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北灌溉水利—水稻种植—盐碱治理关系探讨
关于古代华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发展，学者已经作过大量的研究。关于当地的水稻生产，也有多位学者曾进行过专门的探讨[1]。值得注意的是，张芳、李增高等人注意到当地水稻生产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关系，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实，不仅此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它们与盐碱治理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至今尚未见有学者予以专论。若不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讨论，我们对于古代华北农业开发历程、水利建设性质和水稻生产兴衰，都难以获得清晰的认识，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亦难得周全。有鉴于此，本文特意在分别考察诸个方面具体情况的同时，将三者连贯起来，以揭示强调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关性。
一中古华北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
自进入农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水土环境改造日益加深。这种改造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自觉的改造，主要是伐林除草、垦山围湖、开辟农田，导致水土环境改变，包括水土流失和水源蓄潴能力下降等，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后果;二是自觉的改造，即为了饮用、灌溉、运输和防备水患等同的兴建引水与御水工程，通常所说的水利主要指后者。
就华北水利史而言，历史上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目标主要有三:一是导引水源以资灌溉，二是疏凿河道以通漕运，三是筑堤浚河以防水患。当然，在人口众多的地区(特别是城市)，供给日常用水和给观赏园池补给水源，亦是修建引水和蓄水工程的重要目的。但是在中古时代，这仅限于长安、洛阳和邺城等都城。为了灌溉、漕运和防御水患而兴建水利工程，则于近两千余年以来的任一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业。
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地域差异以及时代变化，古代社会所面临的水资源问题和水利建设重点常常有所不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自东汉后期迄止唐代，黄河相对安流，河患较少，未像其他时代那样造成全局性的巨大灾害，因此围绕黄河而开展的治水活动较少，见于文献记载的几项活动都是由州县官员临时主持开展的，工程规模和使用人力、财力，与两汉时代相比可谓很小，同后代相比更是难以相提并论。然而另一方面，自曹魏开始至于隋唐，为了发展灌溉和水运而开凿河渠可谓不遗余力，其历史成就不仅令两汉瞠乎其后，就是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亦恐有所不及。这种反差正显示出中古华北水利事业的时代特点，其所反映的生态—经济—社会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实有从更广阔的视野加以深入揭示之必要。
总体来说，中古华北与农田灌溉有关的水利工程建设，与两汉相比不稍逊色，特别是唐朝前期(“安史之乱”以前)，农田水利事业相当兴旺，不逊于两汉。大体来说，中古时期这一地区的灌溉水利建设，在关中、河东、河内以及黄淮之间多凭旧迹而有所增加，河北地区则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了论述方便，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援引史料分区略作介绍。
1．关中及其以西以北地区
战国后期，秦凿郑国渠，关中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因以肇端。西汉时期，关中仍为京畿之地，水利建设成就更加卓著，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相继开凿，形成了庞大的灌溉渠网，关中因而“灌浸相通”，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农耕区域，史称“黍稷之饶，亩号一钟”[2]。然而自东汉迁都洛阳之后，关中水利所受到的重视不复如前，此后又经长期战乱，水利工程几乎全部废毁。
魏晋北朝至隋朝时期，不同政权对关中地区的水利设施均曾先后有些整修之举，试图有所恢复。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3]。前秦时期，“(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4]。北魏统一北方、社会初转安定之后，朝廷对西北水利事业也较重视，皇帝曾专门下诏要求“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5]。这个诏令可能得到了一定的遵行，一些水利工程相继建设，规模较大的一项是刁雍在富平凿渠引沮漆水灌溉。《魏书》本传引雍奏称:当地原本有引水灌溉工程，后因源头河水下切严重，渠道则因泥沙淤积不断抬高，致使河、渠地势高下悬殊，“计昔为之，(渠)高于(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昔日渠道已经无法引水。因此刁雍组织另凿新渠，同时高筑堰堤，“……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使“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6]想来这一工程灌溉面积相当之广，功效不小。至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渠堰废毁，乃命(贺兰)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功用既毕，民获其利”。可能是在刁雍的基础上再次重修[7]。北周武帝时又曾在同州重开龙首渠[8]。隋朝定都关中，对当地水利自然颇为重视，隋文帝初年即曾“开渠，引杜阳水于三畴原”[9]。此外，见于《隋书》记载的，尚有武功永丰渠、普济渠，泾阳茂农渠，华阴白渠，等等[10]。但是隋朝国祚短促，水利事业尚未真正展开即告覆亡。因此，自东汉至隋朝关中的水利事业总体来说并不兴旺。
唐朝前期，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重新振兴。此一时期，除了不断整修和增凿漕渠以便漕运、凿渠引水运送木材薪炭和注水入城以供生活所需之外，也大力整修旧渠和凿筑新的堰、渠以利农田灌溉。白渠是唐代关中灌溉渠系的主体，在郑国渠已经丧失灌溉功能的情况下，唐朝为了保证当地农业生产用水需要，对白渠进行扩修，在原白渠的基础上增凿了两条干渠，形成由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三条引水渠道组成的三白渠灌溉系统，与秦汉时期由郑、白二渠构成的关中渠系相比，虽然灌溉面积仍恐有所不及，却是关中农业生产特别水稻种植的命脉所系。此外还有升原渠，宋敏求《长安志》称:“升原渠在(兴平)县南一十五里。……其原出汧水，自凤翔———虢县城西北原流至武亭，河流数里，西南至六门堰东，成国渠河流，西南出县界……以其升原而流，故名之。”[11]这是一条功兼漕运和灌溉的大型水渠，对关中西部的农田灌溉意义重大。在关中平原东部，则有唐玄宗时期由同州刺史姜师度主持兴建的引雒堰黄灌溉工程。史载:师度“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工程规模及功效均颇为可观[12]。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规模较小的引水灌溉工程，例如郑县“西南二十三里有利俗渠，引乔谷水;东南十五里有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皆开元四年(716年)诏陕州刺史姜师度疏故渠，又立堤以捍水害”;虢县东北十里有高泉渠;回乐县“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陕县有南、北利人渠和广济渠;宝历元年(825年)，高陵令刘仁师改修旧渠，开刘公渠，筑彭城堰，等等[13]。唐代关中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在各大水渠上大量设堰，其中有的是固堰，更多的则是斗门堰(亦称洪堰)。它们一方面用于拦截河水和提高入渠水位，以保证渠水供给，另一方面亦用于调节用水，分流渠水进入支渠和农田，渠系设施更加完整和科学[14]。
不仅关中的水利工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关中以西、以北地区也有不少工程始见于文献记载。例如九原有陵阳渠，“建中三年(782 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15]。朔方在贞元七年(791年)开凿了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灵州则有特进渠[16]，因有此渠而“置营田六百顷”。境内又有光禄渠，唐宪宗时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李)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17]。散见于其他记载的还有多处，不一一引述。关中以西、以北的水渠，大抵是与边地屯田相联系的。
2．河东地区
河东在汉、唐两代均为重要农业区，故史志多有转漕河东之粟的记载。不过，河东农田水利建设在汉代成绩不显，较大的一次兴修之举是西汉河东太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水溉皮氏、汾阴，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番系筹算:此工程成功后，可将当地百姓用以种植茭草和放牧的河谷荒地改为灌溉农田，可得农田五千顷，年得谷二百万石以上。他的建议得到汉武帝认可，于是朝廷发士卒数万人作渠田。但数年之后因黄河移徙，引水灌溉未能取得显著成效，耕种者收不偿种，后来乃基本上被废弃，少数可种之田交付于移徙当地的越人耕种，少府稍能获得一些租税收入[18]。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为诸胡杂居之地，经济生产以牧业为重，因此文献亦不载当地兴建大型水利工程。
及至唐朝前期，随着社会安定，更因河东是李唐王朝发迹之地，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都受到较高重视，地方官员相继主持兴建了一批引水灌溉工程。据《新唐书》记载:虞乡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自闻喜引涑水下入临晋，系贞观十七年(643年)刺史薛万彻主持开凿;龙门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组织开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曲沃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永徽元年(650年)县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百余顷;闻喜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仪凤二年(677年)，皇帝下诏引中条山水于南坡下，西流十六里，溉涑水以南田地;文水西北二十里有栅城渠，系贞观三年当地百姓自发兴建的一项工程，该渠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文水西十里有常渠，引文水南流入汾州，武德二年(619年)由汾州刺史萧觊组织开挖;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714年)县令戴谦主持开凿。此外，太原有晋渠，贞观年间长史李因当地水苦不可饮用，主持架汾引晋水入东城，系一项饮用水引流工程[19]。还有一些兴修水利之举，散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例如绛州刺史韦武主持“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环绛而开辟者三千余顷”[20];名将马燧曾“股引汾晋二川，涨为平湖，能顺地泐，以导水势”，附近之地因得灌溉之利[21]。这些工程对河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3．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的水利建设起于战国时代，魏国西门豹渠是久负盛名的大型灌溉工程。西汉时期，这一地区水利建设，除黄河治理工程外少有大举。至东汉时期，河北农业开发力度增强，一些地区相继兴建了若干新的引水灌溉工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方官员主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事迹颇见于文献记载。至唐代前期，河北道乃成为全国诸道中水利工程兴建项数最多的地区，虽然有些是凭旧迹整修、扩建，但有很多是新兴修的工程。
中古时期河北范围内的水利建设，以西南部的河内地区(以邺城为中心)和北部的燕、蓟一带最为显著。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先介绍这两个地区，然后再谈其他地方的情况。
河内位于河北地区的西南部，今属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在汉唐历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区。它地当太行山的东南簏，黄河由其南侧出黄土高原，下落于华北大平原，其内则有沁、丹、漳、淇等水流过，地理环境颇为独特，水利工程兴建也最早，西门豹渠即在这个地区。
曹魏曾都邺城，故对河内地区的水利甚为重视。不过，曹魏最先兴建的是引水通漕工程。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征伐袁尚，在淇水口立堰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漕运。由于某种原因，该项工程曾一度废毁，至北魏时复加重修。其后，曹操又凿渠引漳水入清、洹、白水诸河，并与黄河沟通，形成河渠运输网络。《水经注》称:“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22]虽然该项工程乃为漕运而建，对周围一带的农田灌溉可能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此外，他还在邺西十里之处建筑了漳渠堰，引水入邺城[23]。曹魏时的另一项工程则直接为了灌溉，这就是著名的天井堰。该项工程是在战国时代的漳水十二渠基础上重修而成的，工程形式是:“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24]《邺中记》则称:“当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堰引漳水激邺以富魏之河南。后史起为邺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于魏田数百顷，魏益丰实，後废堰田荒。魏时更修通水并堰，邺城西南漳水十八里中细流东注，邺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25]规模较之战国魏时的漳水十二渠似有增大。十六国时期，由于持续战乱，当地水利工程复遭严重破坏，至魏时期才有所恢复。北魏李阿难曾主持凿导漳水以溉田，故其工程又称阿难渠。不过，到了郦道元写《水经注》时又已成为枯渠[26]。又据《魏书》记载:当时邺城附近有石窦堰，天平年间还决漳水开凿万金渠，后称天平渠[27]。东魏时期曾“发夫五万筑漳滨堰”[28]。北齐时期，高隆之“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硙，并有利于时”[29]。似乎是一个导引漳水以方便邺城一带水力加工的工程。在这一地区的更西部，曹魏时期司马孚曾对沁水下游的一处水利工程进行了改造，主要是将容易朽败的木门堰改造为石堰，使该堰更为牢固，以利堰水灌溉农田[30]。
隋唐时期，该地区的水利建设继续取得了较大发展，除隋炀帝时引沁水入黄河(永济渠工程的一部分)外，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年)开凿高平渠(安阳西二十里)，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有金凤渠(邺县南五里)，引天平渠下流溉田;有万金渠(尧城北四十五里)，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有菊花渠(临漳以南)，自邺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经三十里;菊花渠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阳下入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分别由地方官李景、李仁绰等主持开凿[31]。在怀州，隋时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舄卤，民赖其利”[32]。唐代河阳节使观察使温造曾役工四万，重新开浚古秦渠枋口堰，灌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农田五千余顷[33];肥乡县则有由韦景骏主持兴建的一项御水工程[34]。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河北北部燕、蓟地区的水利建设成就显著，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即有著名的督亢陂，为燕国最为富饶的地方;东汉张湛又在狐奴一带治水种稻。自曹魏开始，至北齐时代，先后有多位地方官员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奠定了当地农业特别是水稻生产发展的基础。据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所立石碑，曹魏时人刘靖组织兴建了一个大型工程，“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工程“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随后皇帝又下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该遏建立后发挥作用达36载，至西晋元康五年夏，因“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刘靖之子刘弘继承父业，命逢恽率领将士2 000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帮助[35]。北魏时期，原本“径五十里”范阳郡督亢渠和“广袤三十里”的戾陵诸皆废毁，致使“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幽州刺史裴延儁主持重修，“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36]上述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良好的灌溉效益。隋唐时代，这一带的水利建设主要是在魏晋北朝的基础上加以整修。但也有少数新修工程，如渔阳有沧州刺史姜师度所开的平虏渠，三河之北12里处有渠河塘，西北60里处有可溉田三千顷的孤山陂，等等，均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37]。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中部以及沿海一带的水利建设。前述两个地区的水利建设均有前代基础，而后两个地区的水利工程则基本上为新建，并且基本上是在唐代前期新建的。由于这一地区河流众多，地势低下，易遭水患，故水利工程兴修乃是凿渠、筑堤、疏河相并重，河渠同时兼有水运之利，相关工程的数量均相当可观。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这些地区的水利工程项目有数十个之多。其中获鹿县有大唐渠、太白渠、礼教渠;信都有葛荣陂、赵照渠;南宫有浊漳堤、通利渠;堂阳也有一渠引巨鹿引水入境并下入南宫县，又有漳水堤;枣强有衡漳右堤;衡水县有羊令渠;平棘县广润陂，“引太白渠以注之”，又有毕泓;宁晋县有新渠，“引洨水入城以溉田”;昭庆县城下有澧水渠“以溉田通漕”;柏乡县有千金渠、万金堰，“以疏积潦”;河间县有长丰渠“自东城、平舒引滹沱东入淇通漕，溉田五百余顷”;莫县有“九十九淀”之水资以灌溉;任丘有通利渠“以泄陂淀……得地二百余顷;清池一带的工程更多，有永济堤(2)、明沟河堤(2)、李彪淀东堤、徒骇河西堤、衡漳堤(2)、浮河堤、阳通河堤、永济北堤等御涝堤坝11项，此外又有两条水渠，并有无棣、阳通二河疏通工程[38]。此外，薛大鼎任沧州刺史时，除疏导无棣河之外，“又疏长芦、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为害”[39]。宇文融还曾“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40]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尽述。
魏晋至唐前期河北水利事业发展，对当地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发展，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河北地区的经济之所以持续发展上升，逐渐超越两汉的水平，在唐代前期更成为全国农业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与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区水环境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4．河南地区
中古时期，河南地区以农田灌溉为目标的水利建设与河北稍显逊色，而漕运河渠开凿与整修则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中古以前，这一地区的水上交通原本即较发达，众多河流互相沟通，形成水上交通网络。春秋后期菏水开挖，连通了淮、泗、济、河;战国初期鸿沟开凿则将淮河中上游诸水连接起来，并与淮、泗、河、济相接，从而黄、淮两大水系实际上渐成一体，成为一个由众多河流组成的庞大水系和水运系统。另一方面，黄、淮两大水系互相联通，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不利影响[41]。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水运进一步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徐淮之间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前线，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曹魏、西晋和北魏均对黄淮之间的运道非常重视。而南方政权组织北伐(如桓温、刘裕北伐)，亦努力使水运航道通畅，故常有决淤塞、通水运之举。隋朝开通大运河，这一地区属通济渠段，是整个工程中最受重视的一部分。在唐代，特别是安史乱后，通济渠更与李氏王朝的生命攸关。因此，疏浚河渠水道，构筑堨堰斗门，以保证水运河渠的通畅，乃成为这一地区水利事业的重中之重。
虽然中古时期这一地区的灌溉工程相对较少，但在某些阶段仍颇有成绩，其中曹魏、西晋两代最为彰显。在东汉时期，这一地区属兖豫之境，农业生产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水利事业也很兴旺，地方官员主持修建了大批陂渠灌溉工程。但由于战乱的摧残，汉魏之际，当地水利废弃、土地荒芜、百姓死徙，社会经济十分凋敝。东汉末年，曹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首先屯田许下，其后又于本地区的各州郡普遍推行，以图发展农业生产，水利事业也渐次展开，其中淮、颍之间的屯田与水利成绩最为显著。其时，有夏侯惇在襄邑，郑浑在萧、相二县兴筑陂堨，发展水稻生产，民赖其利;豫州刺史贾逵亦遏汝水造新陂、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并通运渠二百余里，名贾侯渠[42]。规模最大的，则是邓艾建议和筹划在淮、颍之间兴屯田、治水利之举。曹魏末期，司马懿“……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邓艾认为:当时北方已经稳定，战略重点已转向淮，因此应加强南境的经济建设。他指出:“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他的建议得到司马懿的赞许，于是“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史称:此后“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43]。可见这次大举兴修水利和发展生产的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对西晋平吴、统一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西晋时期，当地造陂堨水种植水稻对下游农业生产造成了某些不良影响，因而受到了杜预的批评[44]，但这毕竟是该区成绩最为可称的一段水利建设史。
自“永嘉之乱”以后迄于隋代，这一地区的灌溉水利事业总体上说相当低落，虽然《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陂塘，表明民间小型水利建设仍在进行，但由政府官员组织兴建的大型灌溉工程则很少，仅有薛胄的事迹稍可称道。《隋书》卷56本传称:“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算是一项不错的工程。直到唐代，这种状况才稍有改观。
唐代的情况，据《新唐书》记载，符离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656—661年)中复修”。北海县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莱芜西北十五里有普济渠;新息有隋故玉梁渠，开元年间(713—741年)县令薛务增浚，“溉田三千余顷”[45]。至于此一时期修凿疏浚的运渠工程，不少兼有灌溉之利，因叙述起来甚为不便，略而不论。
以上为中古华北农田灌溉水利发展的梗概。由于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亦存在差异，同是中古时代的华北，灌溉水利建设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比如，由于黄土高原土壤、植被特点所决定，水土流失和河渠侧蚀均十分严重，关中地区灌溉水利建设的最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由于渠道淤塞、渠床抬高而源水河道却不断下切所导致渠高河低、引水困难;太行山以东及其他山前地带，则需重点解决汛期洪水凶猛而导致的堰闸颇繁隳坏、堤防溃决、渠道崩流问题;在河流交错、地势低下的地区，需灌溉和御涝兼顾、凿渠筑堤并举;河南地区则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更多地设堰遏水和建设陂塘。总体来说，本区西部更多地实行远引水源而分流灌溉，引水渠道一般较长，工程较为复杂，而东部地区则多就地遏水为堰陂，引水渠道一般较短，工程亦较简单。这是由于东西部水资源的丰俭程度以及地形、地势的差异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是对水环境进行有益于农业生产的改造，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农田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同时免受渍涝之害。不同的农作结构和方式，对水利建设有着不同的要求，这也是影响各地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时代，农作结构和方式都存在变化和差异，无疑会影响到水利工程建设功能目标的取向。就以华北地区来说，农作结构自古以种植粟、麦等旱作为主，对农田水利的要求自然与南方水田农业区域不同，但是由于农业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农作结构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不仅粟作和麦作的地位在历史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而且古代当地一直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水稻生产，其在种植业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中古时代是华北水稻种植最为兴旺的一个时期，这与当地华北水环境尚属良好、水资源较为丰富直接相关。令人惊讶的是:当时该地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大多与水稻种植有关，形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彼此联系、互相作用的历史关系，即水环境—水利建设—水稻生产的关系。以下就此重点讨论。
二农田水利与水稻种植的关系
中古华北灌溉工程建设与水稻生产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从地带分布来说，灌溉工程建设比较有成绩的地区多都有比较发达的水稻生产;其二，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许多灌溉工程的兴建目标即是发展种稻。
关于历史上黄淮海平原水稻生产的兴衰，邹逸麟教授曾有一个概括性的论述，他指出:“在汉代以前，水稻的种植还限于很个别的地区。”“与小麦相似，汉唐时期的黄淮海平原上水稻的种植得到很大发展。所不同的是宋元以后小麦的种植日益发展，明清以来替代了黍稷成为平原的主要粮食，而水稻则自宋以后渐趋衰退。至今只占整个黄淮海地区耕地的6%左右。因此可以说汉唐是黄淮海平原历史上水稻种植的最兴旺时期。”[46]他的意见，不只适合于黄淮海平原地区，整个华北均是如此。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自上古至中古华北水稻生产不断发展，是与农业由高原台地向低湿平原不断推进相同步的，而宋代以后的衰退，则是由于当地灌溉水利事业的衰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华北水资源由尚较丰富到严重短缺的变迁。
为具体说明灌溉工程与种稻的关系，以下再分区对中古华北各地稻作情况略加介绍。
1．关中及其西北
关中地区在先秦时代即有水稻种植，《诗经·小雅·白华》中“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之句，指的就是引滮池之水灌溉稻田。两汉时期，当地水稻为时人所称，例如东方朔称关中“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东汉时期也有人称赞雍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47]西汉郑国渠、六辅渠灌区有由内史掌管的大片稻田[48]。根据唐代的情况(详下)推测:在秦汉关中灌溉渠网中应有大片稻田和大规模水稻种植，甚至可能以种稻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稻作的情况不明，由于当时这一地区水利失修，估计种植很少，但在唐代取得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则是可以肯定的。根据唐代官员所发表的议论: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至唐高宗永徽(650—656年)时，两渠灌浸已不过万顷，至代宗大历(766—779年)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而这六千二百余顷都是水田[49]。灌溉面积缩小导致当地粮食收获量大大下降，主要原因是权贵之家占水设碾、磨，影响了稻田灌溉(已有专文论述，兹不作讨论)。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李栖筠主持拆毁郑白渠上的水力碾、磨共70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50]。如以亩产稻3石计算，唐代郑白渠灌区的稻田仍可有上百万亩(均按唐计量)，这个规模仍是相当可观的。唐玄宗时期关中新开垦了一些稻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曾将京兆府新开稻田分赐给贫民耕种[51]。文献记载表明，唐朝还有专门官员管理关中的稻田事务，唐玄宗开元十年王鉷就曾担任过京兆尹稻田判官一职，可见政府对当地稻作甚为重视[52]。到了唐后期，这里仍有一些水稻生产，为了解决关中水田灌溉问题，唐文宗还特地发下水车的样式，“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53]。由于京兆府一带的稻作当比较集中，所以稻被列为当地土贡物产之首[54]。除郑白渠灌区外，关中东部也有大片水稻种植，开元六年，时任同州刺史的姜师度在朝邑、河西二县引洛水及黄河入通灵陂，“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并因此得到了唐玄宗的褒奖[55]。同一时期还在栎阳等县的咸卤之地开垦了不少稻田，其中一些被分给贫民及逃还百姓耕种[56]。关中西部的灞渭之间也有大片水稻种植，在唐人诗句中多有反映。例如郑谷有“桑林落叶渭川西，蓼水瀰瀰接稻泥”，韦庄吟诵鄠、杜一带水稻，有“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一径寻村渡碧溪，稻花香泽水千畦”之句，说明当地稻田颇广[57]。正因为如此，唐人对这一地区有如下的概括，称:“三秦奥壤，陆海良田，原隰条分，沟媵脉散。泾渭傍润，郑白疏流，荷锸成云，决渠降雨，秔稻漠漠，黍稷油油，无爽蝉鸣之期，有至凤冠之稔。”[58]
关中以西、以北地区也有水稻种植。早在汉代，著名将领马援即曾在陇西郡“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秔稻，而郡中乐业……”[59]曹魏明帝时，徐邈在凉州“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60]。北魏时期，朝廷不只一次下诏要求“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61]，显然是为了种植水稻。至唐代中期，杨炎也曾想在丰州屯田地区开渠种稻，严郢称:“旧屯肥饶地，今十不垦一，水田甚广，力不及而废。”可见当地水稻面积曾经不小[62]。此外，兰州一带也有水稻种植，时人甚至有“兰州地皆粳稻”[63]的言论。名将郭元振曾“遣甘州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积谷十年，牛羊被野”，可见种植甚广，收获颇丰[64]。这些史实反映:当时即使是西北内陆干旱地区，水环境也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劣，故可发展局部的水稻生产。
2．河东地区
河东地区的水稻种植在中古以前未见明载。不过，从西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将一部分垦田交付于越人耕种(事见上节)的情况来看，当时这一地区已有稻作。又据《水经注》记载:在汾阴县一带，古人曾引瀵水种稻。其称:“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濆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为陂水，种稻……”[65]可见当地很早就开始导引泉水种植水稻。到了隋唐时期，文献记载当地引水种稻的事例渐多，比如隋代蒲州刺史“(杨)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复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66]。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地方官曾“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规模甚为可观[67]。又据宋人薛宗孺《梁令祠记》载，开皇十六年(596年)临汾县令梁轨在前代基础上，开凿12条水渠，灌田五百顷，亦为种稻。至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榆次县令孙湛曾导引温泉灌溉水田，种植水稻甚广，以至人们形容当地盛夏之时“稻田绿满”，而文水县城“城甚宽大，约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68]，可见中古时期河东一带水利兴修亦多为种稻，且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由于当地泉水资源较为丰富，故而文献中数次出现引泉种稻的记载，这是河东水稻生产的一个特点。
3．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位于黄河下游，平原辽阔，地势低湿，具有更加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水稻生产的灌溉条件更优越，因此在先秦时代即有水稻生产。《尚书·禹贡》已称青州“宜稻麦”。《周礼·职方典》也称幽州“宜三种”，即宜黍、稷、稻。西南部的漳水流域战国时期已有稻作，故民间称颂邺令史起的治水功绩是“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69]。至两汉时期，兴修水利、广开稻田之举更不时见于文献记载。例如东汉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地区“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受到百姓歌颂[70]。
至中古时期，河北大体形成了三个比较集中的水稻生产地带:一是河内地区，二是燕蓟地区，三是沿海青、齐一带。
河内地区的稻米品质优良，在汉魏时期甚为时人所称，当地所产青稻与河南新城白粳齐名[71]。左思《魏都赋》称:当地开凿水渠，“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名产有“雍丘之粱，清流之稻”。清流之稻用以上贡，称为“御稻”[72]。唐代又在邺城附近重开天平渠，并增凿金凤、菊花、利物、万金等渠，引漳水以灌稻田[73]。丹、沁水一带的水稻生产也颇为可观。曹魏时期，因来自西部山区的水流凶猛，冲毁了当地的木制堰门，使“稻田泛滥，岁功不成”，于是司马孚花大力气加以整修，改木门为石门，以保卫当地稻田不受洪水侵害(事见上节)。共城县一带因有百门陂灌溉，所出稻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北朝、隋唐时期一直是贡品[74]，五代后周时也曾专门在此设立了稻田务[75]。在汲县，崔瑗曾“开渠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受到民众赞扬[76]。枋口堰对这个地区的农田灌溉十分重要，历代都非常重视，当地水稻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仰赖该堰。唐人称:“……堰洪□巨流，缺乐南之岸，分流一派，溉数百万顷之田。荷锸兴云，决渠降雨，黄泥五斗，粳稻一石，每亩一钟，实为广济。由是河内之人，无饥年之虑……”虽不免夸张，但该堰的重要性和当地水稻生产有较大规模，则是无可置疑的[77]。
从文献记载的数字来看，燕蓟地区的稻作规模似乎更大一些，或者更加集中成片，自东汉张湛开渠灌狐奴稻田八千顷之后，历代均在此开垦大片稻田。曹魏时期，刘靖在蓟城(即今北京西南部)附近开渠灌溉稻田二千顷，不久，朝廷派谒者樊晨组织实施扩建改造，灌田面积增至万余顷[78]。北魏时期，卢文伟主持整修督亢陂，灌田万余顷，积稻谷于范阳城;北齐时平州刺史嵇晔又重修该陂，扩大灌溉面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至唐代，幽州都督裴行方又“引泸水(即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79]。这些史实说明:在河北北部、今北京附近，自东汉至唐代均有大片的水稻种植。
沿海盐碱地试种水稻在唐代也已经开始。唐玄宗时期，沧州刺史姜师度“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可是因为界内蟹多成灾，未能取得明显成功[80]，但这并没有影响当地水稻生产的发展。至乾符元年，这里竟“生野稻水谷二千余顷，燕、魏饥民就食之”[81]。若当地没有大片稻作，这是不可想象的。其实，由于黄河下游低平多水，在当地发展种稻一直受到关注，唐代不时有人建议在这一地区大开稻田，如唐玄宗时任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的宇文融即曾建议并组织“垦九河故地为稻田”[82]，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但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这一地区具备发展稻作的条件。
4．河南地区
与以上三个地区相比，黄河以南地区的水热资源条件更为优越，更适合发展水稻生产。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当地稻作就已经开始，这已为大量考古资料所证明。自商周以后，当地稻作持续发展，而以中古时代为盛。以下自西向东略作介绍。
豫西伊洛河盆地和洛阳附近，自战国以来即为北方稻作发达地区，《战国策》所载东周欲种稻、西周不下水是众所熟知的故事。至曹魏时期，这里涌现了一个闻名遐迩的著名品种———“新城稻”，这是一种优质的香粳稻，曹丕曾夸耀新城粳稻“上风吹之，五里闻香”。约略同一时代，袁准、桓彦林等人均对新城稻大为赞美[83]。西晋时期曾发派邺城奚官奴婢往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84]。唐代这一地区的稻作依然很发达，史载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洛阳地区水稻大丰收，粳米每斗价仅11钱[85]。唐人诗文对这一地区的水稻也多所咏赞，例如宋之问、白居易有“粳稻远弥秀”、“红粒陆浑稻”称洛阳西南陆浑县一带的水稻。白居易又有“枣赤梨红稻穗黄”描绘内乡一带的稻熟景象。韦庄则有“满畦秋水稻苗平”描述虢州一带的稻作……[86]诸如此类，不能尽引。
由此往东的淮河流域，淮、汝、汴、颍、涡、濉诸水纵流，湖陂众多，灌溉条件便利，可能是中古华北最重要的稻作区。早在东汉时期，汝南太守邓晨即曾在这一带“图开稻陂数万顷，累世获其功”[87]。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都在这里大开水屯，种植水稻。例如汉末曹操下令屯田许下，一岁即得谷百万斛，实际上即主要种植水稻。后来邓艾在淮、颍之间开垦更大规模的屯田，即建议“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以利于下流屯区的灌溉。而邓艾所修陂塘，溉田多达二万顷，以种植水稻为主[88]。前述夏侯惇、郑浑等在这一带兴修陂渠水利，均是为了种植水稻。及至唐代，则有更大规模的兴种水稻之举。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张九龄任河南开稻田使，在陈、许、豫、寿四州大开水屯，种植水稻，在这一带共设水屯107处，约占全国屯田总数的九分之一[89]。后来这些水屯稻田的一部分被分配给无地贫民耕种。再往后，唐德宗时，崔翰也在汴州一带开水田五百顷种稻[90]。淮泗之间盛产稻米，在唐代为人所公认。
徐州及其以东地区也多有水稻生产。东汉末年，陈登为典农校尉，在这里“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91]。北魏时，薛虎子上表认为:“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92]《太平御览》卷169引无名氏《郡国志》，亦称这一带“北对清泗、临淮，守险有平阳、石龟，田稻丰饶”。位于今山东境内的密州，高密县一带“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世号万匹梁”[93]。又有浯水堰，曾溉田数万顷，至唐时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诸城县北则有潍水故堰，“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溉水田数万顷”[94]，说明这一地区的稻作面积曾相当广大。
以上对中古华北各地水稻生产的情况作了简略介绍。读者不难发现:水稻生产与水利工程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稻作与旱作不同，需水量很大，种稻必须兴水利;反过来说，当时兴修水利，往往也是出于发展稻作的目的。因此，我们所见的材料往往将二事连在一起。凡见记载某地兴建大型陂渠堰塘工程，均不妨假设那里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
三水利、稻作与盐碱治理的关系
农田灌溉工程建设不仅往往与种稻有关，而且亦与治理盐碱有关。在许多地区，兴水利—治盐碱—种水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这是古代华北水土环境与农业生产相互关系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如所周知，土壤盐碱化是华北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华北盐碱地很广，东起黄海、渤海，西至西北内陆都有分布，大体为两个类型:一是滨海地区的盐渍土，主要分布于渤海湾沿岸，是由于海水浸渍而形成的;二是内地的盐碱土，主要由于排水不畅，地下水位高，气候干燥时地面水分蒸发强，土壤下层盐分随着水分蒸发上升到地面，从而形成盐碱地，对农作物造成危害。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盐碱地，都是当地的水环境分不开的，治理盐碱地当然也要从治理水环境入手。
华北地区的土壤盐碱化并非始于晚近之世，而是自古就很严重，并且随着当时水土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文焕然先生等人对此曾有专门研究[95]。在古代文献中，盐碱地被称为“斥卤”、“泽卤”或者“潟卤”之地，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视为一大生产难题，并试图加以改造。古代将盐碱地改造为良田的行动，往往与灌溉工程兴建和水稻种植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其一，引水灌溉可以利用流水对土壤进行冲洗，从而降低土壤盐分的含量;其二，一些地区(如关中)，因渠流泥沙含量较大，可通过灌溉以淤泥压盐肥地;其三，与麦、粟等旱地作物相比，水稻是一种比较耐盐的作物，所以盐碱地不可种旱粮却可为水稻田，古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96]。故在尚有一定水资源可供引灌的情况下，于盐碱严重、不宜粟麦的地区开水田、种水稻，乃是一种合理、优先的生产选择。
先秦时代华北最大的两个灌溉系统———郑国渠和漳水渠，都是引水以溉泽卤之地，将盐碱土地改造为良田。《史记》卷29《河渠书》云:“(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又，《汉书》卷29《沟洫志》称:“……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两大灌溉渠系分别所在的关中地区和河内地区，正是历史上著名的盐碱区，同时又是两个水稻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这并不一种巧合，而是因为引水灌溉并种植水稻，乃是化斥卤为良田的一种有效方法。当然，前提条件是有水可引。自汉以后，文献提及这两个地区的灌溉工程时，往往都会提到盐碱问题和水稻种植。
先说关中的情况。继郑国渠及白渠、龙首渠等等之后，汉代庄熊罴上言兴建引洛灌溉工程，亦以灌溉卤地为目的。该渠之所以兴建，是因为“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他认为:这些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有意思的是，该渠开创了中国井渠引灌的历史[97]。在汉代，正是由于引水灌溉斥卤之地取得成功，关中成为农业繁盛的沃野，后来人们提及关中富饶，总不忘记说起这一点。例如晋代江统就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98]只是他以“黍稷”统称当地粮食作物而不言及水稻，却未免因人害意。
中古文献记载这一地区的水利与农业，也往往提到盐碱治理。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关中发生饥荒，司马懿上表请求迁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又“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99]。至苻秦时期，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100]。至隋唐时期仍是如此。隋文帝开皇(581—600年)初年，元晖“奏请决杜阳水灌三畴原，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101]。唐玄宗下诏称:“顷以栎阳等县，地多咸卤，人力不及，便至荒废。近者开决，皆生稻苗，亦既成功，岂专其利。京兆府界内，应杂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102]这些事例说明，关中引水灌溉、盐碱治理和种稻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河内位于太行山山前地带，本是众河倾泻交汇之区，背河两岸地势低下，水流宣泄不畅，故而盐碱十分严重。汉代应劭称:“其国斥卤，故曰斥漳。”[103]因此之故，自战国以来，人们讨论当地生产问题，亦往往将治水、治盐和种稻相联系。《吕氏春秋·先识览》云:“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西汉贾让论当地“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其中三害是“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但“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因此，主张在这一地区伐薪采石，通渠立门，以“兴利除害”[104]，也就是说:当地首要的任务是兴水利，兴修水利之后，即可以引淤灌溉，改种当地不宜的禾麦为粳稻，从而获得高产。至唐代，张说对这一地区水利与农业问题的看法也是:“……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秔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溥。”[105]而史书记载当地官员发展生产的业绩，也都不忘将开渠、种稻和化卤地联系到一起。例如《崔氏家传》称:“崔瑗为汲令，乃为开渠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106]隋代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舄卤，民赖其利”[107]。诸如此类，无须再引。
其实，不仅关中、河内如此，其他地区引渠灌溉和种稻，亦多因当地有盐碱之害。前举河北北部督亢泽一带为灌溉工程建设和水稻生产甚有成绩的地区，同时当地也是一个多斥卤的地区，“督亢泽”或“督亢陌”即因此得名。《水经注》记及此处时，特意引用汉代应劭《风俗通·山泽篇》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无崖际也。沆，泽之无水，斥卤之谓也。”[108]河东地区自古以产盐闻名，当地土地亦多盐卤，所以引水灌溉也多包括以水洗盐这个目标。例如唐人吕温述韦武的事迹，是“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环绛而开辟者三千余顷。舄卤之地，京坻勃兴……”[109]
以上事实说明，在中古及其以前，关中、河北、河东地区的水利、稻作和盐碱治理，是具有密切联系的。盐碱地是由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水土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治理盐碱地应主要在“水”的方面作努力，这一点古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具体措施有变化。另一方面，人们把引水灌溉和种植水稻作为治理盐碱的一项主要技术措施，以期达到充分利用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反映当时水资源并不象现代这样严重匮乏，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下湿浸渍之患。在现代关中、山西这样的严重缺水区，以上措施是难以施行的，至少是种稻治盐十分困难。对于古代华北水资源环境、农作构成和水利建设的这种相关性及其变化，农业史、水利史和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中古文献基本没有提到黄河以南的盐碱问题，兴修水利、种植水稻也未见与盐碱治理发生联系。另外，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除海滨地区之外，关中及其西北、河东和河北的内陆，都有众多的产盐区和以盐命名的地名，而黄河以南则几乎不见记载。这些情况似乎说明:直到中古时期，盐碱在黄河以南地区尚不严重，也未构成农业生产中的一大难题。若果真如此，那就太有意思了!因为现代黄河以南、淮北平原北部，盐碱化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么，这种前后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此我们不妨设想几种可能原因:一是因为中古以前黄河以南地区水系较通畅，水潦宣泄较好，故未形成严重盐碱问题。而自宋以后，黄河多次南决，并长期夺淮入海，导致当地水系紊乱，河道淤塞，泄水不畅，方始逐步导致盐碱化[110]?二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原本就比其他三个地区更加丰富，生产季节也比较长，中古及其以前，当地农作结构曾以水田稻作为主，即便有盐碱问题，亦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农业生产的大难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关系到一个非常重大的生态环境和农业历史问题，尚待认真搜集资料，进一步开展研究。
【注释】
[1]关于汉唐时代华北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论著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关于当地水稻生产的历史，主要成果有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第18辑;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张芳《夏商至唐代北方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其后，李增高于2005—2008年间在《农业考古》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比较系统地讨论先秦至唐代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问题。此外，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农业出版社1995年)和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在相关部分作过论述。本文只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作些归纳和补充，主要就中古华北水利建设的特点、与水稻种植和盐碱治理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又，许倬云教授可能是最早将古代华北水利建设、稻作和盐碱治理三个方面彼此联系起来的学者(见氏著:《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可惜他没有特别展开论述。
[2]《晋书》卷56《江统传》引江统:《徙戎论》。
[3]《晋书》卷1《宣帝纪》。
[4]《晋书》卷113《载纪·苻坚上》。
[5]《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6]《魏书》卷38《刁雍传》、《通典》卷2《食货二》。
[7]《周书》卷20《贺兰祥传》。
[8]《周书》卷5《武帝纪上》、《隋书》卷24《食货志》。
[9]《隋书》卷1《高祖纪上》、卷46《元晖传》。
[10]《隋书》卷29《地理上》。
[11]宋敏求:《长安志》卷14《兴平县》。
[12]《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下·姜师度传》。
[13]均据《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14]详情请参廖幼华:《史书所记唐代关中平原诸堰》，载上揭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第149～168页。
[15]均据《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16]《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上》。
[17]《旧唐书》卷133《李晟传附听传》。
[18]《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通典》卷2《食货二》。
[19]以上均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20](清)陆心源编:《唐文拾遗》卷27吕温:《唐……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
[21]《全唐文》卷507权德舆:《司徒……马公行状》。
[22]《水经注》卷10《浊漳水》。
[23]《文选》卷6《赋》丙《魏都赋注》。
[24]《水经注》卷10《浊漳水》。
[25]《太平御览》卷73引。
[26]《水经注》卷10《浊漳水》。
[27]《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
[28]《资治通鉴》卷158《梁纪十四》“大同七年”。
[29]《北齐书》卷10《高隆之传》。
[30]《水经注》卷9《沁水》。
[31]《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32]《隋书》卷38《卢贲传》。
[33]《旧唐书》卷165、《新唐书》卷91《温造传》。
[34]《新唐书》卷197《循吏·卢景骏传》。
[35]《水经注》卷14《鲍丘水》。
[36]《魏书》卷69《裴延儁传》。
[37]《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38]以上均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39]《新唐书》卷197《循吏·薛大鼎传》。
[40]《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41]详情请参见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1～112页。
[42]分见《三国志》卷9《诸夏侯曹传》、卷16《郑浑传》，以及卷15《贾逵传》。
[43]《晋书》卷26《食货志》。
[44]杜预的批评见《晋书》卷26《食货志》。
[45]均见《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
[46]前揭邹逸麟著，第298～299页。
[47]《汉书》卷65《东方朔传》、《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
[48]《汉书》卷29《沟洫志》。
[49]《通典》卷2《食货二》称: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请修营此渠，以便百姓。至於咸卤，亦堪为水田。……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
[50](唐)王谠:《唐语林·政事》;《唐会要》卷89《碾硙》。
[51]《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52]《旧唐书》卷105《王传》。
[53]《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上》。
[54]《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55]《旧唐书》卷185下《姜师度传》;《全唐文》卷28唐玄宗《褒姜师度诏》称:“……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繇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珠金之润。”
[56]《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一》。
[57]分见《全唐诗》卷676郑谷:《访题表兄王藻渭上别业》;卷698韦庄:《户杜旧居二首》。
[58]《全唐文》卷980阙名氏:《对射田判》。
[59]《水经注》卷2《河水二》。
[60]《晋书》卷26《食货志》。
[61]《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62]《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63]《全唐文》卷716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
[64]《新唐书》卷122《郭震(元振)传》。
[65]《水经注》卷4《河水四》。
[66]《隋书》卷46《杨尚希传》;《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兴利》。
[6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太原府》。
[68]均见《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太原府》。
[69]《汉书》卷29《沟洫志》。
[70]《后汉书》卷31《郭杜孔张廉王苏羊传》。
[71]《艺文类聚》卷85引表(按:表当作袁)准《观殊俗》曰:“河内青稻，新成(成当作城)白粳。”卷86引何晏《九州论》称:“河内好稻。”
[72]《文选》卷6《赋》丙。
[73]《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74]《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卫州》。
[75]《唐文拾遗》卷11《遣赵延休相度租赋敕》。
[76]《太平御览》卷268引《崔氏家传》。
[77]《唐文续拾》卷10阙名氏:《沁河枋口广济渠天城山兰若等记》。
[78]《水经注》卷14《鲍丘水》，《三国志》卷15《魏书·刘靖传》。
[79]分见:《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隋书》卷24《食货志》，《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兴利》。
[80]《朝野佥载》卷2。
[81]《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82]《新唐书》卷134《宇文融传》。
[83]《艺文类聚》卷85引曹丕《与朝臣书》。《北堂书钞》卷142引桓彦林《七设》称:“新城之粳，既滑且香。”又引袁准《招公子》云:“新城白粳，濡滑通芬。”
[84]《晋书》卷26《食货志》。
[85]《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五年”。
[86]分见《全唐诗》卷51宋之问《游陆浑南山……》、卷453白居易《饱食闲坐》、卷443白居易《内乡村路作》、卷695韦庄《虢州涧东村居作》。
[87]《艺文类聚》卷22引孔融《汝颍优劣论》。《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五》则称:“晨兴鸿隙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
[8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卷28《魏书·邓艾传》、《晋书》卷26《食货志》。
[89]事见《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并参见张泽咸等著:《中国屯垦史》(中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
[90]《全唐文》卷566韩愈:《崔评事墓志铭》。
[91]《三国志》卷7《魏书·吕布传》。
[92]《魏书》卷44《薛野月者》传。
[93]《太平御览》卷180引《郡国志》。
[94]《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密州》。
[95]参见文焕然、林景亮:《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分布及利用改良》，《土壤学报》1964年第1期;文焕然、汪安球:《北魏以来河北省南部盐碱土的分布和改良利用初探》，《土壤学报》1964年第3期;吴忱:《华北平原河道变迁对土壤及土壤盐渍化的影响》，《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年第4期。
[96]比如《通典》卷2《食货二》引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雍州长史长孙祥的奏章中称:“……至于碱卤，亦堪为水田。”
[97]《史记》卷29《河渠书》。
[98]《晋书》卷56《江统传》。
[99]《晋书》卷26《食货志》。
[100]《晋书》卷113《载记·苻坚上》。
[101]《隋书》卷46《元晖传》。
[102]《全唐文》卷24唐玄宗:《春郊礼成推恩制》。
[103]《水经注》卷10《浊漳水》。
[104]《汉书》卷29《沟洫志》。
[105]《全唐文》卷223张说:《请制屯田表》。
[106]《太平御览》卷268引。
[107]《隋书》卷38《卢贲传》。
[108]《水经注》卷12。
[109]《唐文拾遗》卷27吕温:《……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
[110]关于黄河南决夺淮的历史情况，请参见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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