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

“三才”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

天、地、人，古时合称“三才”。关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即是所谓“三才”理论。它萌芽于夏商以前，形成于周秦之际，至两汉时期乃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是基于古代农业实践而产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亦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但它并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而是诸家学说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被普遍采用的思想框架。它由农业生产出发，不断向其他领域推演。

自先秦开始，古代思想家就把天、地、人视为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并将三者间的关系作为多种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古代社会建设亦以“三才”为思想纲领。古人论述治国安邦之道，往往是从天、地、人说起。例如《管子》在谈论如何执政治民、富国强兵时，频繁地将天、地、人并提，不断强调天时、地财(地利)和人力的重要性。它认为:“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要求统治者“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执政施治要“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1]。《荀子》提出了“天地人相参”的思想，它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须得“天时”、“地利”、“人和”而不失;从社会来说，“农夫朴力而寡能，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从统治者来说，“人主”要立威仪、行赏罚，才能“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实现财货丰足，天下安定^[2]。这些思想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淮南子·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更明确地把天、地、人相参称为“王天下之道”和治国者之“前道”，其《六分》云:“王天下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故王］而有天下矣。”又《十大经·前道》云:“治国者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3]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代关于社会建设、治理的思想理论不断丰富，但始终没有脱离“三才”这个基本架构。

综观中国历史，“三才”理论并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而是有着具体实际的社会内容，亦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们的高谈阔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古代政治实践，对传统社会建设治理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以下就天、地、人三者分别稍做申论。

古代“天”的内涵很复杂，抽象玄妙，难以定义。古人并不尊奉某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但极其尊崇“天道”，基本观念是:“天道之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顺之，则万物遂长，百姓丰足，社会安定，国祚永昌，逆之，则必遭“天谴”。《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基于这一观念，古人认为:君主必须顺应天道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才能安抚万民，实现天下太平。

“天道之行”最重要的表现是四时代序。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是为“天时”。“天时”与农事最直接相关，故又称“农时”，其于稼穑成败和年收丰歉关系至为紧切，直接关乎黎民百姓的生计，故亦称“民时”。“天时”不仅决定着自然界万物生长的节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中的人和事，因此人们必须根据“天时”来安排各种事务。这一点对于农业社会至关重要。

古代思想家不断强调“奉天时”，《易传·乾卦·文言》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首先要知天时，明“四时之序”。《管子·四时》认为:“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古代国家高度重视编订和颁布历法，把它作为宣示王朝正统的重要礼典，“正朔所在”即是“天命所归”，“敬授民时”，指导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则是国家的重要政务。

古代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副“天道之行”，遵“四时之序”。顺时而动，不失时宜，乃是“圣王之制”。《荀子·王制》说:“君者，善群者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详细论述了“副天之所行以为政”的思想，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古人根据“四时之序”，将一年的各种要务按月编排成《月令》，著于礼典，谨守奉行，战国秦汉时代最为重视，在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所谓“月令图式”。

农业是古代国计民生的根本，又是季节性最强的一种经济活动，因此“奉天时”落实在国家在社会经济管理中，除“敬授民时”指导农事外，更重要的是“使民以时”不妨农事。在儒家那里，“使民以时”、“不违农时”、“不夺民时”、“无失其时”、“勿夺其时”等等，被称为“圣王之制”。为了“不违农时”、“不夺民时”，国家尽量避免在农时征役和“行役逾时”。

但“天道之行”亦有异数。自古以来，各种异常的自然变化一直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水、旱、蝗、风、霜、雪、河溢、地震，自然灾难无年不有，古代统称“天灾”。古人认为:“天灾”是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违逆“天道”所致，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亦即“天谴”，必须通过修正和改善自身的行为来应对。由于“天谴说”的影响，每当遇到严重自然灾难，时雨不至、禾稼枯槁，或阴霾连旬、淫雨成潦，皇帝便有遣宫女、赦囚徒、避殿、减膳、撤悬、斋戒、祈祷之举，“以答天谴”。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是形近于巫的虚伪做派，然而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实际政治意义。

诚如晁错所说:“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自然灾害，上古圣王亦所难免，关键是能否积极地应对。自先秦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防灾救荒的思想主张，从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荒政》，不断发展充实，徐氏“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思想，可谓集其大成。国家为应对“天谴”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包括重视积贮、预先防备，组织抗灾和灾后赈济等等，统称“荒政”，它是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古代防灾救荒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都仍然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古代社会对于自然灾害，总体上是消极地承受，显得十分孱弱无力，未能形成完善有力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严重的天灾常常引起剧烈的社会动乱，甚至导致国家政权土崩瓦解，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地”在古代观念中亦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包括不同类型的土地及其所承载的各种自然资源。《管子·水地》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大地载育万物，是庶物之所聚，林材之所藏，财富之所出，更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民以立命，国以为基。古人关于“地”的基本理念是“尽地利”，理想目标是“地无遗利”。“地利”是基于古代主要生计体系———农业而形成的观念，有时亦称“地力”，充分发掘土地的生产潜力可以增加产量，故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当然，“地利”不仅仅指农业收益，还包括其他的物品出产，所以有时又称“地财”或“地材”。欲尽“地利”，就必须积极垦辟土地，并通过兴修水利等措施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此外，还要积极开发山林川泽中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和矿产资源。

如何“尽地利”?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地利”的合理开发与公平享有，既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地利”的开发和管理，是古代社会建设治理的基本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说，大地上的一切资源都是自然所赐，凡庶生民都享有均平占有和利用的权利。然而，“均平”自古以来始终只是虚幻的理想，围绕自然资源的占有、利用而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乃是古代社会的常态，或则聚讼公堂，或则群起械斗，其尤甚者乃至引发全局性的战争动荡，导致天下鼎革。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这些矛盾。事实上，缓和在资源开发利用，特别是土地占有中的利益冲突，在古今社会建设治理中都是最艰巨的任务。

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为了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土地，自周代的井田制，到战国秦汉的授田制，再到中古时代的占田制和均田制，古代国家一直试图通过鼓励垦辟土地，调控土地分配占有，使百姓著于乡土、务其本业，“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4]。然而由于人口不断孳繁，人地关系渐趋紧张，自西汉以来，围绕土地占有和利用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严重困扰着古代政治家，历朝历代议者纷纭聚讼，主张层出不穷，土地制度亦可谓变化繁复，但国家的政策性努力从未彻底解决实际问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历史景象一再重复出现。宋代以后实行“不抑兼并”政策，意味着对土地分配和占有实行国家统一调控、管理的努力最终被放弃。围绕土地占有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常常是通过周期性爆发的剧烈政治动荡造成人口大量流徙、死亡才得以暂时缓解，王朝政权的盛衰兴替与人地矛盾的轻重弛张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伴随”关系。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尽管古代国家很早就将水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政务，并且不论就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还是就国家权力介入的强度而言，都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然而，围绕水源利用、水权分割而产生的多层次社会矛盾冲突，在历史上一直非常尖锐，至今仍然有增无减，非常值得深思和警觉!

作为“地利”重要组成部分的山林川泽资源，在古代曾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管子》一书曾有过不少讨论，它指出:山泽不禁火与禁火，关系到草木能否植成，进而影响到国之贫富^[5];山林、菹泽、草莱是“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若人君不能谨守，则“不可以立为天下王”^[6]。古代国家与私家之间，不同家族、阶层以及地方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山林川泽资源的封占与分享、利用与保护，一直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和大小贵族之间的彼此攘夺，汉代朝廷与诸王、豪强在山泽之利上利益冲突，南北朝时代的山泽封锢法令的禁弛，北宋以后长江中下游湖田之利的“请射”争斗，以及明清山区垦殖的禁放和“土客之争”……都曾造成政局扰攘和社会骚乱。

围绕地利之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本来，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上古形成过一些合理的礼俗和制度。当时国家除设置“虞衡”、“载师”之类专门职官负责山林川泽事务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法令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时禁发”。对于何时入山林川泽从事樵采猎捕，曾有过相当严格的礼法规定。但随着人口不断孳繁，生存压力不断增强，后代朝廷对自然资源的管理逐渐松弛，明清以来尤甚。由于国家管理失控，产权制度模糊，盲目、无序、粗放甚至野蛮的山林川泽开发，造成了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河湖淤塞，自然灾害不断加剧，并且祸延当代，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三才”理论关于“人”，有时说“人力”，有时论“人和”，因语境变化而异。在古代社会建设理论框架中，“人力”与“人和”始终受到高度关注。“顺天时”、“尽地利”需要靠“人力”，《汉书·食货志》引晁错之语云:“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人力”既指个人之力，更指群体之力，而发挥群体之力的关键在于“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早已是妇孺皆知的名言;《荀子·王制》具体论证了“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和”能增强人的力量，所谓“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关键在于人有义、有分而能群;“人和”则诸事可成，所谓“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还认识到:社会和谐是财货之源、经济之本，所以《荀子·富国》说:“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货之源也。”

关于“人力”，古代思想家议论最多的是如何“节用”。有关“节用民力”、“使民以节”的言论，古代文献典籍中在在有之。《管子》主张国家要“量民力”，用民之力和取民之财要有节制，它警告说:“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救敌之勿谋已，不可得也。”又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7]也就是说，国家不恤民力，征取无度，必须导致上下失和，引发社会动乱。后代历史充分证明了《管子》的先见之明:一些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推行轻徭赋役、与民休息的政策，“宽省民力”，“使民以时”，经济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秩序由乱而治;反之，统治者违逆天道，施政急暴，征役无度，滥用民力，都导致天下嚣然，人心鼎沸，强盛如嬴秦、富庶如杨隋者，亦难逃短祚覆亡的命运。

“人和”即社会和谐稳定，是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何以致“人和”?知民意，遂民情，顺天时，尽地利，重农桑，轻赋税，节民力，抑兼并，禁侈靡，正风俗，使百姓耕者有其田，居者安其宅，生者乐其业，然后施以教化。何者谓“人和”?上下同心，君臣一体，人人讲忠信，知廉耻，行礼让，疾病相问，危难相救，幼不失怙，老有所养，盗贼不行，强梁敛手，远行千里不赍粮持兵，外户而不闭……这些词句在古代政论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虽然始终难以真正实现，但毕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理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

要之，作为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的“三才”理论，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自然规律、环境资源和人的因素都受到充分重视。不仅注重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而且注重协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从社会论社会，就人事说人事，而是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整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注意到了天、地、人(即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套理论，虽然只是古代经验思维的成果，而非基于严密的科学论证，与古代政治运作和社会实践之间亦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但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和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注释】

[1]分见《管子·山权数》、《管子·君臣下》、《管子·五辅》。

[2]分见《荀子·天论》、《荀子·王霸》、《荀子·富国》。

[3]分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7、80页。

[4]桓宽:《盐铁论》卷3《园池》。

[5]《管子·立政》。

[6]《管子·轻重甲》。

[7]《管子·牧民》、《管子·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