面都日趋复杂且系统化。乾隆《溆浦县志》较详细、具体地记述了本地筑坝取水工程的规划、建筑措施，照录如下，以见当时灌溉设施的概貌及水平：

凡立坝，必就滩砌筑，坝尾留溶——土人谓舟行处为溶。坝首浚沟，制水入——土人谓圳曰。又于近坝处开口消水，曰，恐水涨坏也。塍埋石通中以分水，曰’，瓴下有。如田高水不能入，用木板壅水入田，曰塞榨溪。坝积水不多者，于坝下傍处塞小坝，以盈上坝之水，曰腰坝。坝上另立小坝接水，曰扶水坝。遇他横隔，则枧而过之，小者以木，大者以石，曰枧。近江之田虽可作坝，不可凿，则如安水碓法，激水转轮、缚筒注水，递入于枧，曰筒车坝。塘之利如坝，大者为堰塘，小者通谓之塘。塘亦有’，大’用石，小’用陶器及木。在上者为（’，在中者为腰’，在下者为底’。塘大者下亦有坝、有。而最奇者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⁵⁷⁾

不难看出，丘陵山地的灌溉水利用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设施，截流、蓄水、溢洪、分水、引水、提水以至行船等都有相应的措置，而且达到了一定的科学水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引水达数里、十数里之外发挥灌溉效益。重视农田水利乃中国农业开发的传统，山区自然不会例外，凡讨论山田垦种者，大多论及水的问题。对此，论者已多，此不赘述。

山区是大多数河流的发源地，亦是生物多样化的宝库，更是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具有涵养、提供水源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防御或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生态功能。另一方面，山区又是生态环境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具有脆弱易损且恢复困难的弱点，一旦山区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不但本身生态功能受削弱，进而会加剧平原地区的自然灾害，甚至导致生态系统长期恶化得不到恢复。这些不仅是当今人们的认识，历史上亦有有识之士加以关注。对山地开发的综合影响，特别是对盲目、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的关注，宋代以前已经出现，但是，就其认识之广度及深度而言，亦以明清时期为甚。

由于明清时期资源开发程度已高，环境问题暴露亦较为充分，因此，有识之士的思考大多从披露盲目、过度垦殖扩张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并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开始，从而揭示出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从正面立论，或仅从理论上论述环境、自然应该保护。⁽⁵⁸⁾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山区、山地资源特性理解基础上的，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内阁学士凌如焕奏称：“又有本来似田，而难必其成熟者，如山田则泥面而石骨，土气本薄，初种一二年，尚可收获，数年之后，虽种籽粒，难以发生。且山形高峻之处，骤雨瀑流，冲去田中浮土，仅存石骨。”⁽⁵⁹⁾较为系统的论述，明代如阎绳芳《镇海楼记》⁽⁶⁰⁾，胡岗《疏浚水道记》⁽⁶¹⁾，刘著《赤山湖水利说》⁽⁶²⁾；清代如梅曾亮《书棚民事》⁽⁶³⁾，王荣浩《顾家坝水利说》，胡景洛《南乡水利说》⁽⁶⁴⁾，鲁仕骥《备荒管见》⁽⁶⁵⁾，牛运震《查复封闭山林事宜状》⁽⁶⁶⁾，魏源《湖北水利论》⁽⁶⁷⁾，以及同治《房县志·赋役》所载《查核民田被水漂没议》等，大多如此。

其次，有关思考、认识所涉及的领域更广，亦更为深化，较突出者如对山地盲目垦殖影响水源问题的认识。道光《永明县志》卷3《风俗》称：“田亩率资山水灌注。水出处谓之涧，涧旁杂树丛生，蘙蔚蒙荫，故其源长。”“比来客籍占居遍于穷谷，伐山种，水源缩小。地利尽而农事伤矣。”道光《永州府志》卷1亦云：“溪涧之水，发源山谷。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致堰田无水可注。”鲁仕骥《备荒管见》主要从减灾方面立论，论及重农事、兴水利、养地力、多谷种等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专门提出了“培山林”以减水旱灾害一项。其文云：“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⁶⁸⁾森林植被破坏引发表土流失问题较早为人们所认识，论者较多。对水源缩小甚或导致泉源枯涸的认识则更进了一步，不仅认识到雨水尽泄易形成山洪，而且揭示了植被与水源蓄养的关联。

又如对有色金属采冶严重污染环境的关注。湖南乃有色金属的重要产地，最晚到明末清初，已有对锡、铅等金属采冶污染问题的明确论述，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郴州举人喻国人《锡坑十害说》可谓代表作，其说云：

煎淘恶水，一入田畴，竟成废壤。不但衣食无资，并国赋何办？害二。穿求砂苗，深入无底，举数十里之屋庐坟墓，皆有崩裂之虞，害三。炉炭无出，即砍人禁山而不惜，伐人冢树而莫顾，居民风水悉遭败坏，害四。

恶水一出，数十里沟涧溪河皆成秽浊，民间饮之，辄生疾病。害七。河道半被泥沙壅滞，时为迁改。乡人恐坏田苗，拼命力争，屡致争斗，害八。万山环聚，厉气本深，更加掘发瘴雨岚烟，染者多疫，害九。⁽⁶⁹⁾

工矿业的有害烟尘污染、废水和废气污染之害，至近代西方工业大发展之后日益严重，亦因此方才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并成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主要议题之一。明清之际，在中国尚未发展近代工矿业的时代，有识之士对此问题能够有所关注、观察，尽管未尽深刻，亦不无意义。⁽⁷⁰⁾

再次，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理解、认识程度提高。以湖南攸县知县裘行恕垦山《十害十利告示》为例，除木材及薪柴之利用、风水地气外，又论及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田地坍压、河道淤塞、陂塘毁坏、水源缩小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亦提出了相关对策，禁耕植树等。其中有云：“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其害二也。甚且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溪涧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其害三也。河道为天地自然水利，为合县宣流通之气。各处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其害四也。山田灌荫，半藉筒车，而安架筒车处所，须相度水势、地形，就便安放。河不淤则水势不改，今被沙阻泥淤，水则移东改西，岸亦随时坍陷……”⁽⁷¹⁾可以说观察和认识已较为系统。

讨论的结果，尽管许多人不承认或没有明确承认，大多数人的结论是无奈的，即一方面认识到过度毁林开荒、盲目、不合理垦殖山地造成的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同时，又不能、亦无法不面对客观的、活生生的生民生计现实，基本上处于如梅曾亮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梅氏《记棚民事》云：

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风水龙脉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固石坚，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⁷²⁾

也就是说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等资源相对稳定（或有限）的条件下，垦殖扩张有其客观内在动力和合理性。今天我们所能提出的诸如控制人口、改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缓解矛盾的途径，在当时却几乎没有可行性。

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生物多样性组合、结构及其适应性互有参差，经济开发的先后时间悬殊，环境变迁走向、趋势以及相关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历史上的生物防治、生态环境问题，在各地域间存在诸多差别，亦需要给予特别重视。⁽⁷³⁾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了一个关于蓄鸭利弊的事例，乃其亲身经历。其记云：“南汇海滨广斥，乡民围圩作田，收获颇丰。以近海故，螃蜞极多，时出啮稼，《国语》所谓‘稻’不遗’⁽⁷⁴⁾也。其居民每畜鸭以食螃蜞，鸭既肥而稻不害，诚两得之术也。此事余在南汇稔知之。比宰青浦，则去海较远，湖中虽有螃蜞，渔人捕以入市，恒虑其少。而鸭畜于湖，千百成群，阑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于是，各乡农民来县具呈，请禁畜鸭。时摄南汇令某君方以畜鸭食螃蜞为保稼善策，禀请通行各处。巡抚丁公抄禀行知下县。余阅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请禁之件申覆，公见之，亦一笑而止。盖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论之。”⁽⁷⁵⁾生物防治农业病虫害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作为传统农业的重要成就，为世人所称道。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义，亦受到学者重视。养鸭食蝗蝻、食蟛蜞即其中重要内容。⁽⁷⁶⁾但是，同是蓄鸭，同样食蟛蜞，在不同的州县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⁷⁷⁾

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居在山区，苗、瑶等民族多有“地皆高山，耕山为田”之说。因此，各少数民族在山区开发、发展历史上的贡献无可忽视。如梯田开发，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记述哀牢山区哈尼族梯田云：“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磏，数里不绝。”时至明清时期，山多平地少之处，垦治梯田几乎成为山民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对水资源利用能力的增强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开发山区、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体现，而随着农业垦殖的扩张，争夺灌溉用水的纠纷不断增多，与以前相比，明清时期乡规民约中维持用水秩序的内容明显增加。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湖北鹤峰《官堰碑记》、嘉庆七年（1802年）黔西《雨化乡龙洞碑规约》、道光八年（1828年）《大梧村孙主堂断祠记》、道光十四年（1834年）《赫章平山铺放水碑》、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乡规碑》、光绪四年（1878年）《龙胜七团禁约简记》等，都有关于灌溉分水、争水冲突等问题的针对性条款。⁽⁷⁸⁾

不少山区少数民族都非常重视山林的保护，各地乡规民约中很容易找到禁止乱伐、焚烧山林的条款或规定。如“山水生灵不得浇药，丘木树林不得砍伐”，“遍野所禁树木，如有盗砍窃伐者，验数所罚”，禁止“毒鱼打鸟”，等等。也许各地保护山林的具体目的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山林的作用。例如嘉庆八年（1803年）广西镇安府归顺州《立录村乡规民约碑》、道光四年（1824年）湖北宣恩县《永镇地方碑》、道光十五年（1835年）《铁甲场村乡规碑记》、道光十九年（1839年）贵州大定府黔西州《中建四楞碑》、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瑶人《邓家禁碑》、咸丰五年（1855年）兴义绿荫布依族《永垂不朽碑》、同治六年（1867年）《册亨秧佑布依族乡规碑》、光绪四年（1878年）湖北巴东县《龚家山碑刻》、光绪六年（1880年）《三江马胖永定苗侗族条规碑》和《团会禁山序》、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恩施《黄泥塘护林碑》等。⁽⁷⁹⁾

在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浪潮中，虽然许多山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其中却以秦岭—大巴山区的资源开发规模最大，资源开发的时代特征及山区特征表现得相当充分，亦最为引人注目。因此，本课题选定秦岭—大巴山区为主要研究区域，考察的重点是明清时期该区域的人口流动、资源开发、环境演变与社会变迁。在尽力搜求史料的前提下，从实证研究入手，注重对上述过程和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重要历史资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政策和措施等，进行具体的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历史上该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等相互关系，进一步探讨、理解人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

秦巴山区是我国巨型纬向构造带的一部分，东西走向，山体宽大高峻，地貌垂直分带明显。山地北坡陂窄，河短流急；南坡宽缓，河水源远流长。整个地形是东低西高，北高南低。由于新生代强烈褶皱断块的作用，形成了两山夹一川的主体地貌格局，即北秦岭，南巴山，汉江谷地居中间。各大断块间又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如洛南盆地、商丹盆地、山阳盆地、太白盆地、商南盆地、香泉盆地、竹房盆地、郧西盆地、郧县盆地，等等。褒水、胥水、酉水、子午水、洵水、柞水、甲河、丹水、均水、廉水、木马河、洋水、北江、黄洋河、白石河、堵河、宋江、清水江、滩江、巴江、宕河、通川江、大宁河等大小河流数十条，分别注入汉水或长江。山区整体上位于中国西北、西南、中原的交界处，亦是北亚热带向暖温带、东部湿润气候向西北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平地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亦较充沛，土地类型多样，适合南北方各种生物繁衍生长，被誉为世界六大生物起源中心之一。辽阔的山区内，生长着面积广大的原始森林，其中又孕育着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和土特产品，地下更有各种矿藏，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具有综合开发的巨大潜力。

本书所谓秦巴山区，是以处于长江流域内的秦巴山区地区为主，兼及周边山麓、支派山地在内的广大地区，跨今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甘肃五省，自然地貌山势相连，行政辖区犬牙交错。就明代前期的行政区划而言，涉及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四布政使司的荆州、襄阳、河南、南阳、西安、汉中、夔州、保宁等八府，共约50余州县。⁽⁸⁰⁾就清代前期的行政区划言之，大概涉及汉中、兴安、商州、西安（以上陕西）；保宁、绥定、夔州、太平（以上四川）；郧阳、襄阳、宜昌、荆州（以上湖北）；南阳（以上河南）；阶州、秦州（以上甘肃）等府州厅的全部或部分，约计60多个厅州县。该山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清代名宦严如熤曾长期为官陕南，自知县至按察使，并对秦巴山区做过专门的调研，著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和《三省边防备览》等专书，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秦巴山区有一个粗线条的定位。

南山（即秦岭）在陕西西安之南，山高而长，阮亭所云终南云物一千里是也。西为太白山，北为华岳。祖山由秦陇而来，逾北栈，经宁陕、孝义，东出商、洛，融结河南诸山。镇安、洵阳、汉阴、石泉、洋县各山，皆其分支别派。穹岩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迹所不至，时虞伏莽，故往史所称，动曰“南山盗贼”。

南山专属陕西，在渭河东南，汉江之北。其由汉江南渡，径至岷江北岸，陕（西）则兴安、平利、白河、定远、西乡、宁羌；（四）川则保宁、绥定、太平、夔州；湖（北）则郧阳之房县、竹山、竹溪，宜昌之归州、巴东、兴山，均在江汉之间，其山之最巨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约自秦（州）阶（州）折而东，为略阳之仇池，经宁羌、南郑、城固至定远、巴州，凡川东北，陕兴安，湖郧阳、宜昌各山，皆其分支别派，而下结为均州之武当。巴山老林，跨川陕两省，周遭千余里，老树阴森，为太古时物。春夏常有积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见天日，官府稽防难周，宜其为逋逃薮也。⁽⁸¹⁾

严氏所述，当是指尚未经历或正在经历清代流移大规模开发的秦巴山区的状况。

如前所述，本区内分布有不少大小不等的河谷平地和山间盆地，与此相对应的是面积远要大得多的山地，如陕南，陕南长江流域总面积为7.21万平方公里，分为平原川道、浅山丘陵和深山三类地貌类型，其中山丘占90%以上，故陕南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现有的耕地，亦以坡耕地为主，占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而且有不少是坡度在25°以上的“挂牌地”。⁽⁸²⁾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人强调陕南有面积广大的盆地，其实，相对于山地而言，平原的面积还是很小的，表1-1所列有关各州县的山地率和山地丘陵率应该能够说明问题。另外，各州县较高的水土流失率亦可佐证，高水土流失率是山地丘陵率高的地区为扩大耕地面积而盲目垦殖扩张的必然结果。研究者指出：陕西省南部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年输沙量约0.9亿吨，其面积占长江流域的4%，输沙量却占长江的12%。而水土流失的主要根源在于毁林开荒和陡坡垦种。陕南共有耕地74.5万，其中汉中、月河盆地、丹江川地等平川农田仅14.7万，其余59.8万大多为坡耕地，不少是坡度在25°以上的“挂牌地”，土薄石厚，一遇暴雨，土尽石出，不少耕地变成石板地，坡耕地的水土流失成为陕南泥沙的主要策源地。⁽⁸³⁾

表1-1　陕南山区主要州县山地率及水土流失率

续表

说　明：各地对水土流失面积的统计口径不一，陕南山区各县统计多为“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因各地对地形、地貌分类标准不一，表中所列山地面积统计亦有差别，如宁陕县、白河县、平利县山地面积就未包括低山或浅山，汉阴县、石泉县等地丘陵与河谷不分等。

资料来源：秦巴山区县情编委会《秦巴山区县情》，西安地图出版社1988年版。

再如鄂西北山区，表1-2所列的14个县市中，山地率达到90%以上的有10个。除了个别的县如南漳外，山地丘陵率无不高达98%以上。与此相应，郧县、郧西、竹山、竹溪、秭归、兴山、十堰等县市的水土流失率也都在30%以上，兴山、郧西更是高达60%以上。

表1-2　鄂西北山区主要州县山地率及水土流失率

资料来源：李娟文：《湖北省荒地资源的基本特征及合理开发构想》，见《经济地理》第12卷第1期；秦巴山区县情编委会《秦巴山区县情》，西安地图出版社1988年版。

至于川东北山区，成片的平地亦少，与陕南山区、鄂西北山区一样，不少县市的山地丘陵率达到了100%。除达县、开江、巴中等少数县外，山地丘陵率无不高达95%以上。表1-3所列各县市的水土流失率只有苍溪县低得有些出奇，仅12.4%，其余县市皆在40%以上，达到60%以上的也有平昌县、万源县、巴中县、达县、仪陇县、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等8县，云阳县竟达到87%。

表1-3　川东北山区主要州县山地率及水土流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