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坐标上的生态文明

历史坐标上的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标志着党的执政兴国理念进一步发展，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此步入更加健康的轨道，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生态文明”具有深邃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

这里主要从历史角度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高明。

一

“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实践目标和基本要求，与“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建设生态文明”，并非一种临时性、短期性的因应策略，而是纵贯历史、现实与未来，立足于中华民族永久生存、社会经济持续繁荣的长远战略抉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公正、资源共有与成果共享的内在本质和优越性，为中国在21世纪摆脱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文明跨越式、跃迁式的全面振兴，指明了正确方向;“建设生态文明”不是抽象的理念，更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建设生态文明”，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向全人类所做出的郑重宣示和庄严承诺。它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其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建设，决不以损害人类共同家园为代价，相反，它将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一条以发展促进保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并进的新型文明之路。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其思想理论内涵具有前所未有的宏阔和纵深。

最近一个时期，学术界就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讨论。一些学者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认为:“广义的”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明体系，代表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新阶段;“狭义的”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种定义具有同一个核心，即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生态文明的不同定义，是与不同维度的定位思考相联系的。狭义和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事实上是分别从纵、横两个维度对生态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定位进行裁断:从纵向看，生态文明应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级形态的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中，社会更加繁荣，经济更加发达，同时人与自然保持着和谐、互利、共生的关系;从横向看，生态文明又可视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并列的文明组成部分，它们不是互相割裂，而是彼此相依、互为表里和协同作用的统一整体。其中，生态文明为体，物质文明为用，政治文明为经，精神文明为纬。生态文明居于基础和根本的地位。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更注重从纵向即历史维度来定位生态文明，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坐标中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意义。由于人类自身的生物属性所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不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就某个区域或国家来说，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演替都是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相伴而行的。历史上众多文明的起落兴衰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导因和机制，经历了彼此迥异的复杂过程，并且通常并非某个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化始终贯穿其中，甚至最终决定着文明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曾几何时，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在突破自然限制、攫取自然资源方面不断取得巨大成功，对大自然的傲慢态度、主宰意志和征服精神亦随之愈来愈张狂。然而，正当人类洋洋得意于一个又一个胜利、踌躇满志地设计和实施更加庞大的发展计划时，大自然却通过愈来愈频繁的生态灾难发出严厉警告:形势正在朝着人类理想目标的反向发展!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享乐欲望不断膨胀之时，地球正在失去碧空蓝天、青山绿水和花香鸟语，日益严重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锐减、表土流失、沙漠化、沙尘暴、核辐射……不仅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而且危及人类的生命存续。日益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以下基本事实:人类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员，地球生物圈是我们唯一的家，经济增长存在着极限，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导致文明大厦的塌陷!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人类必须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去，重新思考和调整一度被严重扭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

二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正确的文明历史观的导引。

目前，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仍缺乏系统的历史认知。时代赋予了历史研究一个新的重要任务，这就是:系统地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关系，认真地总结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重新反思人类文明的全部经历，从时间纵深之中认识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略。新兴的生态环境史学将担当起这一时代重任。

关于当代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偏颇的看法。比如有人对农业文明(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持一味肯定的观点，似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农业社会是很和谐的，中外都有学者宣称中国古人强调“天人合一”，曾经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文明。对兴起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工业文明张扬工具理性，力图征服自然，滥用科技暴力，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用人工制品(包括巨量废弃品)排斥自然物种，使人类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乐园，是一切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观点当然都具有一定的依据，但过于简单化，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需要认真加以厘清，否则既不利于从理论上对生态文明进行准确的定位，也不利于在实践上选择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略。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不仅肯定农业文明的历史成就及其之于人类进化的伟大意义，而且承认最近几个世纪工业文明发展曾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诚然，农业时代的生态环境状况远胜于当代，但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和谐。由于科技水平低下，人类能力弱小，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任由大自然摆布，在各种自然灾难面前显得十分孱弱无力。农业时代的人类活动并不都是合理的，也曾不只在一时一地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危机，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乃至文明衰亡并不罕见。中国历史上对黄土高原的过度垦殖和对山地的盲目开发，都曾给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古代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兴衰，背后都有生态环境这只巨大的操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所致。

古代农业社会对大自然的认识和了解非常有限，更不可能具有当代这样系统的生态学理论知识。的确，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开始讨论天人关系，宣扬“天人感应”，主张“天人合一”、“顺应天命”，皇帝不厌其烦地以“奉天承运”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史学家亦以“究天人之际”作为学术追求。但究竟什么是“天”?什么是“天道”?自古以来都很模糊，恐怕难以解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至少不等同于“生态环境”和“生态规律”。尽管古人在开发自然资源、改善生存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消极地听命于大自然，普通百姓只能“靠天吃饭”，一场水灾或旱灾往往造成哀鸿遍野，饿殍满途。由于缺乏环境资源的全局观念和公共意识，兼以产权制度长期不很明确，中国古代或迫于生计，或牵于私欲，对名义上归天子(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基本上是进行盲目无序的开发，对私家田亩、园池精心养护，对公共山林川泽粗暴破坏，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同时并存，反差强烈。明清以后，由于人口—资源关系不断走向失衡，天灾人祸愈来愈频繁酷烈，中国农业文明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发展张力，陷入了迟滞和困顿，与西方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终于酿成了近代落后挨打的民族悲剧。因此，尽管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但决不是向农业文明回归;尽管古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环境资源保护曾有过不少合理的认识，但总体上不宜做出过高评赞。我们坚持认为: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的基石，是现代科学理性，而不是古代经验智慧。

诚然，地球生态环境全面恶化与工业文明大举扩张如影随形。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改变(破坏)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能够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和“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2]。资源掠夺耗竭型和废物排放滞留型工业的急剧扩张，大大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自净和修复能力，日益严重地损害了生命赖以存续的生物圈。但是，生态环境恶化并非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历史宿命，而是发展严重“失范”和“异化”的恶劣后果。当代环境危机的真正导因是:在科技和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资源环境和生态规律的认知严重滞后，对大自然的敬畏精神和亲和情感严重失落，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资本利润的疯狂追求，则是种种掠夺自然资源、摧残生态环境恶劣行径的真正罪魁。即便如此，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首先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我们仍需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毕竟曾经促进了人类自身的解放，特别是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包括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如今，全球工业化已是无法否认的既成事实，中国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型，但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不能一面奢侈地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一面又对它不加分辨地全盘否定。文明演进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说，进步意味着对以往的某种否定)，都离不开历史形成的各种基础和条件。生态文明的孕育和成长也将不得不以工业文明为母体，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生态文明将必然是工业文明在经历脱胎换骨的深刻蜕变之后浴火重生的新型文明。从技术操作层面上说，当代环境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亦必须依凭工业文明的既有成果，并且仍需合理地推动包括工业在内的各种产业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既非全盘否定工业文明，更非回归农业文明“天人和谐”的历史幻象，而是文明体系的全面创新、变革和重构。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调整。在生态文明体系中，人类既非盲目地敬畏自然，被动地顺从和受制于生态环境，亦非踞傲地藐视自然，向生态环境粗暴、无度索取，而是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价值，严格遵循生态规律，在合理谋求生存资源、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积极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持续繁荣，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互利共生、协同进化。

三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更高目标，既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更蕴含着强大的内源动力。

所谓“历史积淀”，主要包括中国先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考，尊重和敬畏自然的文化态度和风俗习惯，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各种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有机物质循环的经验知识、技术方法，等等。我们不赞成将农业文明视为一种生态文明，但不否认中国农业社会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比较注重和谐、顺应，反对暴殄天物。不论在儒家、道家、佛教文化体系还是民间风俗和观念意识中，都有不少值得重视的生态思想元素。在实践层面也积淀了非常可贵的经验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地、人“三才”关系的许多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古代农民重视积肥、施肥，在“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和“用养结合”以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用约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保证了中国土地耕种数千年而没有像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出现严重的地力衰竭，堪称古代“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认真研究、总结和继承。

所谓“内源动力”，源于中华民族谋求文明复兴、国家富强的百年梦想。面对来自资本殖民主义的冲击和欺凌，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摆脱落后挨打局面，谋求国家富强和文明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由于全民族具有“实现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的强烈诉求，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科技迅猛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就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取得了举世惊叹的伟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毋庸讳言，在此急剧发展变迁过程中，中国也产生和积攒了不少问题。由于长期积贫积弱，人口负担沉重，经济需求庞大，社会自上而下曾普遍存在某种“现代化焦虑”，经济发展单纯追求高速增长，物质生活热衷追求高消费，在某些方面背离中国国情、盲目仿效外国等，都是这种社会性“现代化焦虑”的重要表现。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旧矛盾，由于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宏观协调不够和发展失衡错位等诸多原因所造成的新问题，层叠堆累，彼此交织，特别是经济腾飞过程中对资源环境认知不足、兼顾不够、保护不力，更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已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这无疑是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

针对新的历史形势，中国共产党及时更新治国兴邦理念，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把它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致力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建设生态文明”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既与中华民族“现代化”和“文明复兴”的百年理想一脉相承，更是这一伟大理想在21世纪的发展升华。我们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终将走在世界前列。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注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2]〔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二章《生物圈》，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