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的社会—生态史意义_—从几位前辈学者的争论谈起

时间:2020-01-29  栏目: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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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的社会—生态史意义———从几位前辈学者的争论谈起

陶渊明《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以质朴的语言、迷离的情节,描绘了一个民风古朴、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是由避乱的百姓所建立的,隐藏在某个鲜为人知的僻远大山之中。那里外有溪河、桃林,内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互相劝勉,种菽艺稷,植竹栽桑,养蚕缫织,并饲养鸡、犬等家禽家畜,过着自然恬静的农耕生活;那里没有纪年历法,人们根据草木荣枯把握季节时令,肆力于农耕并获得丰收;那里“秋熟靡王税”,人们自耕自食、自织自衣,生活富足安乐,故而“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人们弃智而不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睦,而且热情而好客;那里与世隔绝,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外部世界改朝换代杳然无闻,也没有受到世外文化变迁的浸染,饮食器具犹用古物,衣裳服饰乃是古制,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朴,与现实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不可否认,《桃花源记》首先是一篇寓意之文,具有特定的隐喻意义。从表面上看,陶渊明将故事的起始推溯到暴乱的嬴秦之世,似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无大关涉,实则通过对“桃花源”的赞美,曲折地表达对现实乱世的厌弃和不满,所以其文与诗既是咏史,亦以刺时。另一方面,该诗与文既感世而作,更是基于作者所持有的“自然主义”的社会观。更明确地说,桃花源的构思与设计具有特定的思想渊源,是老、庄以来“自然主义”社会主张的艺术化发展,也是作者个人一贯思想的形象化显现[1]。通过作者的描绘,我们清楚地看到:桃花源是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名教统治罗网之外的,是一个与现实乱世暴政社会不同,“虽有父子无君臣”[2],却无名分等级尊卑、无“王税”剥削的“自然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居”[3]。在一定的意义上,桃花源与其说是乱世生灵梦幻中的理想国,无宁说是老、庄所歌颂的上古“小国寡民”社会和“至德之世”的翻版。

这种缥缈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之中是很难找到的,但自先秦以来却一直存在于文人士子的精神世界中。世外桃源作为一个想象的异邦,自古一直被不少思想者视为精神、灵魂的休憩地与避难所,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桃花源不仅具有社会史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思想范本”的意义,这是千余年来《桃花源记》为国人所广泛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历代文人诗客多有仿、和之作,寓意寄情于世外桃源而与陶潜的思想相共鸣[4]。因此,无论是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还是后代的仿、和之作,其“寓意”均是毫无疑问的。

正由于《桃花源诗并记》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社会史、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故历来对其进行诠释、考证和研究者甚众,论说纷纭,异见迭出,大抵均侧重考索其故事源流和思想寓意。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发表了一篇题为《桃花源记旁证》的著名论文[5],对晋、宋之际著名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诠释、考论,并特别指出:真实的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其后,唐长孺、劳榦和逯耀东等前辈学者相继撰文,从不同方面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质疑,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豫西崤、函地区的自然风景与《桃花源记》中的描述不相符合[6]。汪荣祖先生则认为:从环境变迁的事实而言,陈寅恪并非持论无据[7]。对于这样一篇文学作品,由文学史解读逐渐转向思想史、社会史诠释,复又延伸到生态环境史的讨论,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笔者不揣浅陋,欲从诸位前辈的争论再做一点引申,聊以自娱自乐而已,实不敢污方家之耳目也。

陈寅恪以高才卓识、奇思妙想,另标新意,努力揭示《桃花源记》所隐含的真实社会历史内容,指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亦是纪实之文。其纪实部分,有关晋末北方坞堡社会存在的真相;真实的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其中的“秦”非指嬴秦,而是指苻秦;其文取材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春、夏间戴延之等随刘裕进兵关中途中的所见所闻。陈寅恪推断“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主要理由有四点:其一,桃花源与晋末丧乱后的北方坞堡之间,在人文、自然环境方面存在着相似特征;其二,古代在弘农、上洛一带本有“桃林”、“桃林塞”、“桃源”等地名;其三,刘裕遣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与皇天原,与《桃花源记》所载刘歆派人寻找桃花源,二事在情节上有相似性;其四,陶渊明与征西将佐雅有交往,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得知了戴延之等人的所闻所见,并以之为素材写下了《桃花源记》。

正如汪荣祖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寅恪之发现‘真’桃源,其妙处在于揭露晋末北方坞堡之存在,而坞堡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为旧史家所忽略。”[8]对于这一点,论者都是充分肯定的,劳榦先生称赞这是“发千载之覆”[9]。的确,陈寅恪从一向被认为是纯文学作品的《桃花源记》中揭发历史,由《桃花源记》论说坞堡这一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具有很大思维跳跃性的独特创见,对中古史的研究理路曾发挥了重要启发作用。自该文发表之后,坞堡问题引起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有大批相关论着相继问世。

但是,论者在肯定陈氏由桃花源论坞堡具有创新性的同时,对其“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的观点则多不予认同。

针对陈寅恪的观点,唐长孺先生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率先发表了不同看法。他指出:《桃花源记》的真正依据,是当时南方流传的武陵蛮族传说和蛮越人民大量入山逃避赋役的事实,而非戴延之等人的见闻;陶渊明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役压迫而不仅是指兵乱;《记》中所描述的那种“虽有父子无君臣”[10]、没有赋役剥削的社会生活,与当时避兵集团的坞保生活是很不相同的。他认为:假如故事不是完全出于虚构,就没有理由把武陵(《记》中明载的桃花源的所在地)移到北方;假如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11]

就社会、人文方面说,唐长孺的意见是有充分道理的:所谓避乱,不全指逃避兵乱,亦指(甚至主要指)逃避徭役。桃花源的居民固然可能是动乱时期难民的后代,亦未尝不可能是为逃避官府赋役压榨而“亡命山泽”的流民的子孙。但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对于古代逃亡流寓的百姓来说,凡可逃离刀兵之灾、或可规避赋役之苦的地方,均可能成为栖身求生的“桃花源”。所以,单就社会、人文方面而言,桃花源在地域上既自可南,亦且可北。问题是,《桃花源记》不但涉及社会人文,而且涉及自然生态。根据《桃花源记》的描述,桃花源的外围与境内有若干特殊的自然景物,指示着那里的自然生态面貌,这就给予我们判断桃花源的地理位置以若干具有限定性的“自然因素”。凡不具备这些景物的地方,就不可能成为桃花源的所在地,即使是虚构的桃花源的所在地,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也应具备相应的自然景物,因此实际上也是不能完全自由指定的。唐长孺对自然方面的问题未作讨论。

继唐氏之后,1969年底,劳榦和逯耀东两位先生相继撰文,也对陈寅恪提出了批评,不赞成将桃花源北移上洛、弘农。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先生在其论说中不仅考察了社会、人文因素,而且特别讨论了自然环境因素,这无疑进一步拓宽了问题探讨的思路。

根据自己在旅行中所亲见的事实,劳榦先生写道:“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是不希望把桃花源放在豫西崤函之际的。这一带在陇海铁路尚未完工以前,我曾经坐骡车往返于西安和观音堂之间,我的印象这一带都是干枯的黄土峡谷,除去灵宝县还有些白杨和枣树以外,没有看到桃花,尤其是一点竹子也没有。‘良田美池桑竹之胜’[12],总觉得放在长江流域,心里才比较合适。诚然在黄河流域,坞堡众多,并不仅一个檀山坞,但就文中风景而言,我是喜欢把它向南搬一下,心里才舒服些。”他还指出:“桃花源记中的名物,桑、竹、蚕、桃、鸡、犬、阡陌,都一一可以在《归田园居》诗中找到。”[13]因此,《桃花源记》应包含了作者自己(在南方)的生活经验。

逯耀东先生一方面肯定《桃花源记旁证》是一篇“才情溢扬”的作品,“读寅恪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们对《桃花源记》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认为陈寅恪将桃花源放在北方的上洛、弘农间是一个偶然偏差,主张将它向南移一下,因为崤函之际“除了黄土的峡谷外,既没有桃花,也没有竹子,似乎无法表现出《桃花源记》脱俗出尘的境界。逯先生推测:陶渊明在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时,曾从南渡的淮南难民那里了解到一些“边荒地区”的社会情形[14],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的素材,可能包含了宋、魏对峙时期淮南百姓的生活情景,而《记》中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在淮南一带是存在的。

归纳起来,劳、逯二位先生的观点是:桃花源应在南方的某个地方,而不当在北方崤函之际的弘农、上洛一带,因为《桃花源记》中有桃、竹、美池等自然景物,而崤函地区没有这些景物。换句话说,那里不具备桃花源那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针对两位先生的批评,汪荣祖先生在《史家陈寅恪传》中为传主的观点作了一些辩护。他认为:劳榦“忽略了‘自然’和‘人文’在历史上可能的变化”,自然环境可因自然和人力作用发生改变,“寅恪把桃源北移,从历史眼光来看,还是站得住的”。陈寅恪到底是否有偏差,值得进一步研讨[15]。汪先生的观点实际上包括这样一层意思,即应以发展、变化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自然环境。可惜的是,由于该书的性质所限,对晋、宋时代崤、函地区的自然面貌是否符合《桃花源记》的描述,他未能展开详细论证。笔者愿意在此稍作补充。

首先必须说明,笔者并不倾向于赞同或者否定陈寅恪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真实之桃花源”是否存在,以及它是否“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但另一方面,若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来审视有关争论,笔者就不得不指出:劳、逯二位先生对陈寅恪的批评,没有充分考虑到一千多年来自然生态环境所发生的显著变迁。现代崤、函地区的自然景象与《桃花源记》的描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并不代表晋、宋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现代崤、函地区的自然生态面貌与《桃花源记》的描绘不相符合,未必可以成为否定陈氏之说的一个理由,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毕竟存在于一千六百年以前,而自此以来当地的生态环境可能发生了巨大改变。要从自然景物入手否定或者肯定陈氏的观点,首先要弄清晋、宋时代当地是否具备上述的自然生态面貌。

《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所提到的自然景物,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指示了桃花源所处的生态环境。在其《记》和《诗》中,作者共提到了桃、竹、桑、菽和粟等5种植物,其中的桃林和竹子最具有生态标志性。桃花源外的溪流旁有一片面积相当大的野生桃林,而竹子在《记》和《诗》中各有一处提及。至于动物,除家养的鸡和犬之外,作者还暗示附近溪流中有相当丰富的鱼类,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缘溪捕鱼时才偶然发现桃花源的。文中提到:当地有较大的溪流,渔者是在晚春、初夏时节(文中“落英缤纷”之语反映了其时节是在晚春或初夏)划着小船来到此地的,可见即使是在这样的季节,溪中的水流也颇为不小[16]。此外,源中还有美池。据此推断,桃花源一带应具有相当良好的水资源环境。归纳起来,桃花源的自然景象是:晚春初夏时节,桃林落英缤纷,桑竹摇曳垂荫,溪流水丰多鱼,美池风景宜人。这确实不能不令人首先想到南方的山水风光,与现代豫西崤、函之际的自然景象则很难联系到一起,人们更愿意将桃花源设想在南方是很自然的。

但是,认真翻检史书,笔者惊讶地发现:崤、函及其所在的豫西地区,在中古时期曾是有桃有竹,河流池泽颇多,与《桃花源记》的描述并无不符!现代崤、函地区满目干枯黄土峡谷、植被稀疏的景象,并非当地生态环境的本来面貌,而是经过长期破坏后的结果!

兹援引史料略加证明。

1.桃林和竹林

先说桃林。就其生物特性来说,桃树是适宜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长的。事实上,这一地区是中国桃子的原产地和栽培桃树的起源地,而且自古以来都是桃子的主要产区。据北魏郭义恭《广志》和贾思勰《齐民要术》等文献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桃子乃是北方地区的主要果品之一[17]。虽然当时的气候正处于一个寒冷期,冬季气温略低于现代[18],但对桃树栽培并未产生严重影响。

不过,《桃花源记》中记载的是一片野桃林而非人工经营的桃园。其文称:(武陵人)“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可见,这是一片面积相当不小的野桃纯种林。桃子既为北方的原产果树,栽培桃树是上古农民从野生桃树中驯化而来的,所以古代北方地区有野生的桃林分布是很自然的。非常凑巧的是,历史文献关于古代野生桃林的最早最系统记载,正在本文所讨论的地区范围内。

我们所见到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19]。该书卷五《中山经》称:“夸父之山[20]……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因这一带曾分布有广袤的野桃林,所以古代这里的一些地方长期以“桃”命名。先秦时期,这里有著名的“桃林塞”,据传武王伐纣时,曾在这里休整牧牛。郭璞《山海经传·中山经第五》称:“桃林,今弘农湖县、阙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山牛也。”[21]清人毕沅认为:此即著名的“夸父逐日”神话传说中夸父弃杖所化之“邓林”,其称:“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22]秦代和唐代都曾在这里设立桃林县。大约受到《桃花源记》的影响,后来的地名又有称“桃源”者。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23]《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曾在此建“桃源宫”[24]。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是广员三百里”的野桃林可能遭到了一定破坏,但理应仍有部分存留。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直接史料证明当时仍有大片野桃林存在,但可以举证一条相似的记载。《太平御览》引《嵩高山记》说:“嵩高山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而杏不尽。”[25]由此可知,在魏、晋动乱之际,也有不少百姓逃入嵩高山(即嵩山)中,避难百姓因粮食缺乏,不得不采摘山中盛产的杏子为食。这里的大片杏林显然不是人工栽种的,而是野生的。杏子与桃子属于同科植物,生物特性相近。崤、函之际距离嵩山不算太远,自然环境也颇相近。依此类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存在成片的野桃林是极有可能的。

接下来再谈竹子。众所周知,竹子盛产于南土,北方较少。但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曾有过有大片自然分布的竹林,自然分布的北界曾经可达长城以北的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部,约北纬39.6度左右)[26]。古代北方有两个最著名的竹产区:一是关中渭河两岸,其地竹林广袤,“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7]。汉、晋、唐、宋、金等朝代均曾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当地竹林;二是黄河以北、距崤函不远的卫、漳、沁诸水流域,亦曾是竹林广袤。《诗经·卫风·淇澳》曾以“渌竹猗猗”描述淇水(卫水支流)一带的竹林,在汉代,这里的竹子多被采伐作箭竿之用,汉武帝时甚至大量采以堵塞黄河瓠子口的决口[28]。至西晋时期,左思《魏都赋》仍称赞淇、洹之笋。但由于采伐过度,郦道元的《水经注》已称:“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虽然此时淇园竹林已不复存在,但离此不远的沁河沿岸,仍是“沿流上下,步径裁通,小竹细笋,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奇为翳荟也”[29],可见其时这一地区的竹林资源仍相当丰富。晋南中条山上的竹林也曾相当丰富,古代诗文多有记颂[30]

豫西的崤、函及其附近地区是否存在竹林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自先秦至魏晋北朝时期,文献都反复提到秦岭以东以北、豫陕之间的山川中分布有竹子。例如《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记载:“(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阳多箭篃。”又说:“(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卷五《中山经》又称:“(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又说:“(夸父之山)其木多棕楠,多竹箭。”自汉、魏至唐、宋有不少文献提到宜阳县金门山的竹子可以作律管[31]。洛阳以南的陆浑山(方山)也“尤好竹木泉石”[32]。《水经注》也提到今河南嵩县南的太和山“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荫”[33]。可见古代竹子在这个地区曾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

2.河流和池泽

古今变化更大的是这一地区的水环境。

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现今豫西一带的水资源也非常缺乏,虽然这里年均降水量并不算太少,但除了夏、秋之交的雨季之外,当地水源很少,确如劳榦先生所说:到处是干枯的黄土峡谷,很难见到美池。晋、宋时期当地是否如《桃花源记》描述的那样有美池胜景、溪流水丰,可有渔翁划着小船在溪流之中以捕鱼为生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史料证实:中古时期北方的水环境还是相当良好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众多河流的径流量仍然相当之大、汛期也比较长,可以通行包括漕船和兵船在内的较大舟船,水上航运事业较为发达[34];二是古代这一地区湖、陂、沼、泽众多,直到中古时期,仍有许多大、小湖沼尚未淤废[35]。河湖之中水产资源丰富,不少百姓以捕鱼为生[36]。豫西地处黄土高原东南侧,地势较高,地形多山,河、湖之众虽不及于黄河下游,但彼时当地的水环境远比现代优越则是毋庸置疑的,文献记载充分了证明这一点。

先说河流。豫西地区北临黄河,其内则有伊、洛等较大河流穿过,汝河也发源于此,分别都有一些支流之水注入。现今这些河流,除雨季汛期之外,水量均相当之小,许多小支流更是时常枯竭断流。但中古时期的情况不是如此。

郦道元《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关于河川地理空前绝后的著作,记载全国各地河流情况甚详,其成书年代距晋、宋之际很近,最值得引以为证。笔者对该书所载的本区河流进行了统计,除单独立目作注的黄河、洛水、伊水、瀍水、涧水、榖水、甘水、丹水等等之外,上述诸河流的大、小支流称为水、溪、涧、渎、津者,不下于160条。其中卷四《河水》四共记潼关以下、孟津以上,由南岸注入黄河的支流31条;卷十五《洛水》共记支流71条;同卷《伊水》记有支流32条;卷十六《榖水》记支流12条;此外,汝水上游(流经豫西地区)的支流也有数十条。可见当时该地区的大、小河流数量众多,枝蔓稠密,是为水源较为丰富、水系发育良好之证。

至于这些河流的流量大小,《水经注》等文献在字里行间多有反映,不便一一引述,下面的两段文字应可说明问题。《水经注》卷十五《洛水》记载说:“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又,《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戴延之《西征记》曰:“檀山凡去洛阳,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男女老幼未尝见舡,既闻晋使溯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顾笑。”此事发生在义熙十三年(417年)四月,当地河流仍处于枯水期,受命探寻行军水道的戴、虞等人,却乘舟溯流上行数百里,到达檀山坞、皇天原,虽然他们所乘之舟可能并不很大,但即使乘坐的是小船,洛水中上游若无相当大的流量,这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枯水期的洛河中也是不能想象的。由洛河的情形或可推知其他河流的一般情况。我们肯定:当时这一地区的河流水源远比当今丰富,如洛水之类的较大河流,即使在枯水季节也具有可供船只通行的流量。

如果进一步推论,我们还可肯定:当时这一地区的森林植被状况应该相当之好,因为只有在森林茂密、水源涵蓄机能良好的情况下,方能发育数量较多、水量较大的河流,并且持续保证河流的水源供给。如果没有森林这种绿色水库的涵蓄作用,雨季降水旋下旋泻,不能在山区作较长时间的滞留,导致山洪暴发和严重的水土流失,待雨过天晴之后,附近河流又很快枯浅甚至完全断流。由于篇幅关系,兹不具论。

以下再谈池泽。由于本区以山地为主,泽池一向不如黄淮平原众多。但据《水经注》记载,魏晋北朝时期这里仍有不少较大的渚、陂、泽、池。如上洛县有鸿胪围池[37];洛水沿岸的宜阳县有渑池、傅山大陂,偃师之南有蒲陂[38];伊水途经的陆浑县有“陂方十里,佳饶鱼苇”的禅渚(即慎望陂);瀍水源出梓泽[39];榖水下游、洛阳城东则有鸿池陂[40];汝水上游梁县、新城县之间则有面积广大的广成泽[41],唐人李吉甫仍称该泽“周回一百里”[42],诸如此类。《水经注》的记载是以河流为主,对那些不很著名的泽、池恐怕多有未载,比如灵宝县的稠桑泽,此书未载,但却见于《元和郡县图志》[43],这类情况也许还有一些。在整体水资源环境相当良好的情况下,山间谷地和原阜平旷之处存在潴水泽池,是不值得奇怪的。

众多的河流和池泽,给鱼类提供了栖息条件。自《山海经》以后,文献中都有一些关于当地鱼类的记载。如《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载禺水、招水“多蚌鱼”;丹水“多人鱼”;卷五《中山经》载橐水“多修辟之鱼”;来需之水“多鱼”;合水“多鱼”,等等。伊水、洛水一向以多产鲂鱼、鲤鱼而著称,文献多有记载。晋代郭璞说:“鲂,今伊、洛、济、颍鲂鱼也,广而薄脆,甜而少肉,细鳞,鱼之美者也。”[44]北朝时期当地民间流传的俗语说:“伊洛鲤鲂(或作伊鲤洛鲂),贵于牛羊。”又说:“伊洛鲂鲤,天下最美;洛口黄鱼,天下不如。”[45]可见古代当地的鱼类资源仍较为可观,一些百姓为补苴生计之不足,像《桃花源记》中的渔翁那样以捕鱼为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3.坞、原和源最后附带谈谈晋宋之际这一地区的坞和原及其自然环境特征。陈寅恪的文章力证中原坞堡的普遍存在及其与桃花源的关系。诚如陈氏所言,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百姓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之地,必在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处,又“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所以这样的地方必是附近侧有水源、可事农耕生产的山谷或原阜。他推论,桃花源乃是具备这种自然环境特征的北方坞堡社会之一。

尽管有论者对陈氏的这一推论亦不予赞同,但据《水经注》记载:其时豫西地区以“坞”命名的地方确实颇为不少,除陈氏所举的檀山坞外,洛水所经之地,宜阳有金门坞、一全坞、云中坞;偃师有合水坞;少室山附近有零星坞、百谷坞(柏谷坞);巩县一带有白马坞、袁公坞、盘谷坞[46];伊水所经的梁县亦有范坞、杨志坞[47],等等。此外,与坞相类而以“聚”、“固”等命名的地方也有多例。这些以坞、聚、固命名的地方,大抵是倚奇险、造庳城、筑垒障,而且多在水涧环绕的原阜之上。如一全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一全之名,起于是矣”;云中坞,“左上迢遰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故坞受其名”;袁术固,“四周绝涧,迢递百仞,广四五里,有一水,渊而不流……”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西南”;百谷坞,《注》引戴延之《西征记》曰:“坞在川南,因原为坞,高一十余丈,刘武王西入长安,舟师所保也”;杨志坞亦有伊水的支流———大戟水在东、南、北三面环绕。尽管这些障垒并非都是晋末流民的聚保据点,桃花源也未必真的是某个坞堡社会,但当地存在不少的“坞”,并且有过坞堡组织却是无可置疑的。

假如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果为晋、宋时代的某个坞堡社会,并且位于豫西崤、函之际的弘农或上洛,我们根据以上史料所示之“坞”与“原”的密切关系,甚至不妨推测:所谓“源”者,或即“原”也。而“桃原”之名,已见于郭缘生的《述征记》,《水经注》卷四《河水》四引其文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若果真如此,易“原”为“源”,岂非陈氏所言“文士寓言,故作狡狯”之又一例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

综合以上所述的情况,笔者认为:陈寅恪“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的论断确实令人生疑,但其之所以令人生疑,主要由于社会史料证据尚嫌不足,与生态环境史实则并无冲突,故而现代崤、函地区的自然景象与《桃花源记》的描述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亦不能成为否定陈氏观点的证据。因为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包括崤、函在内的豫西地区确曾具有《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有桃、有竹、有溪流和美池的良好生态环境;崖壁峻峭险绝、溪涧水流环绕的山间原阜之上,曾有过众多坞、聚、固之类据险而守的生活聚落。只是在经历了16个世纪的变迁之后,当地森林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并由此导致溪流枯竭,泽池湮废。进入20世纪以后,在许多地方,极目所见,若非童山秃岭,即是干枯峡谷,生态环境已经远非昔时的面貌,以致论者诵读《桃花源记》,必欲将桃花源设想于南方山水之间方觉合情合理,亦可叹也!当我们今天重读《桃花源记》之时,遥思昔时桃源胜境,慨叹青山不再,绿水无存,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载《中国文化与环境》第一辑(2010年)〕

【注释】

[1]关于陶渊明的社会思想倾向及其渊源,各类相关论著甚多述及,请特别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0~205页。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451王安石《桃源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册,第6503页。

[3]《庄子·胠箧》。(www.guayunfan.com)

[4]自唐宋以来,历代诗人多有题咏仿作,如王维、刘禹锡、王安石皆有《桃源行》,韩愈有《桃源图》诗,苏轼则有《和桃源诗》等,不能尽举。

[5]原刊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兹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8~179页。

[6]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第163~174页;劳榦:《桃花源记偶记》,载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1月13、14日;逯耀东:《何处是桃源?》,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2月18、19日。

[7]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无出版年,据作者“再版题记”,当为1984年出版),第167页。

[8]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67页。

[9]劳榦:《桃花源记偶记》,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1月13、14日。

[10]王安石:《桃源行》,引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45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册,第6503页。

[11]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出版社1959年。

[12]笔者按:劳氏原文如此,“胜”字,诸家版本均作“属”。

[13]劳榦:《桃花源记偶记》,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1月13、14日。

[14]逯耀东:《何处是桃源?》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2月18、19日。逯先生所谓的“边荒地区”,指的是淮南一带。其时淮南为南北政权军事对峙地带,人口很少,没有稳定的政权统治,不少地方处于南北政权均不实际管辖的状态。

[15]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68~169页。

[16]如所周知,春夏之交的北方正值干旱少雨季节,河流也处于枯水期,现今这一地区的许多河流在春、夏之交往往完全干枯,无复水流。桃花源附近的情况与今天豫西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17]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

[1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9]本文所引该书文字,均出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0]笔者按:夸父之山,古又名秦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南。

[21]郭璞:《山海经传》,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南宋刻本。按:阙,他书记载均作阌。

[22]毕沅:《海外北经第八》,光绪三年(1877年)印毕氏灵岩山馆校刻本《山海经》第三册。按:《水经注》卷4《河水四》说:“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里。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见郦道元:《水经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据此,则“桃林塞”即在夸父山中,或可证明毕氏之说。

[2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虢州阌乡县”。中华书局1983年贺次君点校本。

[24]《新唐书》卷38《地理志》“陕州灵宝县”,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25](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968《果部五》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

[26]文焕然:《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之北界》,收入氏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27]《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28]《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29]《水经注》卷9《淇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

[30]文焕然:《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之北界》,收入氏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31]《太平御览》卷871引杨泉《物理论》曰:“宜阳县金门山竹为律管。”卷42《地部七》引阮籍《宜阳记》曰:“金山之竹,堪为笙管。”《通典》卷177《州郡七》:福昌县“有金门山,其竹可为律管”。

[32]《太平御览》卷42《地部七》引《水经》。按:今本《水经注》无此文。

[33]该书卷21《汝水》。

[34]拙文:《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内河航运与军事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35]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5~174页;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55页。

[36]拙文:《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已收入本书)。

[37]该书卷4《河水四》。

[38]该书卷15《洛水》。

[39]该书卷15《瀍水》。

[40]该书卷16《榖水》。

[41]该书卷16《伊水》。

[42]《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

[43]该书卷6《河南道二》“陕州灵宝县”说:“稠桑泽,在县西十里。”

[44]《太平御览》卷937《鳞介部九》引《诗疏义》。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

[45]《太平御览》卷937《鳞介部八》引《河洛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范祥雍校注本。

[46]该书卷15《洛水》。

[47]该书卷16《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