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国时期山西的兴农措施与农业发展
农业问题一直是阎锡山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认为农业问题是山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阎锡山上台伊始就把农业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对于农业问题，阎锡山首先关注的是水利问题。山西气候干旱，灌溉困难，水田甚少，“以晋省地力而论，幅员号称百万方里，其中实在耕种之地，不过五十余万顷，特十万方里之数耳！此十万方里耕种之地亩，水田甚少”(73)，缺乏灌溉，水利甚少，是制约山西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山西农业问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农田的水利灌溉问题。
对于水利问题阎锡山一向常抓不懈。继1917年，阎锡山提出大兴水利之后，1925年在山西全省实业会议上，阎锡山发表题为《关于晋民自动地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的演说，再次提出“调查水源，开渠灌田”的主张。1933年，在山西省编订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阎锡山又一次提出，包括凿井、开渠、筑蓄水池、导河入晋等水利主张，要求在十年后，增加水田800万亩为期成量，400万亩为必成量。为了实现预期的规划和主张，山西省建立起一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和设施。1924年山西凿井事务所成立，1933年山西省桑干河河务局成立。与此同时，一些与水利有关的政策条例也先后制定。1917年山西省行政公署颁布《兴办水利简章》，提出山西水利以“开渠为主，凿井、修渠、筑蓄水池辅之”的水利政策。尔后不久，山西省政府又颁布《水利贷款条例》，规定民间若经济困难，资力不达，可依一定的手续向政府借款自办。山西省政府通过建立水利机构和制定水利政策，为山西水利的发展提供了确实可依的行政和物质保障。
除了政府自己积极兴办水利之外，山西省政府还竭力提倡和推动民间集资兴办水利事业。对民间兴办的水利事业，山西省政府总是大力支持，并给予补贴性的拨款和贷款，“凡有河流者逐渐疏凿，其有渠可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补助之。然库储有限，恐其难以为继也。今夏复定水利贷金之条，以善其后”(74)。在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山西兴起兴办水利的热潮，从民国八年到民国十六年，山西省兴办的有潇河天一渠、桑干河引水工程、汾河中游灌溉枢纽工程等6个大型水利工程。除此之外，山西各地兴办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小规模水利工程。
经过山西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山西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17年到1918年底，山西全省共恢复和新开渠165道，灌溉田地713000亩(75)。另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3年统计，山西105县共疏浚、开凿新旧渠道500余道，凿井17000余眼，灌溉面积达13157967亩(76)。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山西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山西农业在水利状况改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山西省政府在重视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推广。在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桑棉等经济作物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山西省政府敏锐地注意到桑棉等经济作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政府示范，积极推广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推广桑蚕方面，阎锡山“自捐薪俸，于全省南、北、中三区，各建一万亩桑园，以为提倡。此后广购桑籽，分给各县实行育苗。现计第一期分配各县育苗之数共种三千余亩，可养成苗一亿二千余万株。成苗之后发给民间，以每亩植桑八十株计，已可成桑田一百五十万余亩。此项桑田生产，按年推广，以补农业之穷”(77)。在棉花推广方面，鉴于“山西棉花，向以河东一带为出产区域，经外人品评，其纤维之细，实冠全国。近有正太陇海两路输出较多，唯产量有限，供不给求。计非竭力推广，不足以谋普及而兴实业。当于临汾县特设棉业试验厂，责令将已种各县，力图改良，未种各县，逐渐扩充”(78)。可见，在桑棉等经济作物的推广方面，山西省政府特别强调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作用。
在推广桑棉种植的过程中，山西省政府注意采取各种优惠措施，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推动桑棉种植面积的扩大。在棉花种植上，每年春期，由省公署代购埃及或美洲棉种万余斤，发给人民，不收价款。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棉花，山西省政府还颁布种棉奖励办法，规定：凡扩大种棉1亩，奖银2角，改良种棉1亩，奖银2角，足20亩者，呈请给奖。同时规定：凡属冀宁道、雁门道各县知事，凡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79)。虽然，在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方面，山西省政府主张大力推广，但却并不主张一哄而上，而是采取对所属各县区别对待，逐步推广的办法来扩大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在桑蚕推广方面，对于祁县、徐沟各县，山西省政府认为“倡办桑蚕，气候相宜，而向乏基础”，所以采取“推广人民择地播种之”，“并诱导人民养蚕，以期逐渐推广”的做法来进行推广。对于岢岚、阳高等晋北各县则采取“气候稍寒，蚕桑事业，先从试办入手”(80)，尔后再进行推广的方法来进行发展。
民国时期，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受到山西省政府的注意。1925年阎锡山在《关于晋民自动地开发实业地几层意见》的演说中，提出“以科学方法，使土质变肥，产品增加”的主张，在实践中，采取“由试验开始，逐步设置大规模肥料厂；分南、北、中三区专事农具改良、种植改良、农艺化验、病虫研究等”(81)做法，来提高山西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1932年山西省政府颁布《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经济建设农业一项中，针对农业专门提出“包括家具、肥料、种子、耕作方法、病虫害等”农业改良计划，要求在十年后，增加产量十分之三为期成量，十分之二为必成量(82)。为了把比较先进的农业知识传播到城乡各处，山西省政府在各地广泛设立各种农业职业学校，通过鼓励农民入学学习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以桑蚕推广为例，为了推广桑蚕，阎锡山首先在太原建立起规模巨大的蚕桑传习所，要求各地“多额派女子来省，入蚕桑传习所，学习养蚕、制种、缫丝、络丝、制棉、纺织各事项，以备将来本县设传习所之师资”(83)，主张通过广设学校，培训有关技术人员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的蚕桑养殖水平，推动蚕桑业的迅速发展。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的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及国际市场农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为了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因国内及国外农业产品价格的波动受到影响，山西省政府还在全省建立起庞大的农产品收购体系——山西实物准备库。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爆发，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摆脱危机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对山西农产品的倾销，使山西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以粮食为例，“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粮食，使山西农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84)。谷贱伤农。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使山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有一度时期，曾跌至每市斤0.20元，使棉农亏损不堪，置于破产境地。因此棉田种植面积大减，产量随之大降。以1932年为例，棉田面积只有3033450亩，产量为54128担，分别占民国十六年（1927年）棉田面积、棉产量的23.37％与10.66％”(85)，可见，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影响，山西农业生产已呈萎缩状态。
1936年，“为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起见”(86)，阎锡山下令成立实物准备库，通过实行“省内低价、省外高价，省内少赚、省外多赚”的办法，在省内大量购买粮棉等经济作物。“从1935年12月成立，到1937年日寇进犯，10月间太原失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物质及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87)。实物准备库的设立和对粮棉等农作物的购买，极大地活跃了农村市场，使农村市场死滞、流通滞塞的情况得到改观。在实物准备库等经济机构的大力推动之下，农产品价格回升，农业生产重新又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民国时期，山西各种兴农措施的实施，使山西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据1914年农商部统计表和1936年实业部调查报告，山西省全省小麦总产由664700吨发展到802210吨，22年共增加24.9％。193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3367410吨，油料总产为45000吨，蚕茧为1000吨(88)。1936年山西省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主要农产品产量为：粮食317.8公斤，油料4.25公斤，棉花2.83公斤(89)。山西农业的这个水平是山西抗战前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直到15年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山西的粮食产量才再次达到1936年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发展，山西的粮食生产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还可以输往河北的正定、保定、石家庄等地以及河南等地。据有关资料记载，1926年山西全省共输出棉花17981958斤，占产量38058300斤的47.25％，价值6000012元。1936年，山西全省共输出棉花约2000万斤，总价值约为700-800万元(90)。
山西的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首先，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农业因投入大，见效慢，不被一些人所青睐。如新绛“最近之影响，则以新绛近年商务发达，日事浮华，城乡之民相习成风，不务本而逐末，耕三余一，不可睹矣，一遇荒年而家无积储”(91)，表明虽然山西农业受到省政当局的大力扶植，但由于农业在和商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在某些地方农业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和重视。其次，在农业种植结构中，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经济作物的比例过大，影响到粮食作物的种植，“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92)。这情况在适宜种植棉花的晋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南一带，棉田扩大，粮田减少，以致人缺粮吃，牲畜缺草料，农民只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购粮食、买牲畜，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93)。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发展的自然条件较差。首先，山西受地形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山西的东西两面，是太行山和吕梁山；南北两面，是长城和黄河。山西地形的这个特点，使其与临近省份的交通十分困难。其次，山西的气候干旱，水源缺乏。山西省境内的大部分河流，不仅没有航运价值，而且连农业用水都比较困难。最后，山西的煤铁资源开采落后。山西的煤铁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受交通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煤铁资源开采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之中。
山西传统的经商风气非常浓厚。受浓厚经商风气的影响，山西的农业发展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之中。晚清时期山西的鸦片种植，再次使山西的农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于是山西的农业生产愈发落后。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农业复兴计划的实施，山西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才得到初步改善。
【注释】
(1)李裕民等：《山西风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2)周宋康：《山西》，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页。
(3)山西史志院编：《山西大典》，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19页。
(4)山西史志院编：《山西大典》，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22页。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9，山西方舆纪要序。
(6)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7)《山西通志·气象志》，第25页。
(8)《山西通志·气象志》，第46页。
(9)《山西通志·气象志》，第31页。
(10)《山西通志·水利志》，第88页。
(11)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12)山西省史志院编：《山西大典》，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29页。
(13)《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4)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72页。
(15)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16)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17)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18)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50页。
(19)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39页。
(20)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143页。
(21)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2)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23)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75页。
(24)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75页。
(25)同治《阳城县志》卷5，物产。
(26)曾国荃：《致各府、厅、州公函》，《曾忠襄公书札》卷14。
(27)康熙《灵丘县志》卷1，风俗。
(28)康熙《辽州志》卷2，风俗考。
(29)康熙《祁县志》卷2，舆地，风俗。
(30)康熙《重修平遥县志》卷3，天赋，物产。
(31)《山西森林变迁史》转引自毕士林著：《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3-735页。
(3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34)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中国社会经济史辑刊》8卷，第1期。
(35)民国《解县志》卷3，风俗。
(36)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37)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38)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39)光绪《孟县志》卷6，地舆考，风俗。
(40)民国《徐沟县志》，第5卷，民俗志。
(4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23，滦阳续录5。
(42)民国《徐沟县志》，第五章，民俗志。
(43)曾国荃：《沥陈晋省奇灾恩指定协赈确数疏》，《曾忠襄公奏议》卷8。
(44)民国《徐沟县志》，第三章，民生志。
(45)咸丰《汾阳县志》卷10，事考。
(46)民国《徐沟县志》，第二章，人口志。
(4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5页。
(48)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4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59。
(50)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51)民国《太谷县志》卷3，赋税、户口。
(5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禁种罂粟疏。
(53)许钰：《复庵遗集》卷15，第16页。
(54)光绪《广灵县补志》卷6，政令。
(55)光绪《广灵县补志》卷6，政令。
(56)《宣宗实录》卷318，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
(5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禁种罂粟疏。
(58)张之洞：《张文襄公牍稿》卷3。
(59)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
(60)张之洞：《张文襄公牍稿》，卷20，批交城县等。
(61)光绪《广灵县补志》卷6，政令。
(62)乔志强主编：《山西通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0页。
(63)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3，禁种罂粟片。
(64)萧荣爵辑：《曾忠襄公奏议》卷8，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
(65)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3，禁种罂粟片。
(66)《晋政辑要》卷20，礼制，风教。
(67)萧荣爵辑：《曾忠襄公奏议》卷8，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
(68)光绪《晋政辑要》卷20，礼制，风教附。
(6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2页。
(70)《晋政辑要》卷20，礼制，风教。
(71)光绪《广灵补志》卷6，政令。
(72)许钰：《复庵选集》卷15，第16页。
(73)《六政考核处成立宣言》，《山西省民事行政现行规程摘要》，第10页。
(74)《山西省各县渠道表》（上）序，山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75)《山西农业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7年，第10页。
(76)徐月文编：《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
(77)《六政考核处成立宣言》，《山西省民事行政现行规程摘要》，第11页。
(78)《山西棉业逐年进行计划案》，《六政三事汇编》卷3，第99页。
(79)《山西棉业逐年进行计划案》，《六政三事汇编》卷3，第111页。
(80)《山西蚕桑进行计划案》，《六政三事汇编》卷3，第40页。
(81)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卷7，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82)山西省食指研究院：《山西通史》卷7，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83)《山西蚕桑进行计划案》，《六政三事汇编》卷3，第39页。
(84)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85)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本，第206页。
(86)《实物十足准备库暂行章程》，《山西日报》，1935年12月3日。
(87)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23页。
(8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农业志》，1987年，第11页。
(89)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农业志》，1987年，第11页。
(90)《晋阳日报》卅周年纪念特刊：《三十年之山西》（八），物产。
(91)民国《新绛县志》卷3，礼俗。
(92)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17卷19号
(93)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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