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山西城镇商品流通体系的基本特征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间的商品流通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晚清时期，山西的商品流通是以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城镇为中心展开的。进入民国以后，随着近代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太原的交通地位迅速提高，太原取代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城镇，成为山西新的商品流通中心。商品流通中心的变化，使城镇间的商品流通体系，随之发生变化。近代时期，山西这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和省外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关系比较脆弱
山西的对外交通线路主要有正太铁路、平绥铁路两条。平绥铁路是一条从北京“北达库（伦）、恰（克图），西通甘（肃）、新（疆）总干”(110)的标准轨铁路，但是修筑平绥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经济意义。对于这一点徐世昌在《筹定展修办法折》说的非常清楚，“张绥一线，实于行军、理藩政策有极大关系，即使营业本金稍有短缺，亦难置诸缓图”，即修建平绥铁路主要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考虑。而且就平绥铁路所经过的地区来说，平绥铁路途径的晋北地区是山西物产匮乏，土地比较贫瘠的地区。平绥铁路的这个特点，使山西的对外商品运输，不得不大量依靠正太铁路来进行，“山西贸易运出为三千六百万元，运入为四千七百万元，合计达八千万元以上。其中六成至七成，系依靠正太铁路进行”(111)。正太铁路是芦汉铁路的一条窄轨支线，不能直接和芦汉铁路直接相连，经正太铁路运往省外的货物，必须在石家庄重新倒装，才能再次进行铁路运输。这样，正太铁路对外运输困难，直接造成山西商品流通不畅，对外联系脆弱。
平绥和正太铁路的商品运输量的波动性较大。对于近代时期，平绥和正太铁路商品流通的情况，《山西通志·铁路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平绥铁路和正太铁路的商品运输量的变化情况。
表2-7 1909-1935年正太、平绥铁路货运量表
单位：吨
资料来源：据《山西通志·铁路志》第427-428页，正太、平绥铁路货运数据制作。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时期，无论是正太铁路还是平绥铁路的货物运输量都波动较大，特别是1926至1930年这条铁路的货物运输量，更是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近代时期，正太、平绥铁路货运量的这种波动性和不稳定性，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山西对外商品流通比较脆弱的特点。
2.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商品流通的中心性较差
近代时期，随着近代铁路、公路交通的发展，山西虽然建立起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但这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除了和晋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之外，和晋东南、晋北雁门关外地区的联系都比较松散。
晋北雁门关外地区形成的是以大同为中心的一个商品流通体系。“大同处山西之北陲，扼平绥路之中枢。西抵包头，可通宁夏、蒙古诸省；东北至平津，直通京沪各地，为晋北进出口货物总枢纽”(112)。山西北部地区所产的各种土特产品，大都经大同向外运输。“山西北部所产（羊毛）大部分在大同集中，经平绥线运往天津的产品大部分是羊毛，其数额每年达五十余万斤，价值二十万元”；“在雁门关以北地区，出产大量的鸡蛋，设有数处小规模蛋粉厂，以该地区的鸡蛋为原料，制造干蛋白、蛋黄，运往天津市场。经大同由平绥线运送的蛋粉，大约一万五千担，价值九十万”；“北部地区的猪，从大同向平津方面一年输出约一万头，价值十余万元”(113)。
晋东南地区的商品大都通过省外邻近地区的铁路向外运输。如魏宏运先生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在讨论晋东南中心城市长治的商品流通时，曾这样说到：“长治城虽地处太行、太岳两山脉形成的盆地东缘，交通不便，但仍可依白晋公路、铁路北通晋中和省城太原，南至晋城间接豫北，大宗货物运输东经邯长公路可抵河北平汉线，并换回农民的许多必需品，如棉花、布匹、食盐、燃料及一部分京广杂货”(114)。据此，近代时期，晋东南地区商品基本上都是经由邯长公路，向东流向省外地区的。
3.道路质量较差，商品运输以传统方式为主
近代时期，山西虽然以太原为中心，修建起通向全省各地的交通网络，但山西的道路质量却相对较差。以同蒲铁路为例，据《山西历史辑览》记载：“固定信号机还未设置，车站旅舍也只在太原、运城间建成，其他地方正在建筑中，暂时使用民房或寺庙。没有给水塔的设备，各站全都处于使用井水的状态。由于水质不良，据说锅炉中的沉淀很多。”(115)山西不仅铁路的质量较差，而且公路的质量也相对较差。以白圭公路为例，“当时筑路是循旧有官道略为拓宽，路宽仅4-5米，线路迂回曲折，坡陡弯急，桥涵也不齐全，仅能季节通车”(116)。在没有铁路和公路的地方，道路状况更差。如陵川县“地瘠民贫，交通阻塞”(117)；武乡县“武境环山，舟车不通”(118)。
道路质量的低劣，严重限制了现代运输方式的发展。对此，《山西历史辑览》曾这样指出，“道路的土质，全是黏土及砂土，因而一旦降雨之时，大型汽车的车轮深深地陷入泥泞之中，或是车轮打滑运转不灵，落在公路之上。在山间溪谷常有水流之处，一旦降雨泥沙流下，便常发生破坏桥梁或山崖崩塌的现象，因而每年夏季全部通车的情形很少出现”(119)。由于现代运输发展缓慢，所以即便是在有铁路、公路的地方，传统的运输方式仍在交通运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太风公路上的棉花运输就是如此，“在榆次于集散地之间棉花的运输。这里的马车比平原地区的幅度约宽出一尺，车轮也长出大约五寸。因为山地多，所以最少需要三套至四套的马车；山间险路，有使用六套马车的。三套马车的装载量为八至九包，四套马为十二至十六包。马车需要用坚固的铁链及麻绳严密的捆缚，使之在通过任何困难道路时，都不会发生略微的动摇，以便拉过泥泞险路”(120)，虽然太风公路上的汽车货运已经开通，但以马车为代表的传统运输方式，仍在棉花运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有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的地区，货物运输尚且如此，在没有现代交通的地区，传统运输方式更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如《山西历史辑览》曾这样指出，“在其他的旧交通道路上，使用马车、牲口小车（挽一头牛或一匹马的小车），骑骡子，乘轿车、骡轿子（由二头骡子担负的轿子，用以翻山）等交通工具，仍然进行。大宗的货物、粮食等全部必须使用这些牛马及马车运输；由于山岳起伏，道路险阻，所以必须使用用于远路交通的马车，大多是四套马车或三套马车（有时使用六套马车）。不论遇有任何的山路或泥泞，总是强行牵引，其状态实在值得惊叹。……在北方的雁门关以北，以骆驼进行往来的亦不在少数”(121)。山西沁源县也有相似的记载“除附近各村外，决少纯土砖路，非上山即沿河，山路多石，而河滩亦积石，以致沿路多有乱石，……农家普通有小车，为运粮粟、粪炭之用，间有为人坐乘于路者。轿车则无，三区备小车者，仅数村而已，出门多系步行，必要时不过以骡马及驴为骑乘”(122)。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数量的变化不大，山西城镇上仍保持着南稠北疏，东稠西疏的分布格局。受经济和人口发展差异的影响，虽然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分布的总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但却出现了南北差距缩小，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分布区域特点各不相同。晋北地区城镇数量增加很快，城镇分布集中于忻定盆地地区；晋中、晋西南地区城镇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城镇分布集中于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及运城盆地；晋东南地区城镇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长治盆地是城镇分布密度较大的地区。
山西城镇间的商品流通变化较大。在正太铁路修通之前，山西的商品流通体系，以祁县、平遥、太谷为中心，正太铁路通车以后，山西建立起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民国时期，山西建立的这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具有对外联系脆弱、商品流通的中心性差以及商品运输以传统方式为主的特点。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3。
(2)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张正明，薛惠林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4)《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使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10月13日。
(5)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考。
(6)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7)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8)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页。
(9)李希霍芬：《来自河南和山西的报告》，见《1870年6月李希霍芬致上海商会主席书》。
(1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242页。
(11)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12)嘉庆《介休县志》卷12，艺文。
(13)民国《太谷县志》卷6，艺文。
(14)候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版，第273页。
(15)民国《徐沟县志》，第二章，民生志。
(16)民国《徐沟县志》，第二章，民生志。
(17)祁隽藻：《马首农言》，寿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1年翻印，第25页。
(18)民国《太谷县志》卷3，赋税，户口。
(19)民国《闻喜县志》卷6，户口。
(20)安颐等重修：《晋政辑要》卷18，户制、恤政。
(21)光绪《繁峙县志》卷1，地理志。
(22)民国《荣河县志》卷8，礼俗。
(23)光绪《续修崞县志》卷6，财政志。
(24)民国《临汾县志》卷2，实业。
(25)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
(26)民国《新绛县志》卷1，生业。
(27)民国《安泽县志》卷7，商会。
(28)民国《永和县志》卷5，生业。
(29)民国《临晋县志》卷1，区村考。
(30)民国《洪洞县志》卷18，杂记。
(31)民国《曲沃县志》卷6，户口。
(32)民国《曲沃县志》卷6，赋役。
(33)民国《永和县志》卷2，田赋。
(34)民国《临汾县志》卷2，户口。
(35)民国《翼市县志》卷4，区村。
(36)民国《武乡县志》卷1，丁役略。
(37)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
(38)光绪《天镇县志》卷4，风土。
(39)光绪《左云县志》卷3，建置志。
(40)民国《永和县志》卷15，艺文。
(41)光绪《永宁州志》卷31，灾祥。
(42)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99页。
(43)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07页。
(44)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09页。
(45)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19页。
(46)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23页。
(47)康熙《祁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
(48)康熙《重修平遥县志》卷3，田赋志。
(49)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50)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51)民国《临县志》卷9，山川略。
(52)民国《临县志》卷8，疆域。
(53)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54)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55)民国《介休县志》卷7，物产谱。
(56)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考。
(57)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考。
(58)民国《榆次县志》卷3，生业。
(59)兴县革命史编写组：《兴县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60)民国《临县志》卷6，谱区所。
(61)民国《临县志》卷6，谱区所。
(62)民国《临县志》卷7，谱物产。
(63)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25页。
(64)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7页。
(65)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66)民国《临晋县志》卷4，生业略。
(67)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
(68)林传甲：《大中华山西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313页。
(69)乾隆《蒲县志》，序。
(70)民国《襄陵县志》卷5，生业。
(71)民国《虞乡县新志》卷4，生业。
(72)民国《乡宁县志》卷1，乡镇。
(73)民国《永和县志》卷5，生业。
(74)民国《翼城县志》卷8，物产。
(75)民国《浮山县志》卷12，实业。
(76)民国《临汾县志》卷1，市郭考。
(7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页。
(78)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79)光绪《榆社县志》卷2，乡镇。
(80)民国《武乡新志》卷1，关隘。
(81)民国《陵川县志》卷4，物产略。
(82)民国《武乡新志》卷1，赋税略。
(83)民国《陵川县志》卷3，生业略。
(84)民国《武乡新志》卷1，生业略。
(8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59页。
(86)吕洛青：《祁县的茶庄》，《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1996年，第187页。
(87)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全集》卷9。
(88)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89)马玉山：《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布局与类型》，《历史地理》第12辑，第127页。
(90)阎刚平：《碛口—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文史月刊》，2005年第7期。
(91)王绶：《疏通籴粜文》，光绪《平遥县志·杂录》卷12。
(92)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全集》卷9，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93)段士朴：《曲沃旱烟业简述》，《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94)吕荣民：《山西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95)候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1页。
(96)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12册，第3985页。
(97)陆世益：《山西修路记》（影印本），第409页。
(98)石生：《阎锡山会晤孟禄博士》，《山西文史资料》第49辑，第204页。
(99)山西省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100)山西省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101)候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21页。
(102)《山西通志·对外贸易志》，第78页。
(103)《山西通志·对外贸易志》，第76页。
(104)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86页。
(105)《晋阳日报》卅周年纪念特刊：《三十年来之山西》（八），物产。
(106)旭新：《改进山西棉业刍议》，《造产救国年报》，1933年。
(107)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87页。
(108)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壬），第8页。
(109)《山西通志·公路水运志》，第338页。
(110)《商务官报》，光绪三十四年，第24期，第5页。
(111)候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1页。
(112)实业部国际贸易司：《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75页。
(113)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70页。
(114)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115)候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21页。
(116)《山西通志·公路志·公路水运篇》，第50页。
(117)民国《陵川县志》卷4，官师表。
(118)民国《武乡县志》卷1，生业略。
(119)候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25页。
(120)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43页。
(121)候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25-26页。
(122)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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