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育在城乡各地的迅速发展

一、小学教育在城乡各地的迅速发展

按近代学制，小学教育有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之分。在清代，山西无论是初级小学，还是高级小学都不发达。“山西省小学设立，远在光绪二十八年，当时由书院改为小学，由义塾改为初等小学，不惟经费不足，设备简陋，且无粗通普近科学之教师，亦无相当之课本，加以一般腐儒守旧观念太重，每立一小学辄有用夷变夏之非难，以至年复一年，殊鲜进境，此种情形直至宣统末年，仍未稍改”。⁽¹⁾

进入民国以后，民国政府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南京临时政府刚一成立，便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全国的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实行男女同校。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自此揭开序幕。民国时期，和其他省份相比，虽然山西政权内部也存在着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但总的来说，政局稳定，战争较少，教育呈现出稳定发展的局面。

山西教育在民国初期的发展相对缓慢。对此，《山西现行政治纲要》曾这样指出“光复之际，军事繁兴，未遑遽言教育。民国成立，秩序初定，办学者不过就已有之状况，维持而整理之已耳”。1918年在阎锡山的大力推动下，山西省政府通过《山西省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和《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程序》，在全省大规模开展义务教育活动。初级小学教育迅速发展，使山西成为当时小学教育最发达的省份。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记载：民国十九年，“全国义务教育儿童数约占全体学龄儿童总数的22％，山西达69.81，上海达59.9％”。中华教育改进社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指出：“小学学生数与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山西为72％，据全国首位，远远超过其他省区；女生受国民教育人数占学生总数，山西为17.6％，也居全国首位。”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表的民国二十四年度，各省市学龄儿童数，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及百分比数等统计数字显示，“全国31个省市区学龄儿童共4902202人，现受义务教育数为1083844人。义务教育普及较好的省市计有上海、山西、威海卫、青岛、察哈尔、广西等，其现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百分比，分别为68％、58％、52％、49％、46％、40％”⁽²⁾。

山西小学教育发达与山西长久以来的重商风气有关。山西重视经商的风气在清代即有很大影响。雍正时期，山西巡抚刘于义曾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这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³⁾从事经商虽不要求经商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却要求经商者粗通文墨能写会算，也就是说要求从事经商者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质。这样在经商风气浓厚的社会条件下，全社会自然对基础文化教育十分重视。而“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⁴⁾，由于国民小学教育的这种特点，切合山西的社会民风，所以当政府提倡发展义务教育时，山西自然很快就兴起发展小学教育的高潮。

民国时期山西小学教育发达，还与山西省政当局的大力推动有关。阎锡山十分重视小学教育，将小学教育“视为最重”。他说，“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凡是山西老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叫国民教育”⁽⁵⁾。1918年，阎锡山主持通过《山西全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对山西义务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定，“凡儿童自七岁至十三岁为学龄期”，“凡学龄期儿童均应受国民学校之教育”，“学龄儿童及十八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不入学者，处以一至五元罚金”。《山西现行政治纲要》述及，为了说服省政当局增加教育经费，阎锡山于“八年（1919年）四月一日，亲临省议会会场，向全省议员说明扩充教育之必要理由，与不得不增加预算之苦衷”。

民国时期，义务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山西初级小学的数量急剧增加。如翼城县“数十年来，翼邑骤增学校如是之多，亦几无村不有学校，无人不可入学”⁽⁶⁾；解县“今之官督民办，穷乡僻壤学校林立”⁽⁷⁾；灵石县“民国改革以来，学堂林立”⁽⁸⁾。当时的调查报告也总结说“至七年间省长创设育才馆及行政研究讲习所，嗣又创办国民师范，造就示范人才。十三四年之际，各县地方安谧如恒，人民对于清查户口，督促学龄儿童就学，罔不乐于顺从，以故学校林立”⁽⁹⁾。由于山西义务教育发展迅速，实行措施得力，所以不仅山西各级城市有初级小学，甚至连非常偏僻的乡村都有初级小学。

民国时期，虽然城乡各地的小学教育都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但却一直处于粗放发展的状态。“（民国时期）山西省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很少。县级教育经费对乡村国民学校的补贴，只是象征性的一小部分，其主体主要由各乡镇，确切地说是由村筹集。从乡村筹集而来的教育经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年的农业收成。而且，全省各地乡村经济基础不一，对于一些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此举无疑雪上加霜，加剧了全省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情况决定了，山西省义务教育在很长时期，始终处于一种注重规模效应而较少提高内涵的粗犷型办学状态”⁽¹⁰⁾。如晋北大同地区“各村人民，多称衣食无着，兴学读书，实无其力，苦求缓办”⁽¹¹⁾，在多方推行在当地举办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义务教育高质量的正常发展。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期山西的高小教育发展相对缓慢。高小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之列，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对于高等小学的发展，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山西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中对各县高等小学学生数量作了一个大致最低限定：“凡一等县每年至少须召高小学生三班，约一百五十人以上；凡二等县二班，约一百人以上；三等县一班，约五十人以上。”虽然山西省政府对各县高等小学的数量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民国时期解县高等小学的分布却颇能给我们启示，“第三区地广人稠，反无一处，未免偏枯，拟将第二高小校移建第三区，使一区各有一高小校，如此分配，体制亦符，招生较易”⁽¹²⁾。说明在高等小学的分布上，人们所遵循的一般原则是力争每一区有一所高级小学，即县城和县城以下作为区公所的乡镇或所在区的大村都力争能有一所高等小学。

民国时期，山西的高等小学教育主要集中在“区公所”以上行政城镇。如太谷县民国时期有5所高初两级小学校，分别分布在县城、阳邑镇、范村镇、胡村、北洸村等5所区公所城镇⁽¹³⁾；灵石县民国时期有5所高级小学校，其中有4所都分布在“区公所”以上行政城镇⁽¹⁴⁾。在一些教育比较发达的县份，高等小学校的分布更加广泛，除了“区公所”以上行政城镇有高等小学分布之外，其他人口较多的城镇也有高等小学分布。如临汾县民国时期有8所高等小学，其中分布在“区公所”以上行政城镇的有4所，分布在其他城镇的也有4所⁽¹⁵⁾。

山西一些贫瘠县份的高等小学校分布相对稀疏，不能达到每区都有一个高等小学，只能在县城及县内其他重要城镇设立高等小学校。以位于吕梁山区的永和县为例，民国时期永和县曾有两所高等小学校，一所设在县城，另一所两级小学校“设在永和关清泉庙，原系初等小学校，后经该关人士设法筹款禀请县署，呈报立案，就该校原址改创两级小学校。嗣因频年亢旱招生不易，兼之渡口零星，筹款维艰，于民国十五年暂行停办，现只留初级小学”⁽¹⁶⁾。最后，全县只在县城设有一所高等小学。应县共分5区“开办学校教育十有余年，仅有高小二及一支校，每校不过一班，每班仅十余人，溯厥原因，一由招生困难；一由师资缺乏；一由经费不敷”。⁽¹⁷⁾只在县城和另外一所重要村镇设有高等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