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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生态思想与环境运动

时间:2022-0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书中,布朗认为,人口增长、工业扩张以及支撑这一发展的世界极限问题将会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然而,这些剧毒物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们却全然没有想到,这些用于杀死害虫的毒物会对环境及人类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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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西方生态思想与环境运动

早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所向披靡的时候,一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就对人类虐待自然界的行为进行过谴责。德国哲人狄尔泰曾说:“科学改变了生活;世界性规模的工业;机器……一种新的对于人类掌控的骄傲的感情,这种掌控征服了自然,并许诺要消灭激情在社会中的盲目作用:这些就是一个世界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的黑暗和可怕地轮廓正在我们面前出现。”[8]到20世纪中叶,大规模的污染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造成的严重恶果,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警觉。一批生态思想家对人类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实践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刻、不断地反省。[9]

在工业革命初期的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1766—1834)就对人口潜在的指数型增长发出过警告。在那本大名鼎鼎的《人口论》中,他指出,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供应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赶不上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需要。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若是不对人口加以控制,人口增长将超出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所能生产食物的能力。

1864年,美国学者和环保先锋乔治·马什(George 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一书,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控诉欧美国家由于人类干扰已经发生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他警告人类对自然犯下的罪行,很快会导致地球无以为继和物种灭绝。

1954年,新闻记者哈里森·布朗(Harrison Brown,1917—1986)写了一本在当时很有挑战性的书——《人类未来的挑战》。在书中,布朗认为,人口增长、工业扩张以及支撑这一发展的世界极限问题将会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由于对资源开采没有充分管制,工业文明对资源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最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工业文明不可逆转的崩溃。唯一其他的解救之道是由政府来仔细规划并对个体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只有这样,工业文明才可能有限度地生存下去。

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大量生产和使用六六六、DDT等剧毒杀虫剂以提高粮食产量。到了50年代,这些有机氯化物被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中。这些剧毒物在短期内的确起到了杀虫的效果,粮食产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然而,这些剧毒物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们却全然没有想到,这些用于杀死害虫的毒物会对环境及人类贻害无穷。它们通过空气、水、土壤等潜入农作物,残留在粮食、蔬菜中,或通过饲料、饮用水进入鱼、禽、畜体内,继而又通过食物链或空气进入人体。这些有机氯化物在人体中积存,可损伤人的神经系统肝脏功能,可引起皮肤癌,可使胎儿畸形或造成死胎。同时,这些药物的大量使用使许多害虫产生了抵抗力,并由于生物链结构的改变而使一些原本无害的昆虫变为害虫。人类制造杀虫剂,无异于为自己种下恶果。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首次将农药污染的危害展现在世人面前,她用大量科学事实提醒人们,由于DDT等农药的滥用,人类将失去“阳光明媚的春天”。在书中,她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受到了危险、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而《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书名则是直接源于书中的一段话,卡逊写道,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有异常的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在消失。[10]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中,《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运动的标志性起点。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

1972年,以麻省理工学院米多斯(Dennis.L.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向由各国学者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The Clubof Rome)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1]这是一个由17名专家组成的跨国团队花了两年时间才得到的结果,他们采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论专家杰伊·弗瑞斯特(Jay Forrester)设计的全球体系电脑模型。这一研究团队首先假设人口、农业生产、资源消耗、工业产出和污染的增长潜能具有相互的关联性,再估算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最后得出未来工业文明扩张的极限。他们根据1900年到1970年全球的经济增长趋势,就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粮食生产、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污染,及其对人类未来生存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推算,其结论是: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如果以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因此,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

《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此书的第1版面世于1972年,甫一出版就受到极大的关注,也引起极大的争议。许多报刊、杂志、电视、广播频繁地转载、报道和采访。有1000多家大学把“增长的极限”列入教科书目录中。该书已被译成34种文字,销售量达500万多册。1973年“罗马俱乐部”获得了西德和平奖。有13个国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协会”,以支持“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研究。《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一轮增长的顶峰,也正处于“石油危机”的前夜,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弥漫着乐观情绪。而《增长的极限》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环境的根本性制约,无论怎样操纵变量(比如,采用技术的解决方法、假定有双倍的自然资源、解决污染问题等),在公元2100年之前这一系统都会崩溃。该报告在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同时,因其反增长的观点而遭受到尖锐的批评和责难。技术乐观派认为长期的极限遥遥无期,也是一件无法确切描述的事情。还有人认为限制性增长可能会不道德,因为它会伤害到穷人,或者认为有市场激励机制与人的创造力,实际上可以将资源看成是无限的。同时,世界模型也遭到各种批评,被认为不精确、过于简单化而且对于宽泛地理解来说又太过综合。但是,报告提出的地球潜伏着危机、发展面临着困境的警告无疑给人类开出了一副清醒剂,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1992年,就在《增长的极限》问世20年之后,该书作者冷静地开展了一项再研究《超越极限:直面全球衰竭,构想可持续的未来》,再次确定了他们先前研究的结果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作者认为,许多国家的资源消耗和污染已经大大超过了可持续的水准。他们最新的计算机预测表明,如果不选择设计一个“持续、充分、公平和有效”的世界秩序,全球人均国民经济生产值最终要下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提前设计和决定我们想要的未来。人类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外,已经超越了极限,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这次的警告不再被当成是危言耸听,因为当时的世界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危险征兆,例如粮食短缺、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2004年该书出版了第二版修订本,援引了全球变暖来证明全球体系正在超越地球的承载能力。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逐步形成了四家大型的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地球之友欧洲总协调(CEAT)、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欧洲环境局(EEB)。这些组织是最重要的环境游说组织。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也称《斯德哥尔摩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问题。《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也认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虽然人们在当时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成熟,但这份宣言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正视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1973年1月,作为联合国统筹全世界环保工作的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成立。其临时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后于1973年10月迁至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因为有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存在,才有了在1988年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基础,才有了前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组织框架基础。

197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委任政府机构,专门研究从当时到2000年间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变化趋势,以便长远地加以规划。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后,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报告。总的来讲,这一研究类似于“增长的极限”所开展的研究,旨在按照目前趋势预测全球未来的后果。该研究报告十分保守,它假定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能够延续不发生主要的政治变动,技术进步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它不认为会发生世界体系的灾难性崩溃,但它正确地警告了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大量的森林采伐、农田退化、沙漠化加剧,还有贫穷、人类的苦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研究提出的问题,以及世界环境恶化日益明显的证据,最终促使198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设立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

1983年12月,联合国授权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环境政策,以及将对环境的关心变为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广泛合作的方法。该委员会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它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该报告鲜明地提出了三个观点:1.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2.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3.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该报告明确指出,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该报告首次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因此,世界各国……解释可以不一,但必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必须从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上和实现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上的共同认识出发。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渐进的变革……虽然狭义的自然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2]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并在《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文件和决议中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推向行动。国际社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是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立法、国际贸易、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活动和手段。至此,可持续发展便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发展战略。《21世纪议程》成为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国际社会也商定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是一个界定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原则,并议定了《森林原则声明》、《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同样是在1992年,科学家联合会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全球危机世纪宣言,题为“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这份史无前例的宣言由全世界1700名前沿资深的科学家共同署名,其中包括5名人类学家、诺贝尔奖的大多数得主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他们警告人类的行为对于环境是一种“导致冲突的轨迹”,威胁到了人类的生活不能持续发展下去,将人类的未来推至高风险状态。他们预言除非我们赶快有效地纠正当前的行为,否则毁灭性冲突、不稳定的大规模移民和人类巨大的痛苦将会越来越多。最大的危险是人类将“陷入环境衰退、贫穷和动荡的漩涡,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崩溃。”科学家的警告涵盖了各个方面特定的威胁,比如空气、水、海洋、土壤、森林、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变迁,这些都将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趋势,人类的前景将会被“无法估量地削弱”。他们呼吁阻止恶化环境的行为,发达国家需要停止过度的消费以及放纵的人口增长,提倡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寻找可再生能源和替代品。

1994年3月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正式生效。按照公约的要求,每年都会有一次缔约方大会,这成为欧盟最重要的国际合作的舞台之一。1995年4月7日,为期11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闭幕,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书》等文件。文件认为,现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是不充分的,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就2000年后应该采取何种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气候进行磋商,以期最迟于1997年签订一项议定书,议定书应明确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所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也就是著名的京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京都协定书》规定,2008~2012年间,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京都议定书》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的原则。此次会议还建立了旨在减排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2001年联合国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委任开展全球生态系统分析即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1360名专家形成了6大卷技术性报告和6卷综合报告。报告详细评估了全世界的自然状况和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能力,比如,营养条件、土壤构成、食品化纤及燃料的生物性生产、淡水供应、气候调节、水土流失和疾病,等等。报告再次证实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结论。由联合国机构、商业利益集团与组织跨区域组成的评估团,包括了国际自然保护委员会、世界自然协会和土著,其发布的结论以“在我们的意思之外生活”为题单独成卷,警告“人类的活动对地球的自然功能造成了巨大压力,以至于地球生态系统持续到未来一代的能力不可再去想当然。”他们认为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自然服务正在衰减,我们正处在“大规模物种灭绝的边缘”。

2009年12月7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将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在经过紧张的协商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6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与会国终于就应对气候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仅有3页,没定下任何具体减排目标且不具有法律效力,遭到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份名为《哥本哈根协定》的文件篇幅很短,内容略显空泛,文件中标明了全球的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同时写明,发达国家到2012年的短期资金援助为每年300亿美元,并在2020年前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的长期援助资金,但文件中并没有表明各主要减排国的减排数字,只在附件中有一份表格,涵盖一些较为重要的细节。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态危机的逐渐认识,生态观念的加强。环境保护运动也从思想界、学界的理念转为了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不少以“绿”字为特色的运动和主张。

1970年在美国的“地球日”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它成功使得在每年4月22日组织环保活动成为一种惯例,在美国,地球日这个名号也随之从春分日移动到了4月22日,地球日的主题也转而更加趋向于环境保护。此后,地球日的影响越来越大。1990年4月22日这一天,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参加人数达几亿人。他们为纪念“地球日”20周年,开展了捡拾废纸和塑料袋、严禁随地倒垃圾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保护地球环境,制止生态恶化,使每一位地球居民都为捍卫地球环境、改善地球环境做出贡献。身穿蓝绿两色服装是表示为捍卫地球环境而行动的决心。从那时起,“地球日”才具有国际性,成为“世界地球日”。

绿色消费主义主要倡导消费者不购买那些在生产过程或使用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末,环保组织“地球之友”通过禁止销售鲸鱼原料制品的一系列做法,发动了一场保护鲸鱼的国际性运动。80年代,明确提出氯氟烃破坏臭氧层,通过散发15万份印有氯氟烃产品的传单形式倡议消费者抵制含有此物质的产品。随着环境运动的广泛开展,绿色消费主义理念逐步变更为有效和理性的行动。80年代后期,英国出版了《绿色消费指南》。绿色消费理念开始被消费者接受。1992年,绿色消费主义通过政府口径正式发出。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题为《发动一场环境革命》的演说,提出要与严重损害环境的旧文明决裂,寻求一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之路,其根本特点是改革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其所指涉的内涵是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建立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美丽运动(Green beauty)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环保运动和社会思潮。起源于欧洲,由天然有机化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斯(Alfred Weiss)及其团队发起。旨在推动化妆品的绿色革命,“绿色美丽”最早是魏斯及其科研团队在学术攻关时的口号。由于魏斯等人是欧洲青年绿党联盟的成员,其致力于美容环保的努力逐渐被纳入了绿盟的项目,之后“绿色美丽”便正式成为绿盟的子项目之一,成为绿盟反对核扩散,反对捕鲸,反对动物实验等一系列环保活动之一。与极端环保主义者不同,“绿色美丽”的倡导者否定了极端生态优先的做法,其主张“既要美丽更要健康”,认为“绿色即美丽”,“只有绿色才有真正的美丽和健康”,“绿色美丽”运动致力于寻找美丽与健康,美丽与环保的最佳平衡点。他们提出了“大环保”的概念,将化妆品纳入了环保体系,认为环保是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他们提出了生态是健康和美的前提,健康可以彰显美,美可以促进健康,美是生态与健康的最高体现。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1970年,国家环保局重新整编,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府管理实体之一;它不仅是国家重大的环境保护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者,而且负有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责任。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了环境管理的机构。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连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施了环境立法的地方,“空气和水都比20年前清洁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减少了,树木在1995年比1885年多了。”1992年,美国已有大约1万多个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从1965年的50万人增至1990年的720万人。如荒野学会,1979年的会员人数为4.8万,到1995年时达到60万;奥杜邦协会在1975年时有会员32万,到1990年时达到60万。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而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了。根据1990年的民意测验,有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有4/5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见,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日见浓厚。[13]

1971年,加拿大戴维、麦格塔格特发起成立国际性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以非暴力抗议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1981年。世界上最早的“绿党”在瑞典诞生,它宣称“不依附于任何集团”,其任务是对现存的环境破坏全面出击。此外,匈牙利、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绿党”,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维护绿色环境。美国绿党的口号是“我们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了这个地球”。美国纽约市是最早将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视为犯罪,并以法惩戒的城市。为此,他们还建立了一支特警部队——绿色环保警察。1982年,绿色大学在意大利成立,设置有生态平衡、替代能源、自然医疗、废料处理、环境保护等课程,因此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也颇受欢迎。绿色政治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绿党。绿党是西欧当代政治格局中具有鲜明个性和富有政治影响力的新型政党。早在1985年就有人估计,大约有1000万西欧人属于一个或多个环保团体,而参加地方环境运动活动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三倍以上。有了这种强大的人气作为基础,环境运动组织纷纷联合并参加欧洲各国的地方竞选,积极参加地方和全国选举,联合之后的环境运动组织也纷纷改名或被视为绿党,他们成为1980年以来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芬兰的“绿色联盟”于1995年进入内阁,开创了欧洲绿党参政的先例;之后,1998年德国绿党加入与社民党的联合执政,菲舍尔出任了施罗德政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国绿党也于1997年加入执政的中左联合政府,而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竟获得16%的选票,与社会党(17%)相当。20世纪末,欧盟的4个主要成员国中有3个均由绿党籍政治家出任环境部长(德、法、意),并参加欧盟理事会的环境部长会议,左右着欧盟的环境政策。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传播和发展,环境保护不再是少数人的理论和运动,而是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常识。人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和表达自己的环保主张。大量环保性的NGO和网站不断建立,主流媒体也往往不吝篇幅地推出环保专题和专刊。可以说,时至今日,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社会学上的思潮,同时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一种人们行为规范的道德和准则。

【注释】

[1]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4]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553页。

[6]以下数据来自相关的环境保护类网站,http://earthfirst.com、http://env.people.com.cn、http://www.fon.org.cn/index.php,以及《人与自然系列》电子书。

[7]《科技日报》,2011年10月13日。

[8]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第82页。

[9]这方面综述比较多。可参见约翰·博德利:《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周云水、史济存、何小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1]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自然之友通讯》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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