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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理论方法及综合研究

时间:2022-0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3]这次会议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外交流和合作。一批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全球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不足,率先提出在吸收国外环境史研究理论成果的同时,应创建中国自身的环境史学派,为环境史研究指出了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理论方法及综合研究_历史时期长江中游

一、环境史理论方法及综合研究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兴起的“新兴学科”,较早产生于美国,逐渐形成为一门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交叉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环境史研究。从大的学科来看,环境史研究分布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就研究内容考察,既有宏观的环境史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有具体的环境变迁因子、过程、阶段、区域的考证或辨析;如果就研究路径加以区别,则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学术界摆脱了以往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所留下的阴影,在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缺陷的同时,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借鉴国外学界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赋予“环境”新的、丰富的内涵,从人与自然的双向、动态关联层面上直接展开环境史研究。后者注重考察人类活动对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环境变迁对人类生产、社会生活乃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阶段,尽管中国学术界对环境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不足,环境史研究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陆续有学者关注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倡导不仅要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把握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二者间的双向动态关联。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理解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离不开历史研究这一前提下,倡导重视、研究环境史,并且主张将生态经济学理论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1]

历史地理学是与环境史联系紧密的学科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泽、王振德等曾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上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使学界对环境议题避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引起了一批学者的热烈讨论。吴晓明、安延明、徐咏祥重新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新考察了地理环境的定义,客观评价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3]郁越祖、徐日辉、李桂海、宁可等人从宏观上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复杂方式。[4]谭其骧从文化角度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提出中国文化不仅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域差异。[5]学术界关于“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的作用”的讨论,最后在“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讨论会”上达到高潮。1992年4月14—16日由《历史地理》编辑部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课题组在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了“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讨论会”,与会的30多位学者讨论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对地理环境的定义、地理环境的分类、人地关系的主要观点、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地域性特点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次会议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学术界对地理环境作用的正确认识,同时人地关系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作用开始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念海等人更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王朝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影响。[6]于希贤从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上探讨文化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7]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反思过去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开始从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讨论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形成环境史理论研究热点。蓝勇强调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中的长期制约作用。[8]王铮、张丕远等人认为资源利用是人地关系的纽带,人口作为种群作用于人地关系系统,环境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人地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环境变化的影响是长期性的。[9]曹世雄等人强调科技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从和睦到冲突的循环及生态危机的解决,都得益于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进步是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10]方修琦、牟神州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内涵和人地关系思想形成的地理背景,认为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对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仍有现实意义。[11]1999年12月,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30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探讨中国经济史上人类农业、林业、牧业等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推向深入。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特别是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论著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侯文蕙、田晓文、包茂宏等人纷纷撰文介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并逐步形成探索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热潮。[12]1993年12月13~18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香港地区召开,港台地区及国外历史学家共同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分析了历史上人类聚落、经济、水文、气候、疾病等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此次会议部分论文由刘翠溶、伊懋可整理编辑成书。[13]这次会议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外交流和合作。

21世纪初,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对环境史的基本定义、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一批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全球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不足,率先提出在吸收国外环境史研究理论成果的同时,应创建中国自身的环境史学派,为环境史研究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包茂宏对环境史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主张树立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14]景爱则将环境史定义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认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应是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15]刘翠溶提出中国环境史应从“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等十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16]徐再荣主张不仅要研究环境变迁对人类的影响,还要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史研究者应确立人文价值观,研究历史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17]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提出进一步开展有关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应以重大环境演变事件的识别为基础,以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文明发展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研究,来深化对文明内涵的理解。[18]刘军提出环境史不仅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通过自然的或生态的视角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19]梅雪芹认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上下左右”,即社会中的上层、下层,自然中的天上、地下,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虽然人及其活动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但人存在于环境中,受制于环境,作用于环境。[20]

环境史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人地关系的多样性,研究资料的差异性,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行龙、李春华主张从社会史角度,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21]侯文蕙则强调生态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影响,认为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22]侯甬坚指出历史环境研究与传统历史地理学存在差异,环境史研究应更多地关照现实环境问题。[23]朱士光提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首先厘清中国环境史渊源、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环境史理论建设、环境史与环境志的关系。[24]王利华主张将生态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形成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两种研究理路。[25]李根蟠认为人和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因此主张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考察经济史。[26]。张全明、王玉德尝试将文化史与生态史相结合,探讨中华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27]田红星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环境史,探寻中国历史上民间环境习惯与民间环境法形成之间的关系。[28]

除了横向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外,鉴于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影响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也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群体的立场和切身利益存在差异,因此即使面临同一环境问题时态度亦会各不相同。所以,有学者主张采用分层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的不同阶层与环境互动中各自行为、地位、态度的演变,以及自然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状况。石楠主张纵向分层研究,从宏观、微观等方面对人地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深化环境史研究。[29]梅雪芹探讨了西方环境史研究中历史批判思想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她还尝试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恩格斯经典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所反映出工业化初期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30]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拓展,学者们从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逐步转向环境事件研究;研究对象从物质层面的人口、资源,发展到上层建筑的环境保护观念;从基本的探索环境诸因素的变迁原因,转向深入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变动、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31]

2005年8月17—1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亚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会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等联合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百余名学者共同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特征、理论方法,以及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标志着中国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

区域研究是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上黄河流域开发最早,尤其是西部黄土高原区环境破坏问题最突出,所以针对该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起步最早,成果亦最丰富。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系统研究了黄河的历史变迁。20世纪60年代谭其骧著《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探讨黄河在东汉后特定历史时期的水文稳定状态及其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水患的关系,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邹逸麟著《千古黄河》(中华书局1990年版)、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念海著《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和《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其中,《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汇集史念海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论文20多篇。《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汇集了朱士光研究黄土高原环境的23篇论文,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沙漠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元林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一书,对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支流渭水、洛水的水系演变研究,深化了对黄河上游水系的环境史研究。此外,韩昭庆撰文探讨了明代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变迁,认为战争冲突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范围,有限的垦殖活动不是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自然原因。王社教考察清代地方志中有关西北环境问题的记载,探讨了清代西北地方官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措施及环境意识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约束。[32]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33]。2001年11月24—26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甘肃、河南、陕西等地的65位学者探讨了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等问题,促进国内学者关注西北地区环境史研究。2004年8月4—8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地理学会联合主办“西部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等国学者近200名参加会议,提交了100余篇论文,围绕环境演变、专门史、经济开发、聚落城镇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其中部分论文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整理编辑成书[34]

关于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环境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文焕然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研究历史上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状况。此后,满志敏、王子今、费杰等先后撰文论述历史时期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及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冷暖变迁及凌汛问题。80年代,邹逸麟著《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1987年第5辑)考察历史上华北平原湖沼变迁的历史。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的《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行龙的《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王建革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等论著是研究华北环境史的重要成果。此外,何业恒、文焕然、朱士光等人研究了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动植物变迁历程。[35]史念海、张修桂、谭其骧等还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上的海河水系形成和演变进行了研究。[36]马雪芹著《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考察了历史上黄河下游洪水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2005年8月17—19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德、荷、美、日等国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提交60余篇论文,部分论文由王利华整理编辑成书[37]。此次会议推进了华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

此外,西南、东南、东北等区域的环境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蓝勇对西南地区环境史研究用力最深,《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是其代表性的成就。杨煜达著《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1711—1911年间云南季风气候及天气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周琼著《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探讨了清代云南地区的瘴气区域的变迁及其与人口、农业、矿业的关系。此外,蓝勇、于希贤等还对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一定成果。[38]刘德隅考察了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森林变迁,并研究采矿业发展对环境变化的影响。[39]刘正刚根据明清时期东南和西部地区虎、鹿等动物的灭绝来研究区域环境的变迁。[40]朱士光探讨了东北地区植被的分布变迁。景爱对东北地区的植被破坏及沙漠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林汀水考察了东北地区辽河水文变迁及其特征[4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东北鄂伦春族生存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区域环境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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