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发现一架明清时期古床

内容提要

本书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以流移集聚与资源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山区的人口过程、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演变，对与本主题相关的历史资料、历史事件、政策措施等，亦进行相应的具体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上的资源开发活动与环境演变、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等相互关系，以期有助于理解、认识历史上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互动、关联。

外来人口是构成明清时期秦岭—大巴山区社会的主体，外来劳动力是明清时期秦岭—大巴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鉴于明清时期秦巴山区人口过程的复杂性，本书采用“流移”这一既能恰当概括流动人口现象，也能体现“流动”这一堪称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社会乃至经济主要特征的概念，来统称外地进入秦巴山区的人口。山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元明之际的战乱、明朝的封禁、全国性人口剧增及清朝开垦山头地角小块土地免科令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明清时期的秦岭—大巴山区“流民渊薮”的性格。外来人口进入山区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流动，对流移分布、来源构成、山区垦殖等影响颇大。

秦岭—大巴山区资源丰富，尤其以山林为依托的经济林特产资源及经济作物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相对于“山石硗确，地无平衍，农不宜谷”的粮食生产条件而言，这种优势更明显，也更宝贵。在明清时期的资源开发过程中，这种优势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生漆、桐油、虫蜡、木耳、香蕈、药材、茶叶等生产有所发展，但却远远不够。山区资源开发仍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不过，为了解决急迫的糊口问题，不得不大面积垦殖山坡地带，毁林开荒，玉米、红薯、洋芋等生产条件要求相对低的旱作物在其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区经济增长的另一部门是以竹木矿盐资源开发为途径的手工业生产，相关各业在清代都有较为显著的发展，然而，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的投资者多来自山外，生产所获利润为山区发展所用者亦相当有限。

综合考察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资源开发，有以下显著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山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民为主体。其二，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盲目、过度倾向。其三，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其四，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在急切的生存压力驱动下，由流移及客商充当主角，加之技术局限，不少资源的开发非常勉强，尤以土地垦殖为尤。这给山区的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乃至生态环境演变、社会变迁过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流移意识对于上述特点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到资源开发过程中，极易将资源开发当做不计后果的索取，甚至发展到极致而成为掠夺。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不稳定互为表里。山内人口由大量流移落居到逐渐流移他处，由聚到散，粮食生产的停滞及衰退等，正是山区环境演变及社会经济变化的集中反映。

资源开发的实质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是一个经济过程。另一方面，这种物质变换要消耗自然一方的物质要素。从不同的观照点上分析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有不同的意义。譬如森林的变化，从资源利用上讲，可以说是木材的采伐和土地的垦辟，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从环境演变上讲，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森林植被的消耗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各种耗费、破坏森林资源的方式中，农业垦殖扩张则是耗费、破坏森林资源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而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中国山区森林资源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与森林枯竭伴随而去的为生物资源的数量乃至于物种的减少。明清时期，不少野生生物被排挤、食物链被打破、生存空间萎缩、生存环境破坏的进程加快了。明清时期垦殖扩张最为突出的环境变化后果是水土流失加剧，流失严重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或“有石无泥”，无法继续耕种，甚或草木不生。山区水土流失的恶性发展，造成土石坍塌、泥石流频繁发生，山上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近山之原有良田变为硗确沙瘠，荒废不耕。随水流失的泥沙逐渐淤积溪涧江河，抬高洪水水位，破坏灌溉堰渠等水利设施，造成水运航道萎缩；泥沙淤积湖泊，促成湖区围垦，导致水面积萎缩，蓄洪能力下降。由于山地失去了固土护沙、涵养水源的基础，破坏了山区水源蓄养机制，导致有雨即患水多、无雨则患水少的山区恶劣水环境形成。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上述种种，在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后果中大多可以看到。

环境变化的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有些环境变化主要是通过自然灾害反映出来的，甚至有的环境问题本身就是自然灾害，如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山崩与洪涝灾害。嘉庆、道光以后洪涝灾害增多加剧的趋势、从“旧无水患”到“动忧冲圮”、小水量却高水位的洪水特征等变化，无不说明山区垦殖扩张与自然灾害之间的紧密关联。

人口增长——山地垦殖扩张——粮食生产增加——养活更多的人口；非宜农的土地资源——粗放的垦殖方式——水土流失——水文条件恶化——水利用及土地生产能力下降，这两条同时或交叉演进的主线索，反映的正是一个浓缩的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组完整的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之间的因果关联。

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及其变化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中心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化时代的资源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农业时代的主要资源是土地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外延的扩张为主，如农耕区域的逐渐扩大，土地面积不断增加等。其他因素如耕作方式的进步、复种指数的提高等，受到技术限制而提高缓慢。因此，劳动（或者说人类活动）与资源结合的途径或方式就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相对土旷人稀和逐渐形成的以外来流移为主的人口构成，加之特定的时代背景、观念影响，促成了明清秦巴山区的资源、产权及生产关系的显著特征，如资源意识、产权观念淡薄，获得土地（购买、租佃）较为容易且成本相对低。公赋、私租负担较轻，限制较少，流移劳动力增多，但生产条件较差，通工互助的农作传统长期遗存等。这些特征在秦岭—大巴山区因资源开发所引起的环境演变中，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汇集到一起，也许就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清代秦巴山区业佃关系的最大不同在于因开垦山地而产生的塘匠、揽头、招主等多种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秦巴山区的土地关系也好、业佃关系也好，其成立时大多都伴随着土流关系（或称土客关系）这个基本前提，而这才是清代秦巴山区生产关系最基本的特征。

秦巴山区有关地方志中保存下来的直接的、主观目的明确的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措施，直接、明确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植树造林，尤其是禁耕、退耕还林的实例，为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传统时代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