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展望

时间:2020-01-29  栏目:理论教育  

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展望_徘徊在人与自然之

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展望

1970年春,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R.纳什教授首次开设了一门名叫“美国环境史”(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新课程,并立即受到大批学生追捧。他恐怕还不曾料到,在他提出这个新鲜史学名词之后不过短短40年,“Environmental History”就成为一个全球热门的史学领域[1],与加州隔洋遥望的古老中国亦不例外。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学林中的一道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景观。

关于环境史学兴起的现实背景和学术意义,东西方学者都做了许多阐述,好像再无须置喙。但是,环境史如今还算不上一门成熟的史学,它的理论方法尚不成熟,完整的学术架构仍未形成,基本史料整理还有待展开,至少在中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严重缺乏,教学和人才培养事业仍处在艰难的摸索阶段。事实上,主讲环境史课程和指导环境史研究生的导师们也是在边学、边干,与学生们共同成长。如果说环境史学发轫于R.纳什开设“美国环境史”课程的话,完整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之形成则是它臻于成熟的主要标志。从长远来看,与完成一批环境史研究课题相比,培养一批具备良好素养、专门技艺的人才更加重要,这是目前中国环境史学发展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文结合近年来的思考与尝试,就相关问题略陈浅见,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基础与现状

正如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本土学术渊源一样,中国的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亦非凭空起步,历史地理学、农业史等相邻学科已为之打下了一定基础。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队伍中,成绩较突出的学者大多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学科背景,或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他们是当下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可以称之为“种子人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一批世界史学者不懈努力,西方环境史学论著和思想理念陆续被介绍到中国,“环境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分支的专用名称逐渐被大家接受。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了环境史学科建构的努力,随着相关研究快速发展,区别于历史地理学和农业史的环境史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亦渐次展开。

在综合性大学开设环境史类课程,肇始于21世纪初。2001年秋天,南开大学首次开设了“中国历代生态环境变迁史”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分别面对史学专业和非史学专业本科生。约略同时或稍后,国内其他高校亦相继开设同类课程。例如北京大学包茂红于2001年开设“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通识课,后来又开设了“环境史学史”等专业选修课;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厦门大学钞晓鸿、中山大学谢湜、华中师范大学王玉德等,都先后开设了不同名称的环境史课程;复旦大学则将“中国古代环境史导论”、“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等列入通识教育核心课;中国台湾、香港多所大学的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课中都包括有环境史,诸如此类,不能尽举。尽管这些课程的知识内容大多来自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主旨却是透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解说历史,与历史地理学、农业史的旨趣逐渐产生差异。以王子今教授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学开设的“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为例,除了“绪论”和个案研究举例之外,他安排若干课时分别讲述“环境观念”、“与人类共生的动物”、“林水景致”等内容,主体内容则是以下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主要结构性要素如气候、水资源、植被、野生动物的历史变迁,二是生态环境与民族竞争、经济进退和王朝更替等重大历史变动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课程大纲:

第一讲:绪论: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学术史回顾

第二讲:中国古代气候变迁(一)

第三讲:中国古代气候变迁(二)

第四讲:中国古代的水资源形势

第五讲:中国古代的植被

第六讲:中国古代野生动物的分布

第七讲:中国古代影响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

第八讲:中国传统生态环境观

第九讲:和古人同居的动物

第十讲:林水景致与中国古代文化

第十一讲: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之一:民族竞争

第十二讲: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之二:经济进退

第十三讲: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之三:王朝更迭

第十四讲:中国古代生态史的个案研究[2]

环境史的最终落脚点,是试图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解说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王教授显然亦特别属意于此。在他给学生开列的参考文献中,历史地理学、农林牧业史和气候史方面的论著占据了大部分,无疑说明这些领域的前期研究在中国环境史学中的基础地位。从笔者本人的教学实践和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各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课程教学的思路和指向,正在逐渐接近。

由于目前中国环境史学仍处于开拓、建构阶段,现已开设的相关课程自然难以传授完整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但却给广大学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学术之窗,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环境意识,亦为重新思考历史增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

就这门新兴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是专业设置和研究生培养。尽管近年介入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快速增多,相关论著大批涌现,平心而论,距离“专业化”还很遥远。在2005年南开大学组织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构建环境史学科和加强人才培养成为重要的共识。与会同仁充分认识到:这一事业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一批高校相继成立环境史研究机构,陆续开始招收环境史硕士和博士生。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近年来,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在历史地理学框架下继续拓展领域,加强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亦相继设立环境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也有环境史学科(方向)的发展规划。根据教育部所公布的研究生招生目录,目前招收环境史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校达到了十几所。由于各机构的学术基础不同,环境史招生分别被归入不同二级学科之下,有的从属于历史地理学(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有的从属于专门史(如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科技史(如南京农业大学),有的则列于中国古代史专业之下。这种各行其是的情况,反映目前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仍处于摸索阶段。

多年前我们就曾指出:“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定出完整的培养方案,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编制合理的课程体系,准备充足的教学材料,形成一套适宜的专业训练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列出一个招生方向就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环境史这类典型的跨学科领域,硕士和博士生培养殊为不易,有大量具体工作尚待开展。在目前情况下,必须积极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国内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以便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3]严格说来,目前国内环境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各个高校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很有必要就此组织专门讨论,形成共识。

为了更好地推进相关事业,近年来,南开大学进行了多项尝试。2008年,该校在原先已于中国古代史学科之下招收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等方向博士、硕士生的基础上,自主设立了环境史硕士生专业(专业代码:060121),报请教育部批准后,于次年正式招生。根据该校所制定的《培养计划》,环境史专业学制3年,下设“中国生态环境史”、“外国生态环境史”和“灾害、疾病与公共卫生史”三个研究方向。培养目标是:“面向21世纪历史科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历史学为主导,吸收和采用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借助多学科的师资力量,系统培养生态环境史领域的科研、教学与复合型应用人才。所培养的学生,要求系统掌握生态环境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和学术思维,初步具备独立承担环境史学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和开展相关业务活动的能力。”基于环境史的跨学科特点,《培养计划》借鉴科技史(如农业史、医学史等)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专门明确了若干跨学科的学习要求。根据规定:文、理、工、医、农等学科、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皆可报考,但毕业于文史专业的学生,硕士学习阶段需补修“生态学基础”、“环境学基础”、“普通生物学”等本科生课程,至少修满6个学分;毕业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和医药学等学科的学生,硕士学习阶段则需补修“史学概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本科生课程,至少修满6个学分。成绩不计入课程学习总分,但作为取得毕业资格的基本要求。这些强制性规定,要求学生掌握最基础的相关学科知识,以便使其研究工作更具专业性,学位论文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经过数年努力,该专业已经形成了一支较有实力的教学团队,开设了“中国生态环境史概论(3学分)”、“中国环境史资料的整理与利用(3学分)”、“外国生态环境史(4学分)”等3门专业必修课;“瘟疫、灾害与人类文明(2学分)”、“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2学分)”、“外国生态环境史名著研读(2学分)”等3门选修课,从而初步形成了环境史专业硕士生培养框架,为构建完整的环境史学人才培养体系积累了经验。

二困难和挑战

过去几年,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已在摸索中走出了第一步,多所大学的第一批环境史硕士、博士生都已毕业,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注重把环境史教学与各自原有优势学科(方向),如历史地理、社会史、经济史(农业史)等结合起来,这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得到显著体现。此类选题的论文,从“传统”史学角度看,因运用了生态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讨论历史问题,增加了对环境因素的考量,令人感到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从环境史角度而言,则不仅符合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旨,而且便于与以往史学命题互相联结,问题探讨具有更加厚实的基础和宽阔的视野,有利于克服“见物不见人”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

不过,完整而成熟的环境史学人才培养机制之建立,决非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困难。通过以往的摸索和实践,我们发现:这些挑战和困难,有些是一般学科在初兴之际都可能遭遇,但也有不少是环境史学所特有的———既由于环境史本身的特殊性,亦由于长期实行的分科教育体制。下面稍作展开说明,以便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于环境史的特殊性,中外学者都有不少论说,在我看来,李根蟠将其学术旨趣概括为“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4],最为言简意赅。关于这两句话的含义,笔者亦曾撰文解说[5],这里仍拟进一步申论。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千年中,史学领域不断在拓展,历史记录的对象,从帝王将相扩大到贩夫走卒,由君主言行、军国大事、名臣事迹,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的广泛领域。尽管如此,在环境史学出现之前,历史学始终是一门“人类独尊”的学问,基本上只关注人类活动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近代以来,虽然史学家在理论上承认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但这个舞台长期被抽象化,它的实际历史作用一直模糊不清。环境史学重点考察历史上的人们如何与大自然打交道,并且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如此一来,抽象的历史自然环境将成为实证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再只讲人类的故事,而且要讲自然的故事,包括其他物种的故事。地球生物圈中,凡曾与人类活动发生过联系的事物,都作为研究对象进入环境史叙事之中。这就是所谓“自然进入历史”。

“自然进入历史”,意味着历史研究内容的极大丰富和认识空间的极大拓展,在一般史学著述(不包括从属于某门自然科学的自然史)中始终若隐若现的各种自然事物,包括气候、地形、土壤、岩石、河流、湖泊、森林植被、野生动物、微生物和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气象、地质现象,从此被凸现出来,作为与人相对应的“彼方”,被理解为能动地参与塑造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因素。环境史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入手,具体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不同时代、地域、群体的人口行为、产业生计、饮食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乃至两性关系、政治事件和军事活动;讨论人类活动又是如何反过来推动自然环境的改变,造成动植物种变化、水土改变、气候变暖和各种污染;探讨漫长历史进程中,特定社会和人群与所在自然世界如何彼此因应、协同演化。这样,人以外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就不再只是历史戏剧的背景和道具,而是实际参与并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角色”。“自然进入历史”提出了无数新课题等待我们去探究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此成为同“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并驾齐驱的另一重大史学命题。

“人类回归自然”,意味着运用新的思想理论,重新认识人类及其历史的本质。长期以来,“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们共同尊奉的信条;但是,褊狭地理解“人”的属性,势必陷入人类历史认识的误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突破过去视野的局限,匡正以往认识的偏差。毋庸置疑,环境史将继续讲述甚至仍然主要讲述“人类的故事”,然而与以往相比,其所采用的思想立场和叙事方式有若干显著的不同,首要的一点是它要重新回到人的自然生物属性,肯定人首先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然后才是具有不同身份、地位和文化素养的社会人士。环境史家以人的生物属性和生理需要作为思考起点,把人视为地球生物圈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则被理解为一个特殊生态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由于采用这样的思想立场,曾经自诩为万物灵长和为大自然主宰的“人”,将被重新进行历史定位。

固然,人类之所以能够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是由于他的文化属性。文化不断发展的确使人类成功地冲破了大自然的许多束缚,通过不断增强文化能力,人类不断适应、利用和改造着自然世界,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破坏着生态环境,“是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中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6]。但是,只要无法放弃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人就无法完全摆脱一定环境条件,诸如空气、水分、营养、温度、光照和其他生物与非生物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就无法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

客观地说,以往思想家并未完全罔顾人的自然属性和生活需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将谋取衣、食、住等基本物质的生产劳动,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和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恩格斯曾经特别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认识自然规律。”[8]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甚至指出:“意识”和“思维”,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说:“……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9]尽管关于“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争辩曾经影响了历史研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根据先哲指引,对地理环境之于人类文明的作用进行过不少可贵的理论阐述,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中的“自然”一面开展实证研究,亦未真正透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来认识“劳动”(主要指经济活动),更不要说从这种关系的动态变化中理解人的思想意识了。在一般研究中,历史学家几乎忘记(准确地说是不太考虑)人是生物这个基本事实。

环境史基于“人类回归自然”的理念,不只把“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个命题从理论思考推向实证研究,而且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既关注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也关注人类对环境的作用,试图揭示两者间互相依存和协同演化的历史关系。它充分肯定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但不再局限于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理解人,而是重点探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文化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在它看来,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娱乐、战争等,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受特定环境条件制约和影响的生态现象;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既是社会文化的单元或群落,同时也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和系统。从人的生物属性出发,重点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中探寻人类生命活动的轨迹和规律,追问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主要思想界线[10]。(www.guayunfan.com)

人与自然是双向作用、彼此因应的“此方”与“彼方”: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受自然规律(这里特指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另一方面,“环境”是通过“人”来界定的,包括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其中与人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各种事物,经人力改造过的自然事物,甚至人的创造物,都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构成部分。“环境”始终与人类相互依存,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不断演变。因之,不论想要了解当今环境生态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更完整地讲述人类自己的故事,都必须使“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

显而易见,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视阈,不仅不再局限于人类社会某个阶层的人、某个方面的事,而且亦不局限于社会本身。环境史家仰观苍穹,俯视大地,穿越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把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候、人口、组织、技术、经济、文化……众多环境与社会的因素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之中,将它们视作一个互相作用、彼此因应、协同演化的多层次、多功能“复合系统”。也就是说,环境史的探究和思考,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比之以往历史学,这的确是一个前后未有的大跨越、大综合!这种大跨越、大综合,毋庸置疑对历史研究、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巨大挑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不曾遇到过的困难。

这些挑战和困难首先发生在知识层面。尽管环境史研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专门史,但它要探讨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接触的界面上繁复无数的因素与问题,牵连之大、渗透之广,甚至超越了以往整个历史学的范围,至少迄今尚无哪个史学分支像这样,涉及如此众多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问题,环境史研究所需具备的自然知识,可让任何一位博学通儒感到“黔驴技穷”:他不但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功底,而且需要有远胜于一般史学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储备,如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水文学,乃至医学、地质学,等等。生态学是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就更是一门必修的功课了,最起码要把握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精神。总之,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环境史的必要条件。否则,面对文献记载的许多自然事物和现象,必定感到不知所云,对字里行间的环境历史信息亦很可能视而不见。

举例来说,最近几年,国内学者陆续推出了一批区域环境史论著,探讨典型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关系,这是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此类区域综合研究通常涉及广泛的自然事物和现象,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动植物种类即可能数以百计,一一辨明它们究为何物而不至“张冠李戴”已属不易,对其中的主要种类(特别是主要农作物、家畜),尚需进一步了解其生物学特征和生长习性。水土资源开发和水利工程建设通常是此类研究的重点,要把这些活动的利弊和生态后果分析到位,需结合气候、地形、土壤、农作结构……开展综合探讨。倘若涉及工业、商业、人口、聚落等方面的问题,情形就更复杂了。所以,开展一项区域环境史研究课题,需对植物学、动物学、农学、林学、土壤学、地质学、水文学、矿物学、工程技术……众多学科知识皆有所积累,否则就只能简单地排列史料,复述前人的看法(尽管这也是一种贡献),而无法进行科学的深度分析。倘若率尔臆断、强作论说,往往张口即错,所得出的结论必定似是而非,甚至滑稽可笑,因为我们可能在起点上就已经错了,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自然没有太大价值。

由于综合性研究难度极大,不少学者更愿意选择某个专题(如气候、疾病、动物、植物、水资源等)做研究。即便如此,所需专门知识亦非旬月之间所能具备。我们知道,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和文明进程的影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但也极具挑战性。掌握气候学、气象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概念、术语,了解中国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开展这类课题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贮备,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连基本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都无从下手,更不要说建立历史时期气候干湿、冷暖变化序列并分析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了。由于近代以前并无科学的气候观测手段,关于气候的记录亦无统一的量化指标,史书中的大量记载,要么是人们对天气冷暖的经验感受,要么是旱、涝、霜、雹等恶劣气候所造成的灾害性影响,这些信息具有很大主观性和模糊性,据之建立起来的冷暖、干湿气候变化史,需综合树木年轮、湖相沉积、冰岩芯、考古遗物和近代以来的仪器观察材料进行比较、校准和检验,其专业难度又更增加了一层。这些还只是课题研究中一个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包括干湿、冷暖的长时段周期性变化、年际变化以及突发性的极端气候事件,如何作用于不同区域,特别是那些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和经济重心区,影响当地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并引发连锁性的历史变动直至政治动乱,则又需要综合经济类型、生产结构、政治状况和生活方式等众多复杂因素,具体、深入地分析其实际作用的界面与机制,而不是简单(甚至相当主观)地排比史料,就列举若干时代气候冷暖变化与王朝治乱兴衰之间的对应关系[11]。要做到这些,又需相应具备另一些学科的知识,如农学、畜牧学、灾害学,甚至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等等。类似的知识性困扰,在环境史的其他专题研究中同样普遍存在。

毫无疑问,这些困难必定要延伸到环境史教学之中,甚至更令人心烦意乱。因为教师个人开展相关研究,可以根据课题的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尚有欠缺的知识,而在教学工作中,则不得不面对一批几乎完全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学生,如果不想让他们只是简单、被动地接受自己的结论,机械地背诵课堂笔记以应付考试了事,就必须在有限的课时内给他们补讲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举例来说,曹树基教授给研究生开设《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环境》,讲解中国历史上的鼠疫、霍乱、“瘴病”、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地甲病、麻风虫,等等,他首先必须让学生明白这些究竟是什么疾病?由哪些病原微生物所造成?在哪些自然环境下更易发生和流行?传播和流行机制是什么?会对人群造成怎样的危害?光是对相关记载一一进行考证,辨正其“名实”,就已经十分费力了。然而这些知识乃是听懂该课程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在此基础上讲述疾病与传统生活习惯、医疗条件、疾病知识、文化观念,甚至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和政治面貌的关系,才能达到“从疾病这一独特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上自然和人文的诸现象”这个教学目标[12],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相信这是目前中国环境史教学工作所普遍面临的困扰。

环境史,无论在课题研究还是教学工作中,都面临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理论方法的更新。这方面的挑战表面得来并不显著,实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而且更加难以把握。长期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分离”思维模式一直影响着历史认识,至今仍发挥着很大的惯性作用。历史学家一向致力于探求历史现象、事件甚至重大历史变化的因与果、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和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习惯于对所有事物、现象和问题做出非此即彼的好坏、优劣、善恶判断。在环境史研究中,我们却不得不将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些,按照生态系统的思想把握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价值与意义;不得不超越“二元分离”思维,强调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整体性,注重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彼此因应、动态平衡与协同作用;不得不超越一般常识,拔开重重迷雾,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以揭橥那些从表面看来并不相干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就像英国养猫小姐对于海军强盛的贡献这个幽默故事中所反映的那样;不得不超越简单的进化论和因果论,努力体察历史变化中的意外、突变、非典型性、非线型性以及连锁反应的“蝴蝶效应”。总之,环境史家需要拥有并且培养学生拥有更广博的知识贮备、更宽阔的眼界和更复杂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具备更加开放的态度和不断学习的精神,随时准备接受超越本学科以外的知识和观念。当然,还需具备随时与其他领域学者展开交流、对话与合作的精神———因为我们无论如何聪明、如何勤奋,都不可能完全自行解决即将遇到的各种科学疑难。所有这些,都是环境史学典型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必须一开始就要注重对学生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培养。

但是,当我们对环境史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之时,又不得不面对分科教育和培养体制的制约。环境史研究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尽管单个学者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掌握都难以达到专业水平,但至少应当有所涉猎和了解,或随时准备根据研究的需要去涉猎、去了解。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大学的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特别是文、理之间),学术院墙分隔明显,对培养复合型人才十分不利。由于高考实行文理分科,绝大部分学生进入高中不久即选择了其中的一科,而舍弃对另一科学习。这些情况,导致历史专业本科生严重缺乏自然科学素养,相关知识大多寥胜于无,将他们培养成为拥有跨学科知识贮备和良好研究素养的环境史学人才,无疑需要加倍地投入和付出。招收一些具备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生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同学之间的互相学习。但由于就业、待遇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指望理、工、农、医等学科的本科毕业生成批地报考环境史专业。即使偶遇一两个这样的学生,亦需要帮助他们努力补修文史,同样需要加倍地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在若干年内即形成完善的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专业研究队伍,是不切实际的。近年来,许多高校日益强调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跨学科(院、系)选修课程和双修、辅修其他专业的学生逐渐增多,上述困难情形也许将会稍有改变。

三设想与期待

环境生态危机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环境史是一门深切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学问,搞好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是时代对历史学者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领域,全球历史学家享有更多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之上的共同话语。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区域差异显著,演变过程各不相同,呈现出繁复众多的生态历史面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一体,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在漫长时期中,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利用资源、适应环境方面形成了众多的模式和传统,地域差异和时代差异错杂交叠,在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样例;中国文明历史绵长,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献记录,涉及环境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问题之复杂亦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因此,中国环境史学发展拥有独特的优势、条件和需求,积极推进这一学术事业,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环境历史经验,不仅是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进步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环境史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在不少方面已显得落后,在理论、方法、手段、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上都存在一些欠缺。由于研究队伍的素质存在先天性不足(尤指长期偏科教育所造成的严重知识缺陷)和学术环境中尚有一些不利因素,今后一段时期,差距仍有可能继续拉大。能否充分发挥本国优势急起直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有足够能力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确让我们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加快专业学术队伍的培养步伐,有效地推进这门新学术在中国的稳步、快速发展?

以下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分别从教学资源、教师队伍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几点设想,供大家批评、讨论。

这里的“教学资源”,指环境史学人才培养所需要的教科书和各种形式的学习素材(包括文献史料、研究论著、相关实物、图片和视频材料等)。由于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知识体系尚未形成,不少概念、理论问题和它的学术架构仍在讨论之中,教学资源建设起步较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一直观望、等待。

最近几年,国内已有一些学者拟订了中国环境史教材编写、出版计划,但至今仍无一部正式教材出版,环境史的课程教学,特别是本科课程教学因此颇多不便。笔者每年开课,都有不少同学询问采用什么教材,看来,教科书的缺位已成为环境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同仁应当积极推进相关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当然,我们也不能草率编纂、仓促出版。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科研论著,它是对一门学术已有成熟知识的归纳、综合,是对相关理论、方法、思想和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教师固然可以在课堂上亮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他应当主要向学生讲解该门学问所包含的重点问题、核心思想和骨干知识,传授学界业已形成的“共识”,内容和观点都要求具有权威性。一般说来,倘若先前并无成熟的教科书出版,一门新兴学术的教材编写,需要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采用比较普遍接受的学理框架,对学界已有了深入研究的问题和已取得的可靠成果,全面、综合地进行梳理、筛选和阐述,将比较成熟、得到同行普遍认同的学术观点,通过编纂教科书转化为“公共知识”,避免发生严重的偏差。为此,我们建议有关单位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专门论证会,组织和依靠集体力量编写、出版若干教材,以应目前环境史教学之急需。与教材相配套的辅助学习资料,包括教学课件、原始文献、论著提要、视频图片以及其他参考资料,亦需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有计划地进行汇集、整理和发布,以方便学生们自主学习。

师资力量不足,是制约目前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事业发展的“瓶颈”。迄今为止,国内已有一批高校正式开设了环境史课程,招收了环境史专业(方向)研究生,但师资力量缺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随着环境史研究继续升温,对相关教学人才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多。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解决环境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问题。我们的初步设想是:

一、加强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教师互聘、互派青年教师访学、进修,资助研究生跨校选课,以最大化地发挥现有师资的作用;增强校内相关学科教师之间的合作,组成跨学科的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小组,以强化环境史学人才培养的跨学科特色。

二、加强中外交流,通过派遣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和引进国外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延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举办系列讲座。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已经开了好头,他们先后邀请了一批国外著名学者前来演讲,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Donald Worster、J.Donald Hughes、John McNeill、Martin Melosi、Karl Brooks和德国学者Joachim Radkau、Joachim Radkau等,均应邀来华介绍西方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重点领域、前沿课题和发展趋向。

三、借鉴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成功经验,积极争取政府资助和社会支援,面向环境史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织举办短期研究讲习班和学术论坛,在海内外邀请一批卓有成就的环境史学者集中授课,组织有志于环境史学的青年学子开展密集的学术交流。

四、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制作多媒体课件,录制教学视频,发布各类教学资料,逐步推进环境史教学网络资源的校际共享。

万事开头难,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我们坚信:在各兄弟院校的积极推进和共同努力下,通过彼此间的亲密合作,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中国环境史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都将呈现出非常美好的前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期,是基于以下两点基本判断:其一,当代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综合系统工程,不但需要环境科学以及相关院系所培养的现代科技人才,而且需要既具一定自然科学素养,又具良好历史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从事环境问题研究、教学、宣传、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而目前国内此类人才奇缺,急需尽快培养;其二,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招收历史学博士、硕士生的单位明显增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一批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已经过剩,就业压力日益加大,这是众所皆知并且颇为担忧的事实。与之不同的是,环境史是一个刚刚兴起、具有广阔学术前景的新领域,可料在未来一个时期仍将持续升温,这方面的科研和教学人才相当紧缺。因此,环境史的研究生培养具有较好的人才市场前景,可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动力。

最后,年轻的中国环境史学群体,还承担着向其他专业大学生,乃至向社会大众传播环境史知识的责任和义务。结合历史事实,解说人类生存、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讲述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增强人们尊重自然生命价值、热爱生态环境的人文情怀,正是环境史学的一个重要社会服务功能。在这些方面,同样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摸索、去开展,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1]Roderick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3(Aug.1972),pp.362。

[2]王子今教授最近受香港科技大学聘请主讲该课程,教学大纲见huma.ust.hk/ course/2011spring/HUMA101J.pdf。

[3]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前言》,三联书店2007年,第5页(已收入本书)。

[4]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王利华:《求故实之新知———环境史研究的旨趣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第6版(已收入本书);《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已收入本书)。

[6]〔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7]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

[8]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9页。

[9]恩格斯著,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5页。

[10]《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第6版。

[11]关于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困难,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的《绪论》部分。

[12]参见:http://www.gs.sjtu.edu.cn/mis/courseView.do?KCDM=C090718,“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的课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