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展望

总论　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成就、经验与展望

如果说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¹⁾那么，必须说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点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这里的所谓非国有经济，⁽²⁾主要是指由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³⁾以及海外在华独资企业组成的国民经济活动的总和。改革开放30年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历史地创造出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为基本组织形态的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结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而坚实的微观基础。这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构造过程。现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回顾和总结在这个历史构造过程中非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分析和阐明在这个历史构造过程中非国有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并由此归纳和展望中国非国有经济的未来发展，推动其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二个30年的时候，进行一次这样的回顾和总结、研究和探讨、分析和阐述、归纳和展望，无论是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还是对于充满希望的未来，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特点与主要成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新规则代替旧规则、新机制代替旧机制的制度变迁和机制创新过程。通过对传统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培育和促进新型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高全体国民的经济福利水平，是这场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变迁、机制创新与发展的一个典型实现形态就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崛起及其持续快速发展。

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基本上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非国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

（一）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如果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个特定产权变革形态存而不论，那么，与行政区划有较为紧密联系的城镇集体企业⁽⁴⁾改革和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及其比重的变化，可能是最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突出特点的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历史特点：

（1）城镇集体企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持续收缩的历史过程，目前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已很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曾经是集体经济总量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例如，1978年，全国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高达78%，集体企业所占比重仅为22%。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生活中，集体经济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到90年代中期，集体工业总产值已开始超过国有工业，并逐渐占据各种经济类型的首位。例如，1994年集体工业总产值为31434亿元，超过了国有工业26200亿元的总产值水平，占到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0.9%，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主力。科龙、春兰、海尔等一大批优秀城镇集体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尽管其中不乏“戴红帽子”的城镇集体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并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以后，“红帽子企业”开始摘帽。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城镇集体企业在非国有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的过程。据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截至1996年底全国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并正常经营的城镇集体企业有49.5万户，其中工业企业14.6万户，比1995年减少了2.48万户。⁽⁵⁾根据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公报，到2004年底全国集体企业共34.3万户。而根据2005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提供的数据进行估算，全国城镇集体企业约有10.2万户，加上城镇股份合作企业约有1万户，与1996年全国有城镇集体企业49.5万户相比，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集体企业在数量上至少减少了近80%。即使按高估数据（34.3万户）与2007年全国非国有企业总数相比（按全国私营企业551.3万户、⁽⁶⁾外商投资企业28.62万户⁽⁷⁾计），仅占5.92%。考虑到在这些企业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城镇集体企业在全国非国有企业中的比重实际上更低。

（2）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已经成为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主体。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彻底消亡，全国只剩下15万个城镇个体劳动者。⁽⁸⁾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中国的私营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工商户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官方关于私营企业的统计数据则是从1989年才开始正式公布的。到198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户数虽然还很少，但也已达到了9万多户。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个体私营经济重新得到迅速发展。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后的199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达96万户，比1989年增长了近10倍，年均增长34.3%。⁽⁹⁾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旨在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个体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井喷式快速发展时期。到2007年底，私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了550万户，比1997年增长了5.5倍多。即便不把此间已经建立起来的28.62万户外商投资企业⁽¹⁰⁾包括在内，私营企业也已经成为非国有经济的最大主体。

（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1）非国有经济部门已成为就业的主要载体。随着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城镇就业人口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了2007年的22%，非国有经济部门已成为就业的主体。城镇就业结构的历史转折点是1997年。1997年之前，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重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总量保持相对稳定。1997年之后，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从2002年开始，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重开始超过国有经济部门，且两者间的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见图总-1）。

图总-1　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及其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45页提供的资料计算整理。

（2）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纳税主体。如表总-1所示，从1993～2005年，三资企业缴纳的税收年均增长33%，个体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年均增长23%～26%，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缴纳税收所占比重已从1993年的63.6%下降到了2005年的24.8%，同期非国有企业缴纳税收所占比重则从36.4%上升到了75.2%，上升幅度相当大。根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提供的相关数据，从2006年到2007年，全国非国有企业缴纳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78.5%和80.7%。⁽¹¹⁾显然，目前非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纳税人。

表总-1　1993～2005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税收比重

单位：%

注：（1）表中个体私营企业数据是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6）第75页有关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税收额计算的；三资企业数据是根据该年鉴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税收额计算的；其他企业数据是根据该年鉴有关联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税收额计算的。股份公司的税收额源于两组数据，1993～1998年数据是根据《中国税务年鉴》（1999）第186页提供的股份制经济税收收入额计算，1999～2001年数据则是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2）第196页提供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税收额计算，2002～2005年数据是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6）第196页提供的有关股份公司、股份合作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税收额计算。 （2）税收收入为国家税务局税收收入和地方税务局税收收入之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税务年鉴》（1993～2007）各卷提供的有关资料计算整理。

（3）外商对华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促进了中国产业水平的提升。1985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为19.56亿美元，以后持续缓慢上升。从1992年开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加（见表总-2）。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6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630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已有超过490家在华设立了企业或机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超过1160家。⁽¹²⁾

表总-2　1995～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情况

注：商务部统计的外商在华投资分为非金融（不含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领域外商直接投资两块，其中2000年以前数据包含对外借款。所有数据均不包含境外融资和外资并购。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整理。

外商在华投资对于促进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带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全球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背景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这种进入，一方面解决了发达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轻纺产业的振兴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外商进一步大量进入，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机电产业的技术更新和大发展，助推中国机电产业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进入新千年后，发达国家的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工艺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中国成了其主要承接地，这种承接，不仅促进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开放带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而且促进了“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中国国内机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产业改造与升级的新态势。

（4）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60%。如表总-3所示，到2006年底，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5.78%，非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已经接近65%。在国民经济活动质量上，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已出现了迅速赶上和超过国有企业平均生产技术水平的态势。在企业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多数非国有企业所使用的已是21世纪初制造出厂的最新技术设备，平均水平要比多数国有企业高得多。近年来，在世界市场颇受欢迎的中国工业消费品，基本上都是由非国有企业生产制造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均长期高于国有企业增加值增长率，不仅使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并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而且使非国有经济部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

表总-3　按经济类型分的工业企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表14-4、表14-8、表14-12、表14-16计算整理。

二、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既是国有经济改革不断走向深化的30年，也是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和快速发展的30年。30年来，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起伏不平的四个阶段。

（一）1978～1988年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起步阶段

（1）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是在农村探索联产承包、城市开展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实现起步的。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秘密签下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成为中国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导火索。这份合同明确提出了不再搞“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均一个样”的“大帮轰”、“大锅饭”，坚持把集体土地承包到农户，强调要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种植结构，再按土地承包数量履行相应义务（包括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¹³⁾尽管小岗村的经验是在1979年至1980年才逐渐得到认可和推广的，但一经推广便产生了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积极效果，并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次示范。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由中央直接推动的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这项改革则是从18个城市着手实施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试点起步的。两个不同层面的改革告诉人们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承认个人利益的存在是经济由以发展的不竭动力。非国有经济也由此开始起步和实现初步发展。

（2）城镇集体企业改革是在农村改革效应带动下全面启动的。在农村改革的带动下，城镇集体企业也出现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集体工业企业数量从26.5万个增加到了39.59万个。其中，城镇集体工业企业从10.1万个增加到15.77万个，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29.02%上升到了31.54%。⁽¹⁴⁾城镇集体企业的就业比重则由1978年的21.53%迅速上升为1985年的25.95%。⁽¹⁵⁾增长速度是较快的。这个时期的城镇集体企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因为集体经济沾了“公”字，易于被多数人接受，发展的阻力较小。这种情况是与改革开放之初“左”的思想仍较为盛行、传统思想束缚仍较多、多数人又倾向于求稳相适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实践中，集体企业的较快发展也确实有助于缓解当时相当严峻的就业压力，有助于解决“短缺经济”条件下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冲破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¹⁶⁾的束缚。

（3）个体私营经济起步于1979年，较快发展于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启动和下乡知识青年先后返城，城镇就业压力剧增，零售、餐饮等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吃饭难、住店难、缝衣难、修车难、购物难等现象凸现。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前门大街上最先出现了返城知识青年上街卖“大碗茶”以求谋生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后很快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知识青年返城干个体户的新潮。返城知识青年干个体户，开辟了待业青年重新就业的新门路，使待业返城青年的“吃饭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1979年一年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批准开业的个体户就多达10万户左右，总数因此达到了近25万户。到1980年7月底，个体户总数已接近40万户。为进一步鼓励和规范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国务院于1981年7月7日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即国发［ 1981 ］108号文件）。从此，“不剥削他人”、且“可以请一至二个帮手”、或“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的个体经济，便被正式认定为解决就业门路的6条渠道之一，从而明确了它在经济上的拾遗补阙地位，在属性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性质，在经营上的空间范围（允许经营和贩运可以自由购销的商品），在政策上的扶持和鼓励安排（包括所需资金自筹不足时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及从事修理加工、饮食服务可以酌情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正面扶持和鼓励政策）。这一文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个体私营经济起步过程的开始。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由于这次大推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即1988年底，经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便达到了1453万户，比1981年的183万户增加了6.94倍。⁽¹⁷⁾到1989年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也已达到了90581户，从业人员达到了164万人，注册资本金达到了84亿元，产值更是达到了97亿元。⁽¹⁸⁾

（4）外资企业开始试探性进入中国，增长幅度不大，分布也不均匀。这是一个外资进入中国的初探期。尽管优惠政策和投资终极回报率对外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许多外商对中国内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仍然缺乏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此间来华投资的外商不多、外商主体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到1988年底，港澳台在华投资企业个数和金额占外商投资的比重均在80%以上，来自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外商投资企业个数和金额仅占总量的12%左右，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少，只占总量的2.4%。从地理分布角度看，此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和江苏等东南沿海省市。据有关资料，这一时期外商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十省市的协议直接投资合计为903.51亿美元，占全国外商协议投资总额的82.4%，其中广东和福建约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8%。从产业分布角度看，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的58.5%为工业投资，服务业投资仅占22．2%。从投资方式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外商投资主要采取的是中外合资形式。例如，1988年的合同外商投资额中，合资经营项目为31亿美元，占59.16%；合作经营项目为16亿美元，占31% ；独资项目为4.8亿美元，占9%，包括合作开发、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等方式的投资项目仅占1%。从外商在华投资规模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单项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16.6万美元。⁽¹⁹⁾这些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外商在华投资还具有一定的试探性。

（二）1989～1991年非国有经济的曲折发展期

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政治风波”和后来的“治理整顿”，从不同侧面给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给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城镇集体企业发展出现了短暂上升过程。有关资料表明，此间城镇集体单位数虽然变化不大，甚至有所下降，但单位吸纳的就业却有较明显的增长。1989年的就业总量为3502万人，1991年上升到了3628万人，明显好于同期个体私营经济部门的就业吸纳水平。⁽²⁰⁾

（2）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198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增长率为－14.2%，从业人员为－15.8%，注册资本金仅增长11.2%，比上年（32.2%）下降了21个百分点，产值更是比上年下降了60.3个百分点（仅为8.3%）。1990年和1991年虽有增长，但增长率很低，户数增长率仅为6%多一点，从业人员仅为7%多一点，注册资本金的增长到1991年才恢复到22.9%的水平，仍低于1988年10个百分点，产值也仅仅恢复到14% 和21%的水平。⁽²¹⁾此间，私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同样受到了重挫。据统计，1989年6月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06万户，1990年6月底下降为8.8万户，到1990年底才回升到9.8万户，1991年底仅恢复到略高于1989年6月的10.8万户水平，企业户数增长率（为9.9%）仍明显低于1989年前，从业人员增长率也仅为8.2%，注册资本金增长率和产值增长率虽然分别达到了29.5%和20.5%，但也仅仅是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²²⁾

（3）外商在华投资进入低潮，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出现了负增长。1989年下半年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数和协议金额比上半年分别下降了11.3%和11.4%，合同外商投资项目数1989年全年为5779项，比上年下降了2.8%。1989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为33.93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4.1%。1990年为34.87亿美元，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2.8%。1991年出现明显回升，达到了43.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5.2%。此间，外商投资波动幅度最大、外商实际投资减少最多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三个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例如，欧盟和香港工商界1990年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比上年下降21.46%和7.7%，美国工商界1991对华直接投资甚至比上年下降了29.12%。⁽²³⁾

（三）1992～2001年非国有经济恢复性快速发展时期

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机。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视察并在1991年上海讲话基础上发表重要谈话，重申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儿、发展的步子再快一点和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等让人振聋发聩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带来了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1）城镇集体企业在调整与转制重组中谋求新发展。由于城镇集体企业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效益好的企业寻求转制、逐渐走上进一步做大做强的良性发展轨道，效益差的企业只能通过包、租、卖和托管经营等方式进行转制重组、分块搞活，还有一批陷入停业、歇业的企业，通过破产清算完成了转制。到1996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并能够开展正常经营的城镇集体企业仅剩下了49.5万户，其中工业企业14.6万户。从1992年到2001年，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户数大体上以年均6.79%的速度持续减少。⁽²⁴⁾到2001年底，全国城镇集体实现的工业企业总产值13047亿元，仅相当于1995年的38.8%。⁽²⁵⁾

（2）个体私营经济在波动中实现快速发展。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开始出现回升。虽然受“左”的思潮影响，直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表现为步履蹒跚、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总体上看，其发展仍处上升态势。⁽²⁶⁾全国个体工商户从1992年的1534万户增加到了2001年的2433万户，从业人员从2468万人增长到了4760万人，总产值从926.2亿元增长到了7320亿元，分别增长了1.586倍、1.929倍和7.9倍。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总产值则分别从1992年的13.96万户、231.8万人和205.1亿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2435.3万户、2713.9万人和12316.9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4.63%、31.43%和57.63%。⁽²⁷⁾中共十五大后，大量“红帽子”企业开始“摘帽”，乡镇企业也着手“转制”，在实现企业本质属性还原的同时，私营企业增长势头表现强劲，形成了个体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

（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出现新的发展态势。1992～2001年，外商对华协议投资额不断扩大，实际投资额也大幅度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此间，多数年份的外商对华投资协议额持续超过5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也大都在400亿美元以上。外商投资的重点仍然是第二产业，并且仍以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加工组装企业为主，高新技术型投资所占比重较小。1992～2001年累计，外商投资额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68．63 %，2001年更是高达74．61%。进入21世纪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明显上升，并呈现从合资、合作向独资主导转变的现象。1992年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比重分别为55% 、18%和22%，到2001年已分别调整为25.3%、12%和62.1%。⁽²⁸⁾

（四）2002年至今的非国有经济在产业素质大提升和结构大调整过程中实现大发展时期

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是非国有经济产业素质大提升、结构大调整、总体大发展的新起点。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坚持、一促进、一统一”的总方针。⁽²⁹⁾2003 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明确提出和确立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此后，国务院又于2005年2月颁布实施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和《意见》不仅进一步放宽了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而且明确提出了法律法规“未禁即可”和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诸方面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待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与政策支持。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物权“平等保护”、经济“平等竞争”的制度安排，拓宽了非国有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新空间。

（1）城镇集体企业发展的进一步收缩和转制。根据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公布的数据，到2004年底集体企业共有34.3万户，股份合作企业10.7万户，⁽³⁰⁾与1996年曾经达到的49.5万户水平相比，集体企业绝对量明显减少。与此相对应，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也从1995年的3076万人减少到了2005年的769万人，净减少2000多万人，年均减少200多万人。到2005年底，城镇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总量的比重已不足3%。现实迫使城镇集体企业转向股份合作制。

（2）个体私营经济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绝对规模迅速扩大。此间全国个体工商户的绝对数量仍然继续增长，但增长幅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户数、注册资金以及从业人员持续稳步增加。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供的资料，从2002年到2006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先是持续下降，2006年才有所回升，5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8%。与此相反，同期全国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本金年均增长却高达13.72%。这种情况表明，此间个体工商户的绝对量虽然在减少，但综合素质却在明显上升。2002～2006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年均增长19.52%，2006年达到了494.7万户。同期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额年均增长32.9%。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到2006年底，注册资本金100万元以上的已达118.6万户，比上年增加27万户，增长29.5%。其中，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上已达13.3万户，比上年增加3.2万户，增长31.7%；注册资本金亿元以上的4245户，比上年增加1196户，增长率高达39.2%。到2006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包括投资者）已达6395.5万人，比上年增加571.4万人，增长9.8%；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GDP已占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40%左右；全国私营企业缴纳的税收为3495.2亿元，比上年增加779.32亿元，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6.7百分点。⁽³¹⁾

（3）外商投资企业结构继续大调整，外商独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按外商实际投资额计算，2002年外商在华投资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1.95%，第二产业为74.83%，第三产业为23.23%。到2006年底，三次产业投资比重已经调整为0.95%∶67.45%∶31.60%。随着外商在华实际投资总额中欧盟成员国所占比重的上升（从2002年的7.036%增加到2006年的9.76%），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进入量明显增加，外商在华独立投资和投资的技术密集程度也随之明显上升。到2006年底，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国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22.81%、3.08%、73.44%，独资企业已经占据绝对优势。⁽³²⁾

三、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非国有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为世人所瞩目。因此，有必要总结一下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进行总结，可以归纳出很多经验。这里，我们主要强调如下四条较为重要的经验，以指导未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实现更大发展。

（1）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是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全面的计划经济，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却表明，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是单一的，国民经济运行也不能是全面计划化的。由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智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³³⁾而且及时地将上述理论上升为“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³⁴⁾不仅认识到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³⁵⁾不仅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且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³⁶⁾不仅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共同发展”，而且要做到“平等保护”、“平等保护”、“相互促进”。⁽³⁷⁾这就不仅分阶段、分步骤、分内容地有效纠正了传统陈旧的理论认识误区，而且分层次、分类别地运用共产党人的智慧，有效纠正了只有单一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纠正工作，不仅逐渐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了，而且逐渐把多种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体了，还逐渐把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制度外移到了制度内，使体制外的“补充力量”变成了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理论认识上的发展与突破，才带来了体制上的更大改革和经济上的更大发展。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首先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城乡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中承认了私人产权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承认了人的自私一面及其客观性与普遍性，同时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智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与策略。传统理论曾经把自私看作万恶之源。这种看法貌似理论上彻底、政策上伟大，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助于有效防止人自私，更无助于引导人们走出利己转向利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等，并不是因为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无私了，而是因为制度和规则把人们的自私之心、趋利之想限定在了一个合理的规范和制度框架之内，从而才使每个原本自私的人在追求和实现其个人私利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实现了他人的利益，从而收到了一个他不曾预见到的合作共赢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所分析和阐明的公理。⁽³⁸⁾由于在中国真正接受和实践这样一个公理或道理绝非易事。因此，要把上述认知付诸实践，就必须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和策略的选择。这需要高超而正确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没有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的支撑，不仅改革无法深入，发展也将无从谈起。过去是这样，今后也还会是这样。

图总-2　1953～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性分析

（2）健康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表明，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00～4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和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产业让位给新兴产业、传统社会让位给新兴社会、传统理念让位给新兴理念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和冲突必然比较集中，甚至层出不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坚持通过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有序和社会健康发展，不仅为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发展提供了保证。正是通过稳定与改革、稳定与发展的统一，才达到了既避免矛盾和冲突，又防止震荡和衰退，进而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做到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如图总-2所示，通过对1953～2007年中国GDP增长轨迹与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相伴生这样一种现象的描述，客观地揭示了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持续性，更无均衡协调性，表现为经常性的大起大落。这些起落基本上都是由一次次政治运动导致的。例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基本后果就是，从1960～1962年连续三年的GDP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1963～1965年的调整虽然给经济复苏带来了机会，但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带来了生产力的大破坏，出现了1967年、1968年和1976年的GDP再次连续负增长。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虽然也经历过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9年的“法轮功”冲击等，但由于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选择了坚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通过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整肃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行为，保证了中国连续30年的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创造中国发展的奇迹。

（3）健康有序运行的市场是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载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实践能够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把它们两者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既要扬社会主义之长、避市场经济之短，又要扬市场经济之长、避社会主义之短，并由此达到促进中国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贫困陷阱之中。先人们深知要跳出这个陷阱，就必须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这个愿望一直未能顺利实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代价高昂，原子弹虽然上了天，但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国强”缺少“民富”的基础，因此还很不牢靠。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实践经验与教训，不仅历史地选择了改革开放，而且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历史选择”的实质，就是既要保留必要的公有制和政府的适当调控，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和使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两个“历史选择”由以实现的结合点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其特有的机制激励和约束着市场当事人的行为，不断淘汰着落后、促进着发展。离开了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非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改革逐渐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有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和非国有经济发展载体的市场，尽管在这个市场的初创期内其运行环境和机制尚不健全。

（4）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非国有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很多人认为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因此，认为不需要讨论这类企业的制度构造及其产权建设等问题。但是，实践表明，这是一个误解。如前所述，城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同国有企业一样，实际上是不清晰的，企业产权制度构造也是不健全的。就是私营企业，其产权虽然总体上说是清晰的，但企业的产权制度也不一定是健全的。绝大多数企业还是“家族企业”，而不是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企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私营企业平均寿命较短、多数企业做不大和难做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成了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能否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指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企业产权持有者和经营者的权责是明确的，而且指企业的组织是健全的、管理是科学的。即使是“家族企业”，也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进行企业产权、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构造，不仅要设立董事会，还要设立监事会，同时还要有负责日常经营与管理的经理层。企业的运行和管理逐渐从家长式管理过渡到专业经理人（CEO）管理，是企业做大做强、建立百年基业的重要保证。这一点已经为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实践所证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大凡已经做大做强的，无不因为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四、中国非国有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展望

（一）非国有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经济活动总量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2/3，在中国的就业总量中非国有经济也已成为主要载体。现在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销售的“中国制造”品，量大、价低、质量好，基本上都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制造的。非国有企业成长历程虽然艰辛，但发展势头良好。继续向前发展，仍面临着众多问题和挑战。除了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诸如国家出台鼓励政策虽然不少但得到有效落实的不多，许多领域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仍经常遭遇“玻璃门”隔挡等问题以外，如下几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提出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的。

（1）城镇集体企业不发展到底是因为管理不到位还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即城镇集体经济不发展甚至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政府管理缺位、政策存在真空等原因造成的。应当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不确切的。确实，从逻辑角度看，城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清晰的。但无论是从政府政策角度看还是从企业实践角度看，城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却始终是清晰的。名义上城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归本企业劳动者共同所有，但实际上本企业劳动者不仅不拥有企业的任何产权（股份），而且也不拥有企业的任何经营管理权。在这方面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一直是含糊的。例如，199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第六条曾对“集体经济”做过如下界定：“集体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公民集体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包括城乡所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以及部分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并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³⁹⁾这个界定实际上是在强调加入集体企业的职工不再拥有个人财产权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集体企业产权明晰的论断，承认了企业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不清的现实，从而等于实际上剥夺了企业职工对本企业财产的支配权和对企业经营的剩余索取权。作为企业集体所有制关系的一员，企业职工本应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负责。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企业职工根本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对本企业资产与负债以及经营与分配负任何责任。企业经理人虽然拥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但他们也不会更不需要对企业经营风险承担任何责任。至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更无法对企业经营的成败负责了。在这种情况下，城镇集体企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目前正在兴起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出了较为科学的界定。一是它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界定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提供者、利用者在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二是明确指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权，并允许以上述财产承担可能发生的债务责任。三是认定合作社成员有权按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分享盈余。四是强调合作社成员大会的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基本表决权。五是指出了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可按章程规定享有附加表决权，但附加表决权的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虽然这个法律本身还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但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促进农村新兴专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值得城镇集体企业借鉴的。

（2）非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欧美，中小企业融资有时也难。但在那些国家，中小企业融资是能够得到国家扶持的，而且有很多中小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大都是直接面对这类企业的。因此，在那里，中小企业在融资上可能会遇到困难，但并不是一个无解的“死结”。然而，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但是，这个问题却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⁴⁰⁾实践迫切需要我们抓紧调查、研究、讨论清楚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不调查、研究、讨论和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虽然也能够获得发展，但很难实现真正的大发展。特别是在“新全球化”条件下，在“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主体转移时代”很快到来的现阶段，⁽⁴¹⁾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突出而重要。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之所以融资难，主要是由于这类企业经营规模小、信用不稳定、抵押能力弱所致。但是，调查表明，这种认识是不确切的。因为，企业规模小，其贷款规模也小；企业抵押能力弱，其贷款要求也不高。因此，不能因为贷款规模“小”、抵押能力“弱”就不贷。至于说中小企业的信用不稳定，同样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与稳定的信用相关联的可以是更稳定的收益、更低的贷款成本，而与稳定性较低的信用相关联的则可以是不太稳定的收益和更高的贷款成本。浙江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有人称其为地下钱庄）之所以长盛不衰，银根越紧、资金供给越紧张，那里的民间借贷越兴旺，温州经济由此获得的发展也越大。这种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这就是说，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贷款难，本质上并不是企业信用能力问题，而是现行信贷体制和商业银行体系存在严重弊端的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进一步深化现行信贷体制和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包括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控制全国70%以上信贷资金的局面必须改变，在法律上也要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的抵押标的物可以是不动产，也可以是企业股权等。除此以外，继续着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区域性、社区性中小商业银行，以有效加强银企间的资金融通联系，降低融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也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至于私营企业上市融资更难的问题，⁽⁴²⁾同样要靠上市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解决。

（3）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瓶颈”到底是技术引进不够还是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竞争力不高，主要是由于企业技术引进力度不高、数量不足所致。然而，调查表明，这种认识是似是而非的。从技术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是比较靠前的。一是将其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靠前的。二是将其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过去相比较，其生产技术水平更是靠前的。前不久我们到浙江萧山调查，看到很多私营企业安装的是2007年刚刚出厂的新型机械设备，多数生产设备处于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的技术水平。有些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还要更先进一些。但是，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国际石油涨价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加上国内银根收缩的影响，很多企业做出了大幅度减产，甚至停产或半停产安排。调查表明，这些生产设备尚属先进但市场竞争力仍显不足的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力资本问题。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发展很不平衡。早期企业从业人员主要由返城知青和农民组成。20世纪90年代初，在“下海潮”的挟裹下，一些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开始创办或受雇于外资或内资私营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受传统观念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影响，有能力的人开办私营企业的多，但到城镇集体和私营企业就业的少，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明显不足。近年来，有些企业开始重视对员工的素质和技术培训，但投入仍然偏少。考虑到中国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这样一个现实，在人力资本问题上，当前要着力增加两种投入：一是企业角度的人力资本投入，重点是对企业职工进行素质和技能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质量和水平；二是国家角度的人力资本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全民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质量和数量问题。

（4）外商投资企业大发展后不能实现更大发展，究竟是国内政策不优惠还是企业技术支撑力度不够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外商在华投资之所以持续快速增长，从中国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五点：一是市场普遍存在短缺，外商有钱可赚；二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三是开放程度逐渐增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四是各种有助于外商进入的优惠政策；五是政局的稳定。没有对外开放，不允许外资进来，外商不可能来华投资设厂。不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商来华投资设了厂也赚不到钱，从而得不到应有发展。政局不稳定，如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后，大量外商撤资，虽然有原因，但更多的是企业理性所致。显然，这几条都非常重要。然而，仅有以上几个条件仍然是不够的。如果其他条件给定，但外资在技术上是落后的，不能适应中国国内市场需要的，那么，他们即使进来了，也很难生存和获得发展。有资料已经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并不总是快速增长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未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外商来华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先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要求遇上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因此，当时最先进入中国的是工业先行国家的消费品制造业。这些产业能够较为顺利地转移到中国来，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走了一条斯大林式的重工业化道路，造成了中国国内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消费品加工工业迅速进入中国，就成了一件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事情。但是，随着中国消费品加工业比重的持续上升，工业生产资料供给必然出现相对不足。于是，重化工产业的发展和外资的进入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外商的进入将面临两种新的挑战：一是传统的消费品加工业能否尽快实现技术更新的挑战。如果技术更新跟不上发展需要，他们就无法适应中国劳动成本上升条件下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挑战。二是重化工产业进入需求虽然强烈，但如果没有更好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外商将很难跨越已经提升的市场门槛。因此，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发展及发展后能否实现更大发展，最终都将取决于投资本身的技术含量。如果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外商能够做出新技术更新安排，那么，他们进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就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二）非国有经济未来发展展望

（1）城镇集体经济可望在转型转制基础上迎来新发展。如前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集体经济经历了一个前期企业户数迅速扩大、就业迅速增加、产值超过国有工业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持续萎缩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企业户数大幅减少（包括名存实亡的空壳企业目前也仅剩下30多万家）、产出占比越来越低、吸纳的就业人数也大幅度缩小（职工总数由1995年的3076万人缩减至2005年的769万人，不及全国城镇就业总量的3%⁽⁴³⁾）。城镇集体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与效率的挑战。产权不够清晰、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投入不足、产出效率低等，越来越成为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条件下城镇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城镇集体经济将经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已不可避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城镇集体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重生过程。①全面转制大势已见端倪。这里的转制，包括企业产权进一步明晰，企业制度将从名义上的集体共有转向名副其实的集体共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也将从传统的上级管制形式全面转向企业自主经营与管理，等等。经过30年的实践，国有企业的成功改革和个体私营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城镇集体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和机制的效率示范。城镇集体企业效率持续低迷，则在客观上提出了实现全面转制的迫切要求，转制大势正在迅速形成。②全面转型过程也已经来临。这里的全面转型，既包括企业管理形态的转变，也包括企业产品方向和产出结构的调整，还包括企业技术基础的改进，等等。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传统的集体企业管理模式必须尽快废止，否则，城镇集体企业不可能有生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机制，通过转制转型或拍卖等形式尽快转入第三产业，在转型过程中提升企业技术基础，已经和正在成为现有集体企业的一种必然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大势所趋，不可阻挡。③广大农村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的经验，将成为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和发展一个更为重要而具体的示范，“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高潮正在形成。尽管国家法律和政策法规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及其收益处置和剩余索取权的各项安排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如规定专业合作社内部只能实行一人一票制，规定合作社成员中的农民要占成员总数的80%，规定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所享有的附加表决权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等，⁽⁴⁴⁾最终又有可能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阻力甚至限制。尽管如此，其示范效应仍具有促使城镇集体企业效法的意义。一个适合于城镇实际的“新型城镇集体经济”形态很可能会因农村的改革而逐渐兴起。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加大宣传，推动试验，促进发展。新型城镇集体经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和形态，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还是职工持股有限责任公司制，或是其他新的产权组合形式，要由集体企业职工自主决定，不能按一种尺度、一个标准硬搞一种模式。

（2）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除了前面已经论及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外，企业发展还普遍面临企业资产规模较小、资源消耗较多、规模收益较低、国际化程度较弱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企业不仅已经普遍感受到了，而且市场竞争也在客观上迫切要求企业做出抉择。个体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一个根本差别，也恰恰在于其生存和发展始终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点、以产品质量为支撑、以效益为中心的。个体私营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并由此实现更大发展，关键在于企业有无持久竞争力。企业持久竞争力产生于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源于本企业独有的“超越”能力和优势，即本企业能够在同等市场价格和环境下以更低成本或以同等成本但更优质的服务超越自己的竞争对手，实现更大的价值。这既是众多个体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最大现实，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提升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培育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理所当然地成了广大个体私营企业的必然选择。综观30年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历程，多数企业已经跨越了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技术模仿阶段和简单的数量扩张阶段，开始进入重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企业盈利能力的技术再创新和产品质量再改进与大幅度提升阶段，创知名品牌、从“国家标准”认证转向“国际标准”认证，已经和正在成为广大个体私营企业，特别是有了一定规模的企业的第一选择。实现上述选择，将使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再跨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3）外资企业将沿着进一步增加经济技术投入、提高产出技术含量的方向继续平稳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是中国政府的既定国策。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民族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得国际收益的目标，而且吸引了外资的大量进入，促进了中国经济、技术、管理乃至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变，继续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仍然很低。到2007年底中国人均使用外资仅为57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使用外资超过500美元的实践相比，差距还相当大。这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但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特别是在“新全球化”条件下，过去30年间曾经在有些地区盛行的不顾长远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实行地方性特殊优惠，包括给予外资以土地、税收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容忍假外资等现象，将被彻底放弃或废除，一个平等竞争、平等进入、公平税赋、一视同仁的新的外资发展格局将普遍形成。中国的巨大市场、普遍受到良好教育且工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的优质劳动力、便利的贸易通道和巨大的工业品综合加工能力等，都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新的主要引力。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资源供给的边际成本上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将迫使中国加快调整其外资政策，即从过去的过于注重引资数量转向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从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承载能力的粗放式引资转向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理性“选”资，从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引资转向为外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引资，从为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和增加硬件技术开展的引资转向以注入先进技术和引进高素质人才为重点的引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则是新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资本大转移的新要求。此时的外资进入将更加注重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更加重视开展经营与研发的本地化，更加强调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更加侧重于提高外资对内企的技术溢出、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加看重技术转让，如此等等。总之，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期内，外资企业数量将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质量将进一步大幅度提升，并将继续启动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入。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将更加重视沿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经济技术投入、提高产出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化和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广大民众进行大胆探索的重要成果，还是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支持的必然结果。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提供了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的更大发展仍面临众多矛盾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新全球化的发展，非国有经济也将在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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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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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俞可平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11.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这里的所谓“非国有经济”，也就是我国学术界和实业界普遍认同的“民营经济”，或者更确切是说，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义民营经济”。与“广义民营经济”概念相对应，还有一个“狭义民营经济”概念。“狭义民营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个体私营经济”。

(3)按照股份制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经济实践，所谓“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通常也一定不是集体产权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因此，在本质属性上，这类企业应归属于私营企业。有鉴于此，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本书直接将其并入个体私营经济范畴，不再单独进行讨论。

(4)本书所讨论的集体企业，均指城镇集体企业。因此，本书所有相关分析与叙述，凡使用集体企业而不加任何特别说明时，均指城镇集体企业。

(5)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6/content_3883969.htm。

(6)参见http：//sx.vip.qikan.com/Login.aspx。

(7)参见http：//www.saic.gov.cn/zwxxq/zwdt/zyfb/t20080310_32681.htm。

(8)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9)参见兰士勇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图表（1978—1997）》，载于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0)参见http：//www.jfdaily.com/gb/jfxww/licai/node1424/userobject1ai1969288.html。

(11)参见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7），第36页表8。

(12)资料来源：商务部李志群司长谈中国利用外资的相关情况，http：//video.mofcom.gov.cn/class_onile010672006.html。

(13)参见新华社：《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浙江日报》2005年6月20日。

(14)参见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第7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86页。

(15)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

(16)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走的是一条“一大二公”道路，强调的是从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再从大集体过渡到国营的企业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17)参见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1》（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18)参见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1》（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9)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及原外经贸部编历年《中国外资统计》，中国商务部1991年版第13～110页相关数据计算。

(20)参见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第7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86页。

(21)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2)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23)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642页。

(24)参见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5)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26)参见刘迎秋：《大棋局：“国退民进”及其走向》，《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7)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3），第95页和第89～90页。

(28)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2）各卷提供的相关数据。

(29)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30)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于2005年12月6日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31)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6年度）》（2007年1月）第2页及第24页表2和表3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32)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表18-16，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 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

(33)参见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4/5276/20010429/455569.html。

(34)参见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5/20010430/456409.html。

(35)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20010430/456648.html。

(36)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shi 世zhe 纪ng——/25—2/在50 中89/国50 共93/产20 党01 第043 十0/五456 次84 全9. 国htm 代l。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

(37)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8)即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或者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得”，使自己的劳动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但是，“在这种场合，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虽然这并不是他有意达到的目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并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比有意这样去做更加有效。我从未听说过，自命为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这就是说，社会上的多数自然人常常想的是个人利得，不曾想过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的付出实际上会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是，他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不仅如此，他这样追求的效果要比他从开始就想增进社会利益的效果更好。亚当·斯密提出上述论断，是以人都有“利己心”，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参见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下册），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503页）。

(39)参见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转载于www. chinaacc.com/new/63/67/82/2006/2/lv344510272922260026660-0.htm。

(40)据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一项调查，年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认为从银行取得贷款难的占45.1%，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认为从银行取得贷款难的则高达86.5%。参见［德］何梦笔、冯兴元、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多元化》，《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8月21日。

(41)参见王建：《影响我国物价走势的长期因素分析》，《新华文摘》2008年第14期，第45页。

(42)据中国证券市场非军事化设计中心提供的有关资料，截至2007年底，全国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为410家，民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248.8亿股，其中流通A股696.2亿股，分别占全部A股的5.64%和全部流通A股的14.87%。参见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7年度，表17。

(43)王玉丛：《城镇集体企业数量减少的原因及其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02年第6期。

(44)参见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7年1号《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宣传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