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城市公民文化是城市公民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形成的公民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包括市民的民主、法制、道德意识，生产、生活、行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公民文化建设对于城市发展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国际大城市都十分重视城市公民文化建设问题。加强城市公民文化建设，已成为各国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城市凝聚力、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了解和借鉴国外城市公民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将有助于我国加快城市公民文化建设。

（1）城市公民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多彩

当代各国城市公民文化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从一般行为方式的养成到道德伦理的原则阐述，从一般消费行为的劝导到价值观念的引导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爱国主义教育旗帜鲜明。如新加坡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紧紧结合在一起，公民文化建设担负着振兴民族精神，抵制外来不良文化思想影响的责任。第二，法制教育明确有力。教育公民具备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明确作为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安定不可缺少的。瑞士的公民教育中，向公民讲授国家和联邦的有关法律、法令、政策等，尤其是讲解与职业发展相关的法律常识，要求公民在实践中加以遵循。第三，价值观教育具体细致。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希望通过价值观教育，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发展，并形成抵制不良文化侵袭的屏障。法国教育训令规定: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尊重真理、勇敢勤劳、富有同情心、责任心、集体观念和有教养的人；新西兰国家课题方案中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即宽恕、同情心、坚忍不拔、自尊心；澳大利亚教育大纲中提出八个核心价值观，即关心别人、自尊、社会公正、参与、环境保护、诚实、坦率和美德等。

（2）城市公民道德教育地位日益凸显

由于道德教育关系到公民素质以及民族精神，特别是鉴于道德危机给社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因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对公民道德教育特别是学校道德教育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重视。第一，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法律，形成决议，确立道德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1991年4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发了全美教育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这份纲领性文件提出了美国教育的四项“战略目标”和六项“国家教育目标”。后者中有三项与德育有关。第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学校道德教育，并作为培养具有合格道德素质的公民的重要手段。以日本为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改变了以往教育偏重技术、智力培养的特点，把教育目标的“智、德、体”改为“德、智、体”，并提出了多项加强教育的措施。第三，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大道德教育的力度。例如，马来西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道德教育，把其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抵制西方消极文化影响，培养忠于国家的好公民的重要手段。印度战后几次教育大改革中，始终把道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政府提出重视公民价值观教育，以适应科技进步的挑战。新加坡把德育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基础之一（另两个基础是能力教育和双语教育），使之具有战略地位，并在全国实施全面道德教育，把德育尊为德、智、体、群、美“五育”之首。

（3）城市公民文化建设途径多管齐下

第一，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纽约《政府道德法》、东京《国家公务员法》、巴黎《公务员总章程》等，将行政道德要求与法律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新加坡公务员以廉洁著称于世，便是因为有《防止贪污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作保证。此外，在市民的道德生活中也广泛运用立法手段。如新加坡有这样的规定:随地吐痰罚款200元，乱扔纸屑和烟头罚款1000元。道德规范融合于法规之中，再加上执法严明，势必有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第二，以民族精神促市民风貌改观。不同的民族性格对公民文化建设有不同的影响。如汉堡人重效益，伦敦人讲究绅士风度，纽约人积极进取、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新加坡特别尊崇儒家的伦理规范等。第三，城市公民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良好互动。不少国际大城市都把加强公民文化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这些大城市十分重视商业信誉，“靠道德赚钱”。比如旅游业商品很少掺杂使假，售货时出具报单，如有假冒伪劣商品，退货的来回旅费由商店支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如汉堡、东京为保证交通秩序，路边装置步行者过路按钮；公交车不仅设有荧光屏显示站名、行车路线价目，还设有纸币兑换机；自行车停放则有全天免费停车场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