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前言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1]前言

生态环境史的兴起，无疑是历史学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的一个重大发展，是21世纪新史学的一项宏伟事业。就世界范围而言，生态环境史研究由起步至今不过才三十余年，但发展相当迅猛，在国际史坛上已由“边缘”走向“主流”。2000年在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将“环境史的新进展”列为讨论专题之一; 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更将“历史上的人和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列为会议的第一个主题，与会学者专门讨论了“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Eco-history: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自然灾害及其应对”(Natural Disaster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dealtwith)和“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图像”(Natur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 Image of Humankind)等三个重要方面的问题^[2]。

中国环境史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最近两年以来，谈论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史学界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不过，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然相当“分散”、“零碎”和“不成系统”，与西方相比，整体水平已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我们看来，它存在着三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学理探讨严重缺失;二是学术架构尚未建立，学科定位不明确;三是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学者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少沟通。由于这些原因，相关研究至今仍然逡巡于不同学科的夹缝之中，作为一种专门学术或者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分支，还很不成熟。

尽管如此，学人对这一新兴学术的期望却越来越高。最初的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针对当前环境问题而进行的抚今追昔式的探讨，具有明确的问题针对性和现实批判色彩。人们相信: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反省过去的失误，了解当代各种环境难题的来龙去脉，为今天和未来提供警示。随后，人们发现:环境历史问题错综复杂，其中有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环境史是一片非常值得垦辟和持续耕耘的学术荒园，可以成为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等相并列的一种专门史;眼下，人们对环境史又作了更高的估量，认为“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3]。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环境史将使历史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历史的图像将因此而被全面重绘，历史叙事也将变得更加整体、综合和宏大。然而，要想这些期望得到真正实现，还需众多学人携手努力，共同进行艰苦的探索。

为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根据国际学术发展趋势，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海内外众多师友汇聚南开园，于2005年8月17—19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因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亚洲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多家著名学术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德、荷、美、日、韩等国的70多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环境史研究者的第一次大型学术聚会，与会学人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了中国生态环境史上的众多问题，就中国环境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原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同志，以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的身份专门向大会作了书面发言，就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史研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这里呈献给广大读者的，是本次南开会议部分论文的结集。与会师友所贡献的近60篇论文中，有些已由作者自行发表，有的则已经或即将由我们刊发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专栏，本集一般不予重复收录。还有部分论文，虽然也提出了不少金玉之论，却因我们的财力有限未被收入。尚祈有关师友宽宥谅解!对于所收入的论文，我们除作些编辑方面的技术处理之外，一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改动。

将众多学人的论文汇编成论文集，编辑者通常应在《前言》中对文章及其作者的学术贡献予以简要介绍。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不仅要求《前言》的作者具有明晰透彻的学术洞见，而且具备高屋建瓴的把握能力。我们并不具备这些能力，因此不打算这样做，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对读者造成误导———与本书有缘者，自然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了解本书的内容，对各篇论文的精彩之处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结合向诸位参会师友学习的心得，就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现状及今后需要开展的工作，说几句也许不算很多余的话，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生态环境史仍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术。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这一研究至今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还很不成熟，二是因为目前从事相关研究的基本上是青年学者(参加南开会议的即以年青学者居多，正反映了这个事实)。然而，正因为年轻，这一新兴学术显得朝气蓬勃，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自1993年“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召开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研究群体明显壮大，研究课题不断增多。提交给南开会议的论文，涉及历史上的土地垦殖、农作结构、游牧生产、城镇发展、水资源和水利建设、山林薮泽、野生动物、灾害、疾病、饥荒、公共卫生，乃至诗歌、绘画、民俗节日、饮食、丧葬风俗等等与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关系，论题范围明显超过了十多年前的香港会议(当然，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反映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正朝着历史的宏阔与纵深不断推进。

与此相应，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亦趋多元化。从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来看，除生态学、农学、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之外，还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传播学、地质学、森林学、地貌学、水文学、气象学、灾害学、生物学、医药和公共卫生学等众多学科的专门知识和理论方法。一些学者对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如微生物学、流行病和传染病学知识)的运用相当专业;有的甚至运用现代卫星遥感技术手段进行历史信息处理和资料分析;文献发掘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技术路线，不少论文正是文献考订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这些情况反映:中国环境史研究正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其作为多学科研究者交流、对话与合作“实验场”的特点明显地显露出来。

与起步之初相比，学人对中国环境历史问题的观察角度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有的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方面入手，探讨历史上的自然观念、灾害饥荒、丧葬节日风俗等等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的从社会心理、公共舆论等方面入手考察典型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疾疫;有的则从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运行入手，考察国家和地方社会对环境资源的管理控制……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环境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关照正在加强，另一方面体现了这一新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牵连和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同时也显示年轻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群体具有非凡的思想锐力和多维探索的精神。

正如与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但作为一种“专门之学”还很不成熟，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

其一是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不断增强问题意识，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已经开展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亦需进一步深入。莅临南开会议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刘翠溶教授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综揽全局，特别提出了“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之运用”等10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她的提示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环境历史的时间纵深和空间宏阔难以度量，环境问题具有广泛的辐射性和渗透性，因此环境史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开拓的广阔领域，相信今后还会有许多具体课题被提出。

其二是急需加强对环境史的学理探讨，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学体系的构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需要通过大量具体探讨积累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一点无需多言。但是，开展对环境史学科架构和理论方法的探讨，对于提升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摆脱目前分散、零碎的现状，都是十分必要的。迄今为止，仍然很少有学者积极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种情况，与近一个时期中国史学界崇尚实证研究、轻视理论探索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是分别从不同学科专业出发介入这个领域的，首先关注的是与自己专业联系密切的那些问题，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多途分进的局面，也导致学者缺乏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的强烈意识。现行教育体制导致中国学者过分地局限于某个狭小的专业，环境史研究所需要的多学科理论知识储备明显不足，也制约了学者对环境史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和学科架构的设计。在这些方面，年轻的中国环境史学者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其三是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亟待加强。如上所言，迄今为止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是由不同学术背景和学科领域的学者分头进行，彼此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彼此关照明显不足，致使这一研究至今仍游荡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地带，尚不足以构成一种“专门之学”。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通过一定的学术组织建设，包括成立专门学术团体、开办学术网站、出版交流专刊等等，建立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此外，环境史研究者还必须进一步主动加强与其他专门领域，特别是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对话，积极关注和参与主流史学中的重大问题讨论。唯有如此，环境史才能更好地显示出自身的独特价值，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

其四是急需加强环境史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持续发展，需要有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近十多年来，参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学术力量不断增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另一个情况也不能不特别引起重视:目前的研究队伍并不稳定，涉足这个领域的学者分别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专业背景不同，学术志趣各异，其中不少人只是将环境史当作自己的“副业”或者只是出于临时兴趣，真正将环境史作为主攻方向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的人并不很多。这种状况对中国环境史学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对环境史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的历史院系相继开设了环境史课程，有的且已开始招收环境史方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定出完整的培养方案，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编制合理的课程体系，准备充足的教学材料，形成一套适宜的专业训练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列出一个招生方向就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环境史这类典型的跨学科领域，硕士和博士生培养殊为不易，有大量具体工作尚待开展。在目前情况下，必须积极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国内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以便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中国环境史研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探索，前路漫漫，满途荆棘，构建中国环境史学体系，如同建筑一座高楼大厦。中国环境史学者需要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携手合作的精神，需要从许多非常具体细致的方面着手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先哲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如今，中国环境史研究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它的未来发展仍有赖于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

【注释】

[1]该书为2005年南开大学主办“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2]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可参见姜芃等:《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见本集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