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鸦片种植对山西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晚清时期鸦片种植对山西农业生产的影响

鸦片又名大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吸食毒品。山西原来并不种植鸦片，自从道光年间鸦片种植传到山西以后，山西的鸦片种植迅速增加，从而一举成为中国鸦片种植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近代开始，中国对鸦片是持严厉反对态度的，当时鸦片种植相对较少，仅作为一种药品在极少数地方有微量种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受外国压力的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对鸦片的态度，由严禁改为驰禁，由非法改为合法。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汹涌而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人民群众深受其害。面对此种情况，清朝政府内部一些官员提出放开中国本土的鸦片种植，以抵制外国鸦片大量输入的主张。“查洋药（指进口的鸦片）一项，吸用日久，既多且广，已成狂澜难挽之势。禁栽罂粟，土产日少，深恐外洋贩运日多，应请于栽种罂粟地亩，一律照赋则二十倍征收”⁽⁴⁹⁾。这句话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全国各地鸦片大量种植，而山西在各省中又首当其冲，成为当时各省中种植鸦片最多的省份之一。

鸦片种植在山西迅速扩大，是山西近代商品经济和特殊省情作用的结果。在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趋势。但是在近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大潮中，山西的经济作物种植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和邻近省份相比，山西经济作物种植的数量明显少于邻近的河北、河南，甚至陕西。以棉花为例，棉花是近代中国种植数量最多的经济作物，但山西的棉花数量却相对较少。据许道夫1916年统计，1916年山西有棉田541千亩，河北有棉田3706千亩，山东有棉田2188千亩，河南有棉田1808千亩⁽⁵⁰⁾，山西的棉田面积在这三个省份中，即便是和棉田面积最少的河南相比，也不到河南的1/3。山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气候寒冷，土地质量较差，很多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经济作物，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地区的主要是晋中、晋南等盆地地区。二是距离市场较远，运输成本较大。山西工业落后，本地对经济作物的加工消化能力较差。山西经济作物主要输往东部沿海地区，于是这就造成山西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东部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

通过种植作物，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农民耕种土地直接动力。在经济作物种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山西便通过种植鸦片来增加土地收益。相比于一般经济作物而言，鸦片适应性强，不论是水地还是旱地都可以种植，在即便是比较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很好的生长成活。这在饱受土地贫瘠之苦的山西，种植鸦片相对于种植其他作物而言，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于是种植鸦片便成为人们耕种土地，摆脱贫困的唯一希望。

晚清时期，山西吸食鸦片的情况十分严重。以太谷县为例，“太谷鸦片之毒，始于清朝咸丰朝，蔓延于同治之世，而大盛于光绪季年。富族大家嗜之者无论，即中下之家，降至乡僻小户，无不视鸦片为布帛菽粟之须臾不可离而依之如命，虽光宣间上宪屡申禁令，而沉溺既久，吸食如故”⁽⁵¹⁾不仅是太谷，山西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全境染有鸦片烟瘾者，农村占60％，城市占70％-80％⁽⁵²⁾。可见，在山西鸦片的吸食达到全民皆吸的程度。

由于吸食者众，所以种植鸦片成为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情。受巨额利润的吸引，山西各处乡村纷纷种植鸦片。“后见种罂粟利厚，改植罂粟，岁入之数，计其半，已超过往岁所获”⁽⁵³⁾，“自洋药驰禁以来，小民无知，因栽种罂粟之利，较五谷稍厚，遂视为利薮。始而山坡水湄，偶尔播种，近则沃土肥田种植日广”⁽⁵⁴⁾。鸦片的吸食推动鸦片种植的发展，而鸦片种植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鸦片吸食进一步泛滥，“查晋省二十年前吸食洋烟者，大抵皆游手无赖、门丁、胥吏、舆夫，实有力之家，至于用力南亩之百姓，则绝无其事。乃自遍种以来，取携过便，以至父不能防其子，兄不能制其弟，夫不能禁其妻，不分男女，不论长少”⁽⁵⁵⁾，指明在栽种鸦片之前，本省只是极少数人吸食鸦片，鸦片大量种植之后，山西社会吸食鸦片人数数量大增。鸦片种植和鸦片吸食的互相推动，使山西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1839年道光皇帝在上谕中称“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⁵⁶⁾，表明山西的鸦片种植已呈全省泛滥之势。

作为一种毒品，鸦片种植也曾被政府查办禁种，但受各种原因影响，鸦片却仍在山西保留相当广大的种植面积。在山西民间，种植鸦片的势力相当强大。清末时期，山西境内交城、文水、垣曲、黎城、归化等处都曾出现过民众聚集抗拒禁种鸦片的事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0年的交城、文水农民抗禁烟苗事件。这次事件共造成100多农民死伤，成为一时震动朝野的血案。来自民间的强大阻力，使山西省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查禁鸦片，“倘再偷种罂粟，即属怙恶不悛。一经查出，究办拔毁，枷责从严。乡约甲保，不报并究，决不姑宽。本院言出法随，勿谓诰戒不先”，甚至通过实行“连坐”来打击民间的鸦片种植之风。除了来自民间的强大压力外，地方政府在鸦片查禁方面的失误和一些地方官员在禁烟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也是鸦片种植迟迟得不到清理的重要原因，“查晋省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改；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私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⁵⁷⁾，十分清楚地指出了鸦片种植迟迟得不到治理，政府方面的原因所在。这样，在清末时期，虽然山西屡屡查禁鸦片，但鸦片种植面积却始终保持着相当庞大的数量。

鸦片的大面积种植，对山西的农业生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鸦片的种植侵占了大量农田，使农作物的播种指数大幅度缩减。由于种植鸦片所获的利润大大超过粮食作物，于是农民就将大量土地用来种植鸦片。光绪初年，山西各地“几乎无县不种”⁽⁵⁸⁾。晋北大同“沃野千里，强半罂粟”⁽⁵⁹⁾。中部各县几乎无村不种。交城“截岔各村，多至3000多亩”，朔州130余村中罂粟地约占20余顷，蒲县南沟一带更有外来客民租地种烟，蔓延至30-40里。⁽⁶⁰⁾光绪年间，山西府属各县“每县之田，罂粟不下十之三四，全省土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⁶¹⁾。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所报产量估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西每百亩耕地中，就有1.7亩种植罂粟。⁽⁶²⁾山西地瘠民贫，耕地面积有限，作物种植此消彼涨，鸦片的大量种植，必然导致耕地面积随之相应减少。

山西鸦片的种植不仅大量侵占农田，而且还耗费大量的人力和地力。“此物最耗费地力，数年之后，更种他谷亦且不蕃”⁽⁶³⁾，由于罂粟比较耗费地力，所以种植罂粟的土地，在罂粟种植以后几年时间里，即使不种罂粟，其他作物也难以生长。相对于农作物而言，种植罂粟的利润较大，许多农民为了使罂粟增产，往往用比较肥沃的土地种植罂粟，粮食五谷等经济作物反被种植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⁶⁴⁾。在水利方面也是如此，山西气候干旱，水利极少，为了使罂粟增产，这些数量极少的水利也被毫不犹豫地使用在鸦片的种植上面，“晋省山地多，水利少，种植罂粟之功倍于蔬卉，偶有山溪水浒可资灌溉，悉归罂粟”⁽⁶⁵⁾。为了提高鸦片产量，农民很注意鸦片田地的管理，不仅平时很注意鸦片田的管理，在鸦片收浆时，更是全力以赴，“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工吃紧之时，人力尽趋于罂粟，良田反而不治。此人力所以日弛也。地力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以谂，中谂便无麦无禾”⁽⁶⁶⁾。当鸦片收获和粮食作物收获相冲突时，农户们便放弃粮食作物，专注于罂粟，从而极大减少了对粮食作物的关注和投入。

由于鸦片种植对山西农田的侵占，使山西粮食匮乏，生业维艰。“晋省形势，南路重山复岭，绝少平原；北麓固阴冱寒，每忧霜雹，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全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食安得不匮？”⁽⁶⁷⁾光绪时期，张之洞在《严禁栽种罂粟并设戒烟局》一案中也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⁶⁸⁾。广种鸦片，家无储粮，使山西的御灾能力十分低下，一遇灾害，便遍地饥荒。光绪四年，山西发生“丁戊奇灾”，全省人口由16433000锐减为10658000，总计减少近600万⁽⁶⁹⁾，灾荒之后，阎敬铭、曾国荃在联名上奏的奏折中，说道“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灾荒，遂至无可措手”⁽⁷⁰⁾。指出，鸦片的大量种植实际上是导致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鸦片的种植和吸食，还使农民备受毒害，丧失劳动能力，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人无嗜好，则精神充足，早起晏眠，虽家事琐屑，必能逐条整理，门庭可使肃然。若一嗜烟，更深夜半，厮守一灯，辗转床头，百事不问，次晨日已过午，犹在睡乡，夫主人高卧，合家焉肯早起”⁽⁷¹⁾，以这样的农民来耕种土地，焉能粮食增产，农业丰收。甚至一些农民更因吸食鸦片不得不买田鬻地，沦为无田可耕的游民，“吾家本有田数十亩，初年（光绪初年）种杂粮，颇足自给。后……改植鸦片……由是吾夫日吸烟，继而吾子亦吸之，吾媳亦吸之，则岁之所入，除仅供应吸烟外，而饔飧不足自给矣。乃鬻其田之半，则并吸烟亦不足，去岁因（之）尽鬻其田”⁽⁷²⁾。晚清时期，诸如此类，因吸食鸦片而无田可种的农民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