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是在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组织发起，多国政府官员参与制订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这个大纲不仅强调资源保护，而且注重将它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它勾画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基本轮廓。 “可持续发展”最具权威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的表述，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1]1993年，联合国又对此做了重要补充“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根据上述定义，马传栋（2002）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是以合理利用自然资产为基础，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它的根本问题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合理分配；它的目标是建立相互协调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强调综合决策、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美国学者Herman.E.Daly（2001）在其《超越增长》一书中指出，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发展则是一种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他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宏观经济的数量性增长要受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限制，而不是无限的，当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的限制性因素时，经济子系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变为质量性发展。

宋健（1996）院士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阐述可谓精辟，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该包括四个方面:①发展的内涵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和保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②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③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④控制人口增长与消除贫困，是与保护生态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概括地讲，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社会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人类在发展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追求生态和谐与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其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是目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理解为，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与和谐发展（丁立栋，2000）。

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和谐的自然观，它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某一发展进程在时间上的可连续性。它所强调的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张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其战略目的主要在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和区域之间、代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指系统的某一个方面。 “可持续发展”仍然把发展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强调人类的发展必须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必须放弃那种通过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数量性增长的错误做法，走质量性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但包括未来的理性设计，而且包括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和批评。

2.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情持续不减，学者们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以不同的视角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以解释可持续发展。然而，现有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战略研究的阶段，而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过于抽象。从逻辑学角度来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一个辩证性概念，而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难以在经济分析中有效使用，而且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着是否可能的问题，使其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可持续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一致性，但这个词被许多人高度颂扬，甚至在一些地方被制度化” ，“它对标准经济学毫无用处，它太含糊不清以至于没有任何用处”（Herman.E.Daly，2001）。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需要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展开原创性的研究，从分析性角度重新解释，克服其定义的不规范性和内涵的模糊性。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一个起源于生态学的经济理论问题，在生态学家的启发与引导之下人们才开始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复合系统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过研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因此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会损害人类未来的福利。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R.Solow）的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环境、资本等不再对经济增长构成约束。西蒙·库兹涅茨甚至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绝对缺乏的阻碍” 。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生态经济学家Pearce和Barbier提出了自然资本（K_n）的概念，并且认为自然资本（K_n）与人造资本（K_m）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性，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以实物量的形式对自然资本K_n中某些关键要素加以保护和约束，使总资本价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不变。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探索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在整个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它的核心理论（王松霈，2003），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环境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从理性、最优化、均衡等基本假定出发，构筑环境资源的供求曲线和均衡价格，以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作为分析的理论工具，并把宏观经济理论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夏光，1998），在总量关系上研究绿色GNP和绿色国民账户体系等。资源经济学则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来研究资源的定价、租金等问题，从而求得资源的永续利用，其核心理念是资源价值观。产权经济学则以产权的清晰界定为分析工具，主张通过产权界定来解决工地悲剧等生态环境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都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尽管研究成果很多，但带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缺乏理论基础上的努力，没有从经济学的视野中给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解释；二是研究视角的分散性，主流经济学把可持续发展看成是治理外部性，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虽然都与可持续发展有关，但只是从某些局部问题的治理入手来研究，既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衔接，也不能反映出用质量型改进发展的范式来代替数量型扩展的经济范式，更不能反映出人类经济系统如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因此，可持续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经济理论基础。鉴于此，任保平（2003）提出了以经济发展成本分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的观点。

任保平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必须不断地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人类的选择必然会对自然的选择产生干预行为，这种干预行为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便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目标是单纯地追求GNP的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使经济发展成本过高，甚至超过了发展的收益，从而形成不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提出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经济发展成本，而只能将经济发展成本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里，一方面生态系统自身能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发展的收益大于发展的成本，符合成本—收益法则。在这里，经济发展成本是一个宏观的总量概念，包括资源成本、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其量的规定性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中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损害治理的经济费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成本最小化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折现率的合理化，在这种合理的折现率基础上，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在代际之间维持均等状态。

以经济发展成本最小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使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对具体化，使得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具有较好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向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深入。

3.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2]的重要特征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紧密相连的。人类行为的失当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因此有必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与调控。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调控分为硬性约束与软性调控，即法律制裁与道德控制。然而，由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既得利益、执法技术等的差异，目前，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立法良莠不齐，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基于这样的背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约束将长时期扮演“先锋军”的角色，事实上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约束对可持续发展的潜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伦理学界的深刻思考，对其中蕴涵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见解。

（1）生态环境伦理。生态环境伦理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而且应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和谐发展的关系。人类在为了生存而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大自然也能够更好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使人和自然能够共生、共荣（罗国杰，2000）。生态环境伦理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须“取之有度” 、 “用之有节” ，这也是现代社会建立和维护生态伦理的基本要求（宋希仁，1996）。

（2）人际伦理。人际伦理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要求任何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因此，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拥有合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权利；同时，又都应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自觉地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代际公平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求。环境、资源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则富，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人为的生态恶化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同样，对后人利益的侵害也是不道德的（刘振明，2003）。

（3）企业伦理。生态文明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企业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利己原则，它应当是一种在追求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利益的基本价值准则；②企业应该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责任主体；③企业的运营模式应该是集约型的适度发展，而不应是粗放型的先破坏后治理的增长；④企业应该具有环境公正意识，要求企业在对待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中体现出对待人（所在社区居民和全社会）的公正的道德态度，即尊重社会成员的环境权。因此，企业对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应贯彻补偿原则，履行治污防污、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义务（程立显，2001）。

（4）人口伦理。人口伦理认为，人口生产的激增也是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实行人口控制。人口控制的主旨就是要把人口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以消解人口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谓适度范围，就是人口的生产，必须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人口的增长必须与地球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人口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惯性和滞后效应，当前的生育行为在影响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其主要作用是向未来延伸的，从而使人口生产成为关系当前和未来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事务。人类生育行为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会有代际延续和整体生存的意义，但是，它不会自发地使人口增长符合社会和未来世代的利益。因此，需要我们自觉地实施人口控制计划，使人口增长的速度既符合当代人的利益，又照顾到未来人的利益（李淑华，2002）。

（5）消费伦理。消费伦理对人们消费生活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物质消费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挥霍型的消费行为方式，既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又产生了大量难以净化溶解的消费废弃排放物，超出了地球的承载力和净化力，造成了地球环境的严重破坏（宋周尧，2002）。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提倡社会或个人实行合理、健康的消费，反对追求超量消费享乐资料，主张在保证生存资料消费的前提下，适度消费享乐资料和积极消费发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