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恒星命名的同时，人们为了观测和记忆方便，把恒星划分成不同的星群，各星群星数多寡不等，多到几十颗，少到只有一颗，这样的星群，在中国古代叫做星官。关于星官和恒星的数目，在保存下来的先秦文献中载有星官数三十八个，包括恒星二百余颗。
司马迁著的《史记·天官书》是最早系统地描述全天星官的天文著作。《史记·天官书》共载有九十二个星官，约五百余颗恒星，这些星官名称在以后的天文著作中大部分被沿用下来。《汉书·天文志》称：“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这个星数比《史记·天官书》中所载多了不少。张衡在《灵宪》中说：“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两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里的星官数和恒星数又比《汉书·天文志》增加很多。张衡精通天文，所阅古代天文书籍也必定甚广，其所述当有所本，然现代裸眼可见的全天恒星为六千多颗，比张衡所载的“微星之数”一万多颗少了近一半。或许张衡记数时有重复之处，也有可能在古代大气透明度好，古人目力又比现代人强，所见恒星比现代人多。也有学者不把这个数目看作是实际可见的星数，而是具有数术意义和哲学意义的解释。例如，潘鼐先生在《恒星观测史》中引述岑仲勉先生的观点，认为《易·系辞传》中假定每卦的基数是180，64卦的总数就是11 520。[4]
自战国秦汉以后，天文星占之术大为流行，形成了许多流派，其中著名的有石氏、甘氏、巫咸等，它们各自都留下了记载恒星位置和名称的星经。由于流派不同，它们所重视的星官也有所不同，对全天星官的认识并不完整。后来在三国时代吴国太史令陈卓把当时最重要的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星官，并同存异，综合编成了一份具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的星表，并为之绘制了星图。可惜的是，陈卓的星表和星图都已散佚，只能从《开元占经》等后世天文书籍中找到一些它们的零星材料。尽管如此，陈卓所综合的星官经过《晋书·天文志》和《步天歌》的采用，此后成为我国古代观测星象的基础，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图1.9 《步天歌》之箕宿图（上左）和参宿图（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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