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驿路网络及以此为基础的商品流通

一、传统的驿路网络及以此为基础的商品流通

近代时期，山西的交通网络主要由驿路构成，基本上沿袭的是秦汉时期的驿路。经金、元、明几代的发展和完善，到近代时期山西基本上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的道路网络。近代时期，山西的道路交通主要由7条驿路构成：（1）太原向北，经忻县、大同至得胜口进入内蒙古；（2）太原向南，经平遥、临汾出风陵渡达西安；（3）太原向东，经平定、旧关抵石家庄；（4）太原向西，经汾阳、离石至军渡；（5）太原向东南经长治、晋城出天井关，进入河南；（6）由代县接北路驿道东行，经繁峙、灵丘，至河北涞源；（7）由宁武接北路驿道西行，经神池至保德，过黄河进入陕西。在清代，这7条驿道是当时山西公差、商旅、军事往来的主要通道。以这7条驿道为骨干，山西的道路向城乡各处伸展，共同构成山西的交通运输网络。

在清代，这7条驿道以太原为中心，可分为大驿道、次冲道、偏僻道3类。大驿道，由太原至北京山西段和太原至风陵渡段两部分组成。太原到北京山西段，由太原出发，经榆次、寿阳、平定各驿出娘子关，入河北直达北京。太原至风陵渡段，由太原出发经榆次、太谷、祁县、平遥、灵石、闻喜、运城，最后至风陵渡。这一条驿道是西北、西南各省及山西东出太行山，与东部各省和北京联系的主要通道，是山西所有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条。

次冲道，由太原至洛阳山西段和太原至大同段两部分组成。太原至洛阳山西段，由太原经榆次、太谷、武乡、襄垣、长治、高平至晋城，再从晋城西南行，越太行山到达沁阳、洛阳。太原至大同段，由太原经忻县、代县、马邑到大同。另外，由大同向东经阳高、天镇入河北，至北京的道路，亦为太原至大同道的延伸路段。

山西的偏僻道，由以太原为中心的5条道路组成。（1）太原至绥德道山西段。这条驿道由太原西南向交城、文水至汾阳，然后折向西北，至离石，继而向西至军渡，渡黄河抵绥德。（2）太原至灵丘道。从太原北行，经忻州、崞县、代县，往东北沿滹沱河上行，至繁峙，再往东经平型关至灵丘。（3）太原至楼烦关道。太原至楼烦关道由太原起沿汾河河谷西北上行，经阳曲县西境至楼烦县，出楼烦县往北有两条路：一条是西北行40公里至岚县，经岢岚至偏关，再西北行进入内蒙古。另外一条是北行35公里至静乐县，由此至岚县与西道相合，而后向北75公里至宁武县阳方口。（4）太原至神木道山西段。太原至神木道山西段，由太原向西北行165公里，经岚县，再经蔚汾关、沿蔚汾水上行至兴县黑峪口，由此过河，向西北行进入陕北，至达神木。（5）太原至延安道山西段。太原至延安道山西段，沿太原至风陵渡道行至灵石，折向西至隰县，再经大宁县至黄河渡口，从这里渡河可到陕西延长县，再到延安。由隰县到延安还有一条路是由隰县向西经永和县，出永和关渡河西行至延川县，再至延安。

晚清时期，以山西的驿路为基础，山西建立起以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体系。以祁、平、太等晋中城镇为中心，主要有5条商路：（1）从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出发，向东经榆次、寿阳、平定等城镇，至达北京、河北等东部省份，这条商路和山西到北京的“大驿道”完全相合；（2）从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出发，向西南经汾河河谷南下，至曲沃后，折向西至新绛，然后通过水运到达陕西，这条商路曲沃以北路段和北京至西北各省的“大驿道”完全相合，曲沃以南路段略不相同；（3）从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南下，经榆社、武乡、襄垣、长治、高平、晋城进入河南，这条商路和山西至河南的“次冲道”相合；（4）从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出发，经徐沟、交城、汾阳、碛口，在碛口通过黄河水运和宁夏、甘肃、绥远等地联系，这条商路和太原至碛口的“偏僻道”相合；（5）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向北经太原、忻州、朔州，至大同，在大同这条商路分东西两路，东路经天镇、阳高至张家口，和俄罗斯进行贸易，西路出杀虎口，至归化、包头，和俄罗斯、新疆进行贸易，这条商路大部分和太原至归化的“次冲道”相合。

在山西的这5条商路中，祁、平、太等晋中城镇经晋城入河南的商路，和祁、平、太等晋中城镇经大同入归绥的商路，可以被视为是一条商路。这条商路在晚清时期，是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商业交往最重要的通道。在清代，这条商路取代“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及欧洲国家相联系的陆上通道。

这条商路以自南向北运输茶叶为主。对于这条商路的茶叶是如何运输的，吕洛青先生在《祁县的茶庄》一文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现将该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茶叶在山西运输的大致情况。

“每年春季茶庄老板就起身进山采茶，据说在没有铁路交通以前，老板们都得到祁县鲁村雇驮骡，因鲁村正在直通南北的一条大道上。老板到鲁村坐上驮骡轿，经子洪口到晋城，翻过太行山进入河南平原，直到汉口进山办茶。进山各家都租有烤、晒等场所，雇用些当地人包下地主的茶山，雇女工上山采茶，有些是地主雇人采，卖给茶庄。茶庄开厂收茶后，得有许多工序，如翻晒、烤蒸等。成茶后，分类包装发运到汉口，进一步改装木箱，除在当地卖给各国洋行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就得自己雇脚发运各地。如过去没有铁路交通时，还得通过河南十家店的祁县人戴龙邦与其子戴大驴、戴二驴（形意拳之名家），雇上驮骡通过河南平原过了太行山运到晋城，再由晋城的专营倒货店雇脚运到祁县鲁村。鲁村以北就有了铁足的车道，鲁村有履泉店、浑原店、万顺店、复兴店四家转运店，将货收下以后就雇用本村、外村的车，运转到祁县、太谷、绥远、张家口等地。”⁽⁸⁶⁾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山西省这条商路上的茶叶运输主要有三个特点：（1）茶叶运输有一定的季节性。茶叶运输时在每年的春季，江南各地开始产茶以后，才开始大量运输。（2）在茶叶运输过程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中转节点。如晋城、鲁村等。通过这些节点，茶叶一节一节像接力一样被转运到北部的俄蒙等地。（3）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运输方式。如从河南进入山西晋城直至祁县主要驮骡运输，由祁县往北，道路稍宽，再用大车运输。

这条商路下行的商品相对较少。山西商人将丝、茶等商品贩卖到俄罗斯等地之后，运回内地销售的主要是皮毛、牛马、呢绒等物品，这些商品主要是销往京津、河北等地，山西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相对较少。在这条商路下行的商品中，粮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晚清时期，山西晋南地区人口稠密，缺粮较多，晋北地区人少地多，粮食多有剩余，所以归绥、晋北地区的粮食便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道路输往晋南地区，“省北大、朔、代及雁门归化七厅，向来产粮尚多。每年秋，粮贩自北向南委输不绝，近至省城，远逾韩侯岭。昔年太汾二府，米价低昂，恒视北路丰歉为准”⁽⁸⁷⁾。这条商路的南段向下运输的主要是铁器制品。以晋城、长治的铁器运输为例，晋城、长治的“铁器制成后，有铁贩运至河南清化镇，尔后再转销到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两湖、江苏等地”⁽⁸⁸⁾。

自黄河而下，从碛口上岸，经离石、汾阳、交城，直达祁、平、太等晋中城镇的商路，是西北甘肃、宁夏、绥远等省以及晋北地区向晋中地区运输商品的重要通道。这条商路就其地形而言，可以分为三段：黄河水运段、碛口至汾阳段、汾阳至祁、平、太等晋中城镇段。在这三段商路中，碛口至汾阳的一段道路，属于山西驿路中的“偏僻道”。由于所经地区大部分是山路，所以非常难行。不过由于当地官员的大力修整，这段商路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的，“明末清初，由于永宁州碛口镇的粮市和盐市迅速发展，大量商品急需向外输出，于是，汾州府的守土官员便组织民力，打通了阻隔永宁州与汾州府的黄芦岭车道”⁽⁸⁹⁾。

黄河水运自上而下，运输的商品以甘肃、宁夏、绥远以及晋北地区的皮毛、药材、粮食等商品为主。在明清时期，绥远的粮食南下运抵晋中、晋西南等地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由太原至大同的“次冲”驿道南下，运抵晋中、晋南地区；另外一条是通过黄河水运至碛口之后，运抵晋中及晋西南地区。由于水运相对于陆路运输更加便宜方便，所以绥远地区通过黄河水运运抵晋中、晋南地区的粮食，要远多于通过陆路运输的粮食。除了粮食之外，西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通过这条商路被大量运到晋中、晋西南地区。“河套地区盛产甘草、枸杞等药材以及皮毛、胡麻油等，都要经过黄金水道运往晋中平川，特别是胡麻油，是晋中平川食用油与点灯用油的主要来源。碛口有句民谣‘碛口街里尽是油，油篓垒成七层楼，骡马骆驼驮不尽，三天不运满街流’”⁽⁹⁰⁾。十分生动地表明，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夏、绥远等地有大量的土特产品，经过碛口，被运到晋中、晋西南地区。

祁、平、太等晋中城镇，经灵石、临汾、洪洞等城镇南下，至曲沃，转向新绛，然后再由新绛经水运到达陕西的商路，是山西、北京等东部省份，和陕西及西北各省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商路所经的地区大部分是汾河谷地，所以道路平坦，交通相对便利。山西从这条商路向陕西运输的，主要是山西的本地物产和京津杂货，“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⁹¹⁾。从陕西运回的商品主要是粮食以及陕西和西北各省的土特产品，“平、解、蒲、绛以陕西米麦为大宗，泛舟之役，自古称盛”⁽⁹²⁾。

在清代，这条商路一度有大量的旱烟自南向北运输。这条商路上的旱烟主要来自于曲沃。在明清时期，曲沃是山西重要烟草生产基地。“清末，全县种植面积约8万亩，一般年产450万公斤，最高年份可产700万公斤”。在运输方面“烟丝从曲沃源源外运，到平遥集中分发；那时候平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品集中点。在铁道未修通之前，主要运输工具靠大车和骆驼。赶车的脚夫有这么一句口头禅：‘拉不完的曲沃，添不满的平遥。’足见曲沃资源的丰富。曲沃的旱烟运至平遥之后，以自己的品牌为基础，各销一路，极少发生市场争夺。如永兴和的‘郑世宽’畅销于屯留和长子；兴隆昌的‘王梦龙’畅销于碛口、柳林；东谦亨远的‘东生烟’远销于蒙古的库仑、恰克图和俄国的莫斯科、西伯利亚；永和发的‘月生定’畅销于张家口地区，在商都最为驰名，当地人赞美说，牲吃麻糁，人吃‘月生’”⁽⁹³⁾。

从祁、平、太等晋中城镇出发，向东经榆次、寿阳、平定至石家庄的商路，是西北各省、山西省和北京及东部各省相联系的通道，这条商路和北京至西北各省的“大驿”道基本相合。这条商路虽然所经的地区大部分是山区，但由于道路行政级别较高，商旅来往频繁，所以当地政府十分注意对道路的修理整治。如嘉庆十六（1811年）年平定州地方官曾主持对河北井陉至寿阳间的旧关—甘桃驿—固驿铺—柏井段进行整修；光绪七年（1881年），山西巡抚卫荣光主持对获鹿县土门至榆次县什贴镇路段进行修缮，使山西到北京的交通得到很大改善⁽⁹⁴⁾。

这条商路自西向东输出的，主要是山西和西北各省的土特产品；自东向西向输入的，主要是京津杂货和河北及东部各省的商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天津被开辟为商埠，这条商路上的商品流通量急剧增加，商业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山西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由于山西商品的输入和输出，基本上都是以天津为最终目的地，而山西和天津之间，要经过一段海河水运才能和天津比较方便的联系。而“天津在每年从十二月中旬至第二年的二月底或三月上旬为止的时期，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海河及所有的河流结冰。因而一切海运及内地水路梗塞，货物的运输中止。另外，在夏季炎暑季节，内地上市客商的来往停止。因此，在此地的商业交易，自然经常区分为繁、闲两个时期”⁽⁹⁵⁾。与此相适应，山西这条商路上的商品运输应该也随之分为繁、闲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