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内河航运与军事活动的关系

时间:2020-01-29  栏目:理论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内河航运与军事活动的关系_徘徊在人与自然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内河航运与军事活动的关系

关于历史上南北交通方式的差异,民间向有“南人乘船,北人骑马”的俗语,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不过,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不仅交通方式的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古代北方的行旅和物资流通其实并不完全倚恃车马畜力,内河航运交通亦曾甚可称道,只是由于自然环境改变(水资源减少)逐渐衰落了,即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华北地区内河航运曾相当发达,对当时交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刺激当时华北内河航运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一般性的物资转输需要,而是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与两汉和隋唐以后河流航运主要发挥内聚性物资流通(由各地向政治中心漕挽粮食和其他物资)功能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不仅在古代军事史上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华北交通史上也是饶有兴味的一章。本文分阶段对有关史实稍作梳理,舛误之处敬请驳正。

一曹魏西晋时期

曹魏虽是一个割据王朝,统治的时间也不长,却对华北河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曹魏开凿了几条重要运渠,最早将黄河以北的众多河流联通起来,形成了庞大的运输网络,不仅促进了魏晋北朝时期河北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为后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打下了基础[1]。而曹魏积极开沟凿渠、发展河流航运的主要动机,乃是为了便于军事活动。在黄河以南地区,曹魏的军事活动亦多倚恃河流航运。

在曹魏以前,西汉贾让曾有过发展河北水运的动议,但未见实施。东汉时期更曾有过尝试,亦是劳而无功[2]。及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原逐鹿,曹操与袁氏集团经过多年厮杀,逐渐统一了北方,但袁氏残余力量仍龟缩于东北一隅,并与边境的乌丸相勾结。为了彻底清除袁氏残余、并解除乌丸的威胁,曹操在河北开凿了若干渠道,将这一地区的多条河流联通起来,以便于兵力调动和军需物资转输。大体过程是: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在淇水入黄河口筑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增加白沟水量,使之能够大量通行船只,并与清水连接成一条河运航道[3]。建安十一年(206年),为了讨伐乌丸,复凿渠引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从泃河口凿渠入潞河,以通海,名泉州渠,同时还开挖一条新河,引鲍邱水自雍奴县界东出,历盐关口,至东亭附近注入濡水。这样就将泒水、潞水、鲍邱水和濡水等河流连接起来。从而,西南起自淇水、白沟,东北下经清水,渡平虏渠,入泒水、潞水、鲍邱水,再经泉州渠、新河两条人工河渠,直抵濡水,形成了一条贯通河北大平原、直抵今长城附近的水上运输线[4]

约略同一时期,曹操自许昌迁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并以此为都。为了都城转输之便,曹魏又相继开凿了几条人工漕渠,使河北平原上的众多河流进一步互相沟通,形成河运网络。其中之一是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谓之“利漕渠”,打通滨临漳水的邺城之河运航道[5]。由于利漕渠的开通,清漳水、白沟、淇水等河流互相连接。《水经注》卷9《淇水》云:“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也。”卷10《浊漳水》又说:“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其后,又于太和年间开凿了白马渠,沟通滹沱河和衡漳水;景初年间,公孙渊反叛,复凿鲁口渠,沟通滹沱河与泒水,以满足军粮运输的需要。“于是河北平原西南部又有了一条南北向的水运航道,即在平原西部,从邺出发,由利漕渠、漳水、白马渠、滹沱河、鲁口渠、泒水,也可以到达今天津地区。”[6]

由于曹魏的积极经营,河北内河航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对曹魏,而且对整个北朝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隋朝大运河北段也是凭借了曹魏时期的基础。大体上说,从曹魏至北魏时期,这些航道都是可以通航的,不但曹操领兵北征袁氏和乌丸是凭借这些水道,曹魏末期司马懿领兵征讨公孙渊亦借此运输军粮[7]。到了北魏时期,有人建议定都邺城,其重要理由之一正是这个地区有十分良好的内河航运条件。《后魏书》载:“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8]魏晋北朝时期河北内河运道之通畅由此可见。

曹魏发展内河航运的活动,前期主要集中于河北,后期则将重点转向了河南,但同样是基于军事活动的需要,不过目标已转向了东南的孙吴。孙吴地处江淮以南,其地多水,其人习舟楫,具有水上军事优势。为了征伐孙吴、混一中国,曹魏积极发展水军。因此之故,当时发展河南地区的河运,就不仅仅是为了通行军粮船只,同时也是为了调度水师舰船。

早在建安年间,曹操已开始训练水军。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在邺城“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大约是为南下征伐刘表、孙权做准备。赤壁之战失败后,曹魏更加积极地发展水军,故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率军至谯郡,“作轻舟,治水军”[9]。曹丕《浮淮赋》说:“建安十四年,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虽孝武舳舻千里,殆不过也。”[10]足见曹魏水师之盛。自魏文帝以后,历次南下军事行动均大量打造船只,派出大批舟师[11]。王粲有诗云:“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12]所描绘的正是曹魏水师南下的盛况。

不用说,水师的调动以及南下伐吴的整个军事行动,都需要有通畅的水上运道,为此,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先后开凿了若干个运渠。早在建安七年,已经开凿了睢阳渠;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又开凿了讨虏渠;豫州刺史主持开凿了贾侯渠;著名将领邓艾更先后开凿了广漕渠、淮阳渠和百尺渠,兼灌溉和航运之利。《晋书》卷26《食货志》云:“(邓艾)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史书记载简略,上述运渠的具体位置、所连接的河流均已无法弄清,但它们都在黄淮平原的汴、汝、涡、颍、睢、淮之间,这一点应无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及西晋南征的航运路线,史书有几条相对清晰的记载。《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云: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又云:黄初六年“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据此可知:曹魏时期,蔡水、颍水、涡水等均可通行较大船只,并与黄河和淮河相通。又,在晋初伐吴战争中,王濬率领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杜预在给王濬的书信中称:“足下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所经由的河流明显不同于曹魏,说明晋初伐吴军队返京时所经行的是东面的一条航道,其西面的蔡、颍、涡水是否仍然畅通则不得而知。

西晋时期,都城洛阳周围的河运也受到重视,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曾计划凿陕南山,决黄河东注洛水“以通运漕”,不过没有真正实施。晋怀帝永嘉初年,李矩、袁孚等在洛阳修千金堨,“以利运漕”[13],其目的都在于发展京师周围的内河运输。

魏晋时期河东与关中诸河的通航情况,史无明载。仅见的一条资料与曹操讨伐韩遂、马超有关,虽然在潼关一战中利用了不少船只,但进入关中是否以船只载兵或者运粮,却没有记载[14]。不过,从后来刘裕由水路入关中的事实来看,当时汾、渭诸河均可通航应无可疑。

由上可见,魏晋时期,华北较大的河流均可大量通行船只。由于曹魏积极开挖人工渠道、沟通诸河,在黄河南北形成了庞大的内河运输网络,对当时军需物资转输和水师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河航运是相当发达的。晋人孙楚撰文说:“自顷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简习水战,伐树北山,则太行木尽,浚决河洛,则百川通流,楼船万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15]虽然这篇代石苞写给孙皓的劝降书,对西晋水师之众和河运之盛不免夸大其词,但当时南下水道通畅、军事活动多凭舰船,河运事业相当发达,也并非全是虚言。在此之前,公孙渊在给曹魏朝廷的上书中也称:“吴虽在远,水道通行,举帆便至,无所隔限。”[16]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诸河通畅易航,水上交通运输相当方便。

二东晋十六国时期

永嘉乱后,中原版荡,各族政权纷攘而立,彼此杀伐,兴亡无常,此一时期北方政权没有进行过大举开凿沟渠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航道尽废、水运衰落。事实上,在当时频繁的战争中,各地,特别是黄河以南的河流航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转输功能。由于其时政局混乱,史事纷杂,全面述说甚为不便,故只择其中重要的几组略作叙述。

第一组史实是后赵的军事活动与内河航运。

史书记载石勒与内河航运有关的一项活动,是他曾在葛陂“课农造舟”,为进攻东晋做准备;虽然他并没有能够成功南下,但石季龙却在淮河巨灵口(地点不详,当在寿春附近)与东晋军队交锋,双方都动用了不少船只。同书又载:他们兵败之后退至汲郡,夺取东燕将领向冰、会雄等人屯据在枋口附近水渎中的大量船只和物资,兵势复振[17]

后赵定都于邺,其地为曹魏故都,因曹魏积极经营而形成的良好河运条件,恰为后赵军事活动所倚恃,大量制造和运用舟船是后赵军事上的一大特点。史称石虎“志在穷兵”,“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18]。为了讨伐昌黎,他曾“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为了攻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19]。石虎的军船通过了哪些河流运道不甚清楚,但其中肯定利用了黄河和清水,其讨伐慕容氏是通过黄河运道将军需物资运往海上的。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年),桃豹、王华等则率舟师由位于清河河口的漂榆津(今天津静海县北)入海。其他方面的记载也证实:后赵充分利用了黄河以北的河流航运条件。例如,石虎曾因租赋数额巨大、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他还曾下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又因“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20]。所谓“水次仓”,即是建于诸河水道附近的官仓。从石虎的这些命令看来,当时水次仓的数量应颇为不少,由此可以间接推知:后赵时期的内河航运相当发达。

第二组值得陈述的史实,与前秦苻坚南下伐晋有关。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兵力和物资转输十分浩大。《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称:“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21]其中明确指出的一条航道,是由黄河入石门、经颍水南下淮河[22]。可见当时由关中经渭水下黄河、由黄河入颍水下淮河的运道畅通,并且通航能力相当可观。究竟有多少军队和物资经过了这条水道不太清楚,但《资治通鉴》称苻融所率先行到达颍口(指颍水入淮水口)的军队有30万。笔者推测:经由此道而下的只是关中和凉州之兵,由幽、冀南下彭城的军队则可能是经过东面的另一条水道。

这一推测可由晋军反攻的路线得到证明。《晋书》卷79《谢安传附玄传》是这样记载的:“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今徐州),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走之,使刘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根据这一记载,谢玄军队反攻的路线分东西两路:西路是桓石虔等率兵赴涡、颍,所取水道即苻融南下路线;东路则取道彭城,进攻兖州,由此可知当时还有一条由淮河入泗水而北上的航道。不过,由谢玄壅吕梁水、立七埭以利运漕的举动可以发现,东路运道虽通,但水流不是很大,所以谢玄有“粮运艰难”的后顾之忧[23]。补充说明一点:谢玄壅水立埭是此一时期第一次设埭截水以通运漕的活动。

第三组相关事实则是东晋桓温的北伐活动。桓温数次北伐,也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动了大量兵力和物资,军队移动和军粮转运也是借助于舟船,河运渠道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北伐的成败。

桓温第一次北伐,派遣高武进据鲁阳、戴施进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也就是说,第一次北伐时,军队由淮河经泗水入黄河,进逼许昌、洛阳,沿途运道是通畅的。

但是太和四年(晋废帝年号,369年)的那次北伐却很不幸运。由于当时正值大旱,汴水流浅,运道不通,桓温不得不派兵从巨野泽凿渠三百余里入清水,并引汶水汇之,达到由泗水入清水、由清水入黄河的目的。对此,《资治通鉴》概括得比较好:“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此次进军,由于汴水水浅,难通漕运,军需补给困难,所以郗超试图劝止,但急于成功的桓温不接受劝告,竟引巨野泽水入清水,晋军经清水入黄河,一直西进到达了河内地区。桓温在从东路进军的同时,命袁真、赵悦等进兵谯、梁一带,并试图占据石门,打通从西路运输军粮的道路,袁真等在谯、梁一带取得了胜利,却一直无法打开石门,导致粮道不通,东晋大军食尽,不得不焚舟船、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退兵过程中又被敌军追击,襄邑一战即损失了三万人[24]。桓温的这次北伐,因为沿途河道不通,运输发生了很大困难,以惨败告终。不过,史书记载也说明,当时运道不很通畅是由大旱造成的。桓温的军队为了通运,凿渠引巨野泽和汶水入清水,乃是此一时期第二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凿渠通运行动。

第四组相关史实是晋末刘裕的两次军事行动。前一次是为了讨伐青州的慕容超,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年四月,刘裕的军队从建康出发,溯淮入泗,五月到达下邳,均由水路。至下邳以后,“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25]。可见此时由淮入泗可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下邳至琅邪(今山东临沂一带)的水道是否通畅,宋书无明载,此间的沂水或许亦可通船。

更重要的是刘裕西征关中。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刘裕“以舟师进讨”[26],具体路线宋书本传未载。但他们曾经过彭城、留城(应即留县城,在今江苏沛县与徐州之间、微山湖西岸),走的是由淮入泗、北上清水的航道,而不是西面的涡、颍诸水,也不是到达彭城以后西行汴水。十分难得的是,《魏书》却记得很清楚,其称:“泰常元年(416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溯河西上,假道于国。”[27]也就是说:刘裕此次西征,亦取道桓温主力军队在太和四年所走的路线。

东晋西征军行至洛阳时,刘裕还曾遣人溯洛水而上,探寻西进航行通道。《水经注》卷15《洛水》云:“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又,《太平御览》卷770引戴延之《西征记》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男女老劣未尝见舡,既闻晋使溯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倾笑。”[28]这一事实说明,当时洛水上中游也是可以通行船只的,但上游航运并没有发展起来,三乐的百姓对船只很陌生,所以见到晋人的舟船时,尔乃聚观戏笑。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北讨、西征的行军时间。其北讨慕容超是在四、五月间,北方河流汛期尚未到来,其军船与粮船可以行至下邳,而其西征之时,部队一月由建康出发,到洛阳的时间约在四月,即此前循水路行进的时间是在一月至四月间,此时正是北方河流水量最少的枯水季节,但他们却可一路舟行到达洛阳,并且还能乘舟行至洛水中上游,说明当时河流即使在枯水期水量亦甚丰富,可行船只。

此外,《宋书》记载了由黄河入渭河的一些情况。该书卷45《王镇恶传》云:“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镇恶由黄入渭时间是七月,渭河正值汛期,自然是水多流急,通行船只没有问题。但当地人似乎很久没有见过舟船,所以当王镇恶部队的舰船入渭时,敌军感到很惊异。

三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时期,内河航运也甚受重视,并且同样主要出于军事需要[29]

北魏君臣在统一北方之前已注意到水运。早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大臣刁雍即上奏表,建议通过水运解决北方边镇军粮运输问题,但未见实施[30]。其后又有薛钦、朱元旭、崔休、元雍、李崇等讨论发展河运,漕转京西水次汾、华二州和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的贡赋,其中崔休还提到“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也就是说,在北魏初期,华北东部已通漕运[31]。同一时期,为了防犯晋、宋之兵,已有造船戍河之举。神麚三年(430年)三月,“(太武)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32]。又曾因南朝兵至,边将请“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但被崔浩劝止[33]。可见北魏前期已经重视水运。但北魏河运事业的真正发展,是在迁都洛阳之后。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与平城时期迥然不同,加以此后同南朝的战争日益频繁,发展河运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军事的需要。在南迁过程中,统治阶层就已经考虑到了水运问题。《太平御览》卷161引《后魏书》曰:“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但都城最终还是定在水运更加方便、地方更加广大的洛阳。

为了发展河运,孝文帝曾多次泛舟巡游,西幸长安、东达皜磝,北至邺城,南抵徐州。自邺还京途中,孝文帝“泛舟洪池”,对大臣李冲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李冲认为,如能成功,“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34]。后来行巡徐州,又“泛泗入河,溯流还洛”,行至皜磝时,随行大臣成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孝文帝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35]充分表达了他对发展河流航运的急迫心情。

随着东南战事的发展,前线军队人数不断增加,军需物资转输也就成了一大难题。为了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北魏一面组织戍边士兵屯田和进行和籴,一面在可通水运的地区设立运仓。《魏书·食货志》称:“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此八个设仓之处,小平、黑水不详何地,石门当在距洛阳不远的黄河岸边,漳涯从名称来看当在漳水之岸,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和济州(今山东聊城与东阿之间)都在黄河沿岸,陈郡(今河南沈丘附近)在颍水岸边,大梁(今河南开封)则在蒗荡渠(汴水)边,均在内河航运线上。又《魏书》卷50《尉元传》载:尉元曾因彭城饥荒,上表请以所缴获的宋军船只900艘,运输冀、相、济、兖四州粟救饥,据此可知此四州与彭城水路相通。这些情况,反映当时黄河南北水运仍具相当规模。

由孝文帝巡游路线及设仓的地点,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当时河流航运,往西可至长安,往东可直通入海,向北可水行至邺城,而往南则可“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颍水亦可通运,故在陈郡也设有运仓。由于当时的战事主要在东南,所以关于黄河以南的河运资料较多。文献记载同一时期的南北战事多在淮河一线,而战争双方也都充分地利用了水运条件,动用了大量船只。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淮河沿线展开的战役多是水战[36],因此缘淮一带水运最为发达。

北魏以后,邺城周围河流仍可通运,北齐神武帝高欢曾“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37]。平原东北部的漯水似乎也通舟运,所以《水经注》说:“漯水又北,迳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38]黄淮之间的运道,原来的西线即颍水,和其上游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临近的洧水都可通船[39],是否全线贯通则不得而知;原来的东线,清水至淮河也可通运[40]。不过,据《水经注》记载,泗水在冬春季节水浅沙多,所以行者多取道附近的丁溪。其称:“泗水又东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东南流,北带广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者也。”[41]至于华北西部,据北周庾信《终南山义谷铭》记载: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曾有人在关中“凿石开谷,下南山之材”。《铭》称其运道“东出蓝田,则控灞乘浐;西连子午,则据泾浮渭。派别八溪,分流九谷,铜梁四注,石阙双耸。青绮春门,沟渠交映,绿槐秋市,舟楫相通,运以冥宫。裁其梓匠,岂如运石丹泉,裁通梁阳之殿;穿渠谷水,直浇金墉之城。国富人殷,方传千载,立功立事,敢勒山阿”[42]。这一举动早于唐人凿渠以漕南山薪炭几个世纪。由这些情况可见,北齐、北周时期,各地河流仍通舟运,与北魏相比似乎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则渐渐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

北朝时期基本不见有凿渠通运的记载,虽然当时也有些人提出一些设想,却未见实行。仅《魏书》卷66《崔亮传》称崔亮建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即使他的建议曾得到了实施,也只是疏浚前代旧渠,而非新开。所以北朝时期的通运河渠,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相比,未见有新的发展。

通过以上史实陈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活动,与当时华北内河航运的关系,昭昭可见,无须再增赘言。然而,今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士,若对古代华北水资源环境变迁的历史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以上所述乃是痴人梦语,不足凭信。面对如今条条干涸的河流,人们怎能想象出当年“楼船万艘,千里相望”的景象呢?但众多史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根据以上所陈史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地区不只黄、淮等大河上帆影相望,其他众多河流都能舟楫互通,不仅在雨季汛期可以航行,而且非遇大旱、像洛水这样的较小河流在枯水季节亦可行船,足见当时河流水量之丰富、水源之稳定[43]。古今华北水资源环境变迁之巨,不能不令我们大感惊讶而且慨叹不已!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注释】

[1]关于曹魏在河北地区开渠通漕对古代运河发展的贡献,已有多位学者作过论述,例如日本学者佐久间吉也早在1970年代已有专论(见所撰《关于曹操时漕运路线的形成》,《社会文化史学》,1976年);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也时有提及,如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0~151页即有概括论述。本文叙述虽嫌重复,但主要强调其军事目标和功能。

[2]《汉书》卷29《沟洫志》、《后汉书》卷16《邓寇传》。(www.guayunfan.com)

[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水经注》卷9《淇水》。

[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卷14《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云:“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关于“新河”,《水经注》卷14《濡水》云:“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邱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以“平虏”作为渠名,直接点明了开凿该渠的军事目的。

[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51页。

[7]史载司马懿征伐公孙渊时,由于遭遇三十多天大雨,河流暴涨,魏军的运输船只甚至得以进入大辽水,到达襄平城下(今辽宁辽阳市西南)!当然,华北河运线并不能通往辽东的大辽水,魏军船只应是由海道抵达的。

[8]据《太平御览》卷161引。按此文不见今本《魏书》,不知所指《后魏书》出自何人。

[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引魏文帝《浮淮赋》。

[1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卷28《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12]《文选》卷27王粲:《从军行》。

[13]分见《晋书》卷3《武帝纪》、卷63《李矩传》,《通典》卷10《食货十》。

[14]《三国志》卷18《魏书·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15]《文选》卷43孙楚:《为石仲容(石苞)与孙皓书》。

[16]《三国志》卷8《二公孙陶四张传》裴注引《魏书》。

[17]《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8]《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

[19]《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按:文中“高句丽”,当指今辽东半岛。

[20]《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21]《魏书》卷95《临渭氐苻健传》,《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同。

[22]按:文中“石门”的具体位置不详,“项城”即项县城,位于颍水边,在今河南任丘;其言“达于汝、颍”,他处未见汝水通航记载,此处可能是因行文关系而虚写的,待考。

[23]其事又见《太平御览》卷73引《晋中兴书》。

[24]《晋书》卷67《郗鉴传附超传》、卷98《桓温传》,《资治通鉴》卷102《晋纪二十四》。

[25]《宋书》卷1《武帝纪一》。

[26]《宋书》卷2《武帝纪二》。

[27]《魏书》卷35《崔浩传》。

[28]按:“劣”当为“少”或“幼”字之误;“倾”疑亦误。

[29]薛瑞泽曾撰文讨论北魏时期的内河航运(见所撰《北魏的内河航运》,《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3期),对有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叙事虽或有未周,却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30]《魏书》卷38《刁雍传》。

[31]《魏书》卷110《食货志》。

[32]《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

[33]《魏书》卷35《崔浩传》。

[34]《魏书》卷53《李冲传》。

[35]《魏书》卷79《成淹传》。

[36]具体事实,可参见《魏书》卷66《李崇传》、卷70《傅永传》等记载。

[37]《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下》。

[38]《水经注》卷5《河水五》。

[39]《北齐书》卷27《刘丰传》。

[40]《周书》卷40《王轨传》。

[41]《水经注》卷25《泗水》。

[42]兹据《初学记》卷5《地理上》引。

[43]史念海先生曾有《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一文,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化和由于流量变小、水道壅塞而导致航运衰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可参阅。其文收入所著《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347页;笔者曾有《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一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对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作了专门论述,兹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