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内河航运与军事活动的关系
关于历史上南北交通方式的差异，民间向有“南人乘船，北人骑马”的俗语，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不过，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不仅交通方式的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古代北方的行旅和物资流通其实并不完全倚恃车马畜力，内河航运交通亦曾甚可称道，只是由于自然环境改变(水资源减少)逐渐衰落了，即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华北地区内河航运曾相当发达，对当时交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刺激当时华北内河航运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一般性的物资转输需要，而是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与两汉和隋唐以后河流航运主要发挥内聚性物资流通(由各地向政治中心漕挽粮食和其他物资)功能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不仅在古代军事史上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华北交通史上也是饶有兴味的一章。本文分阶段对有关史实稍作梳理，舛误之处敬请驳正。
一曹魏西晋时期
曹魏虽是一个割据王朝，统治的时间也不长，却对华北河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曹魏开凿了几条重要运渠，最早将黄河以北的众多河流联通起来，形成了庞大的运输网络，不仅促进了魏晋北朝时期河北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为后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打下了基础[1]。而曹魏积极开沟凿渠、发展河流航运的主要动机，乃是为了便于军事活动。在黄河以南地区，曹魏的军事活动亦多倚恃河流航运。
在曹魏以前，西汉贾让曾有过发展河北水运的动议，但未见实施。东汉时期更曾有过尝试，亦是劳而无功[2]。及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原逐鹿，曹操与袁氏集团经过多年厮杀，逐渐统一了北方，但袁氏残余力量仍龟缩于东北一隅，并与边境的乌丸相勾结。为了彻底清除袁氏残余、并解除乌丸的威胁，曹操在河北开凿了若干渠道，将这一地区的多条河流联通起来，以便于兵力调动和军需物资转输。大体过程是: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在淇水入黄河口筑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增加白沟水量，使之能够大量通行船只，并与清水连接成一条河运航道[3]。建安十一年(206年)，为了讨伐乌丸，复凿渠引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从泃河口凿渠入潞河，以通海，名泉州渠，同时还开挖一条新河，引鲍邱水自雍奴县界东出，历盐关口，至东亭附近注入濡水。这样就将泒水、潞水、鲍邱水和濡水等河流连接起来。从而，西南起自淇水、白沟，东北下经清水，渡平虏渠，入泒水、潞水、鲍邱水，再经泉州渠、新河两条人工河渠，直抵濡水，形成了一条贯通河北大平原、直抵今长城附近的水上运输线[4]。
约略同一时期，曹操自许昌迁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并以此为都。为了都城转输之便，曹魏又相继开凿了几条人工漕渠，使河北平原上的众多河流进一步互相沟通，形成河运网络。其中之一是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谓之“利漕渠”，打通滨临漳水的邺城之河运航道[5]。由于利漕渠的开通，清漳水、白沟、淇水等河流互相连接。《水经注》卷9《淇水》云:“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也。”卷10《浊漳水》又说:“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其后，又于太和年间开凿了白马渠，沟通滹沱河和衡漳水;景初年间，公孙渊反叛，复凿鲁口渠，沟通滹沱河与泒水，以满足军粮运输的需要。“于是河北平原西南部又有了一条南北向的水运航道，即在平原西部，从邺出发，由利漕渠、漳水、白马渠、滹沱河、鲁口渠、泒水，也可以到达今天津地区。”[6]
由于曹魏的积极经营，河北内河航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对曹魏，而且对整个北朝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隋朝大运河北段也是凭借了曹魏时期的基础。大体上说，从曹魏至北魏时期，这些航道都是可以通航的，不但曹操领兵北征袁氏和乌丸是凭借这些水道，曹魏末期司马懿领兵征讨公孙渊亦借此运输军粮[7]。到了北魏时期，有人建议定都邺城，其重要理由之一正是这个地区有十分良好的内河航运条件。《后魏书》载:“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8]魏晋北朝时期河北内河运道之通畅由此可见。
曹魏发展内河航运的活动，前期主要集中于河北，后期则将重点转向了河南，但同样是基于军事活动的需要，不过目标已转向了东南的孙吴。孙吴地处江淮以南，其地多水，其人习舟楫，具有水上军事优势。为了征伐孙吴、混一中国，曹魏积极发展水军。因此之故，当时发展河南地区的河运，就不仅仅是为了通行军粮船只，同时也是为了调度水师舰船。
早在建安年间，曹操已开始训练水军。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在邺城“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大约是为南下征伐刘表、孙权做准备。赤壁之战失败后，曹魏更加积极地发展水军，故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率军至谯郡，“作轻舟，治水军”[9]。曹丕《浮淮赋》说:“建安十四年，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虽孝武舳舻千里，殆不过也。”[10]足见曹魏水师之盛。自魏文帝以后，历次南下军事行动均大量打造船只，派出大批舟师[11]。王粲有诗云:“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12]所描绘的正是曹魏水师南下的盛况。
不用说，水师的调动以及南下伐吴的整个军事行动，都需要有通畅的水上运道，为此，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先后开凿了若干个运渠。早在建安七年，已经开凿了睢阳渠;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又开凿了讨虏渠;豫州刺史主持开凿了贾侯渠;著名将领邓艾更先后开凿了广漕渠、淮阳渠和百尺渠，兼灌溉和航运之利。《晋书》卷26《食货志》云:“(邓艾)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史书记载简略，上述运渠的具体位置、所连接的河流均已无法弄清，但它们都在黄淮平原的汴、汝、涡、颍、睢、淮之间，这一点应无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及西晋南征的航运路线，史书有几条相对清晰的记载。《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云: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又云:黄初六年“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据此可知:曹魏时期，蔡水、颍水、涡水等均可通行较大船只，并与黄河和淮河相通。又，在晋初伐吴战争中，王濬率领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杜预在给王濬的书信中称:“足下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所经由的河流明显不同于曹魏，说明晋初伐吴军队返京时所经行的是东面的一条航道，其西面的蔡、颍、涡水是否仍然畅通则不得而知。
西晋时期，都城洛阳周围的河运也受到重视，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曾计划凿陕南山，决黄河东注洛水“以通运漕”，不过没有真正实施。晋怀帝永嘉初年，李矩、袁孚等在洛阳修千金堨，“以利运漕”[13]，其目的都在于发展京师周围的内河运输。
魏晋时期河东与关中诸河的通航情况，史无明载。仅见的一条资料与曹操讨伐韩遂、马超有关，虽然在潼关一战中利用了不少船只，但进入关中是否以船只载兵或者运粮，却没有记载[14]。不过，从后来刘裕由水路入关中的事实来看，当时汾、渭诸河均可通航应无可疑。
由上可见，魏晋时期，华北较大的河流均可大量通行船只。由于曹魏积极开挖人工渠道、沟通诸河，在黄河南北形成了庞大的内河运输网络，对当时军需物资转输和水师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河航运是相当发达的。晋人孙楚撰文说:“自顷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简习水战，伐树北山，则太行木尽，浚决河洛，则百川通流，楼船万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15]虽然这篇代石苞写给孙皓的劝降书，对西晋水师之众和河运之盛不免夸大其词，但当时南下水道通畅、军事活动多凭舰船，河运事业相当发达，也并非全是虚言。在此之前，公孙渊在给曹魏朝廷的上书中也称:“吴虽在远，水道通行，举帆便至，无所隔限。”[16]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诸河通畅易航，水上交通运输相当方便。
二东晋十六国时期
永嘉乱后，中原版荡，各族政权纷攘而立，彼此杀伐，兴亡无常，此一时期北方政权没有进行过大举开凿沟渠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航道尽废、水运衰落。事实上，在当时频繁的战争中，各地，特别是黄河以南的河流航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转输功能。由于其时政局混乱，史事纷杂，全面述说甚为不便，故只择其中重要的几组略作叙述。
第一组史实是后赵的军事活动与内河航运。
史书记载石勒与内河航运有关的一项活动，是他曾在葛陂“课农造舟”，为进攻东晋做准备;虽然他并没有能够成功南下，但石季龙却在淮河巨灵口(地点不详，当在寿春附近)与东晋军队交锋，双方都动用了不少船只。同书又载:他们兵败之后退至汲郡，夺取东燕将领向冰、会雄等人屯据在枋口附近水渎中的大量船只和物资，兵势复振[17]。
后赵定都于邺，其地为曹魏故都，因曹魏积极经营而形成的良好河运条件，恰为后赵军事活动所倚恃，大量制造和运用舟船是后赵军事上的一大特点。史称石虎“志在穷兵”，“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18]。为了讨伐昌黎，他曾“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为了攻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19]。石虎的军船通过了哪些河流运道不甚清楚，但其中肯定利用了黄河和清水，其讨伐慕容氏是通过黄河运道将军需物资运往海上的。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年)，桃豹、王华等则率舟师由位于清河河口的漂榆津(今天津静海县北)入海。其他方面的记载也证实:后赵充分利用了黄河以北的河流航运条件。例如，石虎曾因租赋数额巨大、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他还曾下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又因“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20]。所谓“水次仓”，即是建于诸河水道附近的官仓。从石虎的这些命令看来，当时水次仓的数量应颇为不少，由此可以间接推知:后赵时期的内河航运相当发达。
第二组值得陈述的史实，与前秦苻坚南下伐晋有关。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兵力和物资转输十分浩大。《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称:“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21]其中明确指出的一条航道，是由黄河入石门、经颍水南下淮河[22]。可见当时由关中经渭水下黄河、由黄河入颍水下淮河的运道畅通，并且通航能力相当可观。究竟有多少军队和物资经过了这条水道不太清楚，但《资治通鉴》称苻融所率先行到达颍口(指颍水入淮水口)的军队有30万。笔者推测:经由此道而下的只是关中和凉州之兵，由幽、冀南下彭城的军队则可能是经过东面的另一条水道。
这一推测可由晋军反攻的路线得到证明。《晋书》卷79《谢安传附玄传》是这样记载的:“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今徐州)，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走之，使刘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根据这一记载，谢玄军队反攻的路线分东西两路:西路是桓石虔等率兵赴涡、颍，所取水道即苻融南下路线;东路则取道彭城，进攻兖州，由此可知当时还有一条由淮河入泗水而北上的航道。不过，由谢玄壅吕梁水、立七埭以利运漕的举动可以发现，东路运道虽通，但水流不是很大，所以谢玄有“粮运艰难”的后顾之忧[23]。补充说明一点:谢玄壅水立埭是此一时期第一次设埭截水以通运漕的活动。
第三组相关事实则是东晋桓温的北伐活动。桓温数次北伐，也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动了大量兵力和物资，军队移动和军粮转运也是借助于舟船，河运渠道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北伐的成败。
桓温第一次北伐，派遣高武进据鲁阳、戴施进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也就是说，第一次北伐时，军队由淮河经泗水入黄河，进逼许昌、洛阳，沿途运道是通畅的。
但是太和四年(晋废帝年号，369年)的那次北伐却很不幸运。由于当时正值大旱，汴水流浅，运道不通，桓温不得不派兵从巨野泽凿渠三百余里入清水，并引汶水汇之，达到由泗水入清水、由清水入黄河的目的。对此，《资治通鉴》概括得比较好:“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此次进军，由于汴水水浅，难通漕运，军需补给困难，所以郗超试图劝止，但急于成功的桓温不接受劝告，竟引巨野泽水入清水，晋军经清水入黄河，一直西进到达了河内地区。桓温在从东路进军的同时，命袁真、赵悦等进兵谯、梁一带，并试图占据石门，打通从西路运输军粮的道路，袁真等在谯、梁一带取得了胜利，却一直无法打开石门，导致粮道不通，东晋大军食尽，不得不焚舟船、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退兵过程中又被敌军追击，襄邑一战即损失了三万人[24]。桓温的这次北伐，因为沿途河道不通，运输发生了很大困难，以惨败告终。不过，史书记载也说明，当时运道不很通畅是由大旱造成的。桓温的军队为了通运，凿渠引巨野泽和汶水入清水，乃是此一时期第二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凿渠通运行动。
第四组相关史实是晋末刘裕的两次军事行动。前一次是为了讨伐青州的慕容超，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年四月，刘裕的军队从建康出发，溯淮入泗，五月到达下邳，均由水路。至下邳以后，“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25]。可见此时由淮入泗可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下邳至琅邪(今山东临沂一带)的水道是否通畅，宋书无明载，此间的沂水或许亦可通船。
更重要的是刘裕西征关中。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刘裕“以舟师进讨”[26]，具体路线宋书本传未载。但他们曾经过彭城、留城(应即留县城，在今江苏沛县与徐州之间、微山湖西岸)，走的是由淮入泗、北上清水的航道，而不是西面的涡、颍诸水，也不是到达彭城以后西行汴水。十分难得的是，《魏书》却记得很清楚，其称:“泰常元年(416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溯河西上，假道于国。”[27]也就是说:刘裕此次西征，亦取道桓温主力军队在太和四年所走的路线。
东晋西征军行至洛阳时，刘裕还曾遣人溯洛水而上，探寻西进航行通道。《水经注》卷15《洛水》云:“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又，《太平御览》卷770引戴延之《西征记》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男女老劣未尝见舡，既闻晋使溯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倾笑。”[28]这一事实说明，当时洛水上中游也是可以通行船只的，但上游航运并没有发展起来，三乐的百姓对船只很陌生，所以见到晋人的舟船时，尔乃聚观戏笑。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北讨、西征的行军时间。其北讨慕容超是在四、五月间，北方河流汛期尚未到来，其军船与粮船可以行至下邳，而其西征之时，部队一月由建康出发，到洛阳的时间约在四月，即此前循水路行进的时间是在一月至四月间，此时正是北方河流水量最少的枯水季节，但他们却可一路舟行到达洛阳，并且还能乘舟行至洛水中上游，说明当时河流即使在枯水期水量亦甚丰富，可行船只。
此外，《宋书》记载了由黄河入渭河的一些情况。该书卷45《王镇恶传》云:“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镇恶由黄入渭时间是七月，渭河正值汛期，自然是水多流急，通行船只没有问题。但当地人似乎很久没有见过舟船，所以当王镇恶部队的舰船入渭时，敌军感到很惊异。
三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时期，内河航运也甚受重视，并且同样主要出于军事需要[29]。
北魏君臣在统一北方之前已注意到水运。早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大臣刁雍即上奏表，建议通过水运解决北方边镇军粮运输问题，但未见实施[30]。其后又有薛钦、朱元旭、崔休、元雍、李崇等讨论发展河运，漕转京西水次汾、华二州和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的贡赋，其中崔休还提到“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也就是说，在北魏初期，华北东部已通漕运[31]。同一时期，为了防犯晋、宋之兵，已有造船戍河之举。神麚三年(430年)三月，“(太武)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32]。又曾因南朝兵至，边将请“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但被崔浩劝止[33]。可见北魏前期已经重视水运。但北魏河运事业的真正发展，是在迁都洛阳之后。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与平城时期迥然不同，加以此后同南朝的战争日益频繁，发展河运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军事的需要。在南迁过程中，统治阶层就已经考虑到了水运问题。《太平御览》卷161引《后魏书》曰:“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但都城最终还是定在水运更加方便、地方更加广大的洛阳。
为了发展河运，孝文帝曾多次泛舟巡游，西幸长安、东达皜磝，北至邺城，南抵徐州。自邺还京途中，孝文帝“泛舟洪池”，对大臣李冲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李冲认为，如能成功，“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34]。后来行巡徐州，又“泛泗入河，溯流还洛”，行至皜磝时，随行大臣成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孝文帝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35]充分表达了他对发展河流航运的急迫心情。
随着东南战事的发展，前线军队人数不断增加，军需物资转输也就成了一大难题。为了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北魏一面组织戍边士兵屯田和进行和籴，一面在可通水运的地区设立运仓。《魏书·食货志》称:“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此八个设仓之处，小平、黑水不详何地，石门当在距洛阳不远的黄河岸边，漳涯从名称来看当在漳水之岸，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和济州(今山东聊城与东阿之间)都在黄河沿岸，陈郡(今河南沈丘附近)在颍水岸边，大梁(今河南开封)则在蒗荡渠(汴水)边，均在内河航运线上。又《魏书》卷50《尉元传》载:尉元曾因彭城饥荒，上表请以所缴获的宋军船只900艘，运输冀、相、济、兖四州粟救饥，据此可知此四州与彭城水路相通。这些情况，反映当时黄河南北水运仍具相当规模。
由孝文帝巡游路线及设仓的地点，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当时河流航运，往西可至长安，往东可直通入海，向北可水行至邺城，而往南则可“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颍水亦可通运，故在陈郡也设有运仓。由于当时的战事主要在东南，所以关于黄河以南的河运资料较多。文献记载同一时期的南北战事多在淮河一线，而战争双方也都充分地利用了水运条件，动用了大量船只。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淮河沿线展开的战役多是水战[36]，因此缘淮一带水运最为发达。
北魏以后，邺城周围河流仍可通运，北齐神武帝高欢曾“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37]。平原东北部的漯水似乎也通舟运，所以《水经注》说:“漯水又北，迳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38]黄淮之间的运道，原来的西线即颍水，和其上游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临近的洧水都可通船[39]，是否全线贯通则不得而知;原来的东线，清水至淮河也可通运[40]。不过，据《水经注》记载，泗水在冬春季节水浅沙多，所以行者多取道附近的丁溪。其称:“泗水又东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东南流，北带广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者也。”[41]至于华北西部，据北周庾信《终南山义谷铭》记载: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曾有人在关中“凿石开谷，下南山之材”。《铭》称其运道“东出蓝田，则控灞乘浐;西连子午，则据泾浮渭。派别八溪，分流九谷，铜梁四注，石阙双耸。青绮春门，沟渠交映，绿槐秋市，舟楫相通，运以冥宫。裁其梓匠，岂如运石丹泉，裁通梁阳之殿;穿渠谷水，直浇金墉之城。国富人殷，方传千载，立功立事，敢勒山阿”[42]。这一举动早于唐人凿渠以漕南山薪炭几个世纪。由这些情况可见，北齐、北周时期，各地河流仍通舟运，与北魏相比似乎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则渐渐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
北朝时期基本不见有凿渠通运的记载，虽然当时也有些人提出一些设想，却未见实行。仅《魏书》卷66《崔亮传》称崔亮建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即使他的建议曾得到了实施，也只是疏浚前代旧渠，而非新开。所以北朝时期的通运河渠，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相比，未见有新的发展。
通过以上史实陈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活动，与当时华北内河航运的关系，昭昭可见，无须再增赘言。然而，今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士，若对古代华北水资源环境变迁的历史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以上所述乃是痴人梦语，不足凭信。面对如今条条干涸的河流，人们怎能想象出当年“楼船万艘，千里相望”的景象呢?但众多史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根据以上所陈史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地区不只黄、淮等大河上帆影相望，其他众多河流都能舟楫互通，不仅在雨季汛期可以航行，而且非遇大旱、像洛水这样的较小河流在枯水季节亦可行船，足见当时河流水量之丰富、水源之稳定[43]。古今华北水资源环境变迁之巨，不能不令我们大感惊讶而且慨叹不已!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注释】
[1]关于曹魏在河北地区开渠通漕对古代运河发展的贡献，已有多位学者作过论述，例如日本学者佐久间吉也早在1970年代已有专论(见所撰《关于曹操时漕运路线的形成》，《社会文化史学》，1976年);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也时有提及，如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0～151页即有概括论述。本文叙述虽嫌重复，但主要强调其军事目标和功能。
[2]《汉书》卷29《沟洫志》、《后汉书》卷16《邓寇传》。
[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水经注》卷9《淇水》。
[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卷14《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云:“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关于“新河”，《水经注》卷14《濡水》云:“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邱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以“平虏”作为渠名，直接点明了开凿该渠的军事目的。
[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51页。
[7]史载司马懿征伐公孙渊时，由于遭遇三十多天大雨，河流暴涨，魏军的运输船只甚至得以进入大辽水，到达襄平城下(今辽宁辽阳市西南)!当然，华北河运线并不能通往辽东的大辽水，魏军船只应是由海道抵达的。
[8]据《太平御览》卷161引。按此文不见今本《魏书》，不知所指《后魏书》出自何人。
[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引魏文帝《浮淮赋》。
[1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卷28《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12]《文选》卷27王粲:《从军行》。
[13]分见《晋书》卷3《武帝纪》、卷63《李矩传》，《通典》卷10《食货十》。
[14]《三国志》卷18《魏书·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15]《文选》卷43孙楚:《为石仲容(石苞)与孙皓书》。
[16]《三国志》卷8《二公孙陶四张传》裴注引《魏书》。
[17]《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8]《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
[19]《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按:文中“高句丽”，当指今辽东半岛。
[20]《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21]《魏书》卷95《临渭氐苻健传》，《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同。
[22]按:文中“石门”的具体位置不详，“项城”即项县城，位于颍水边，在今河南任丘;其言“达于汝、颍”，他处未见汝水通航记载，此处可能是因行文关系而虚写的，待考。
[23]其事又见《太平御览》卷73引《晋中兴书》。
[24]《晋书》卷67《郗鉴传附超传》、卷98《桓温传》，《资治通鉴》卷102《晋纪二十四》。
[25]《宋书》卷1《武帝纪一》。
[26]《宋书》卷2《武帝纪二》。
[27]《魏书》卷35《崔浩传》。
[28]按:“劣”当为“少”或“幼”字之误;“倾”疑亦误。
[29]薛瑞泽曾撰文讨论北魏时期的内河航运(见所撰《北魏的内河航运》，《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3期)，对有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叙事虽或有未周，却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30]《魏书》卷38《刁雍传》。
[31]《魏书》卷110《食货志》。
[32]《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
[33]《魏书》卷35《崔浩传》。
[34]《魏书》卷53《李冲传》。
[35]《魏书》卷79《成淹传》。
[36]具体事实，可参见《魏书》卷66《李崇传》、卷70《傅永传》等记载。
[37]《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下》。
[38]《水经注》卷5《河水五》。
[39]《北齐书》卷27《刘丰传》。
[40]《周书》卷40《王轨传》。
[41]《水经注》卷25《泗水》。
[42]兹据《初学记》卷5《地理上》引。
[43]史念海先生曾有《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一文，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化和由于流量变小、水道壅塞而导致航运衰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可参阅。其文收入所著《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347页;笔者曾有《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一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对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作了专门论述，兹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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