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国际环境贸易大趋势

国际环境贸易大趋势

时间:2022-0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国际环境贸易大趋势经济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世界不可阻挡,同时,环境恶化的结果如今已经上升为影响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阻碍,因而在这双重作用之下,国际环境贸易就成为近些年来世界贸易中凸显的事物。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及时地将环境保护因素纳入其中,乃是十分必要的。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因素涉及多个方面,以下是其中的几个重点领域及其作用。
国际环境贸易大趋势_环境人类学

第一节 国际环境贸易大趋势

经济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世界不可阻挡,同时,环境恶化的结果如今已经上升为影响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阻碍,因而在这双重作用之下,国际环境贸易就成为近些年来世界贸易中凸显的事物。

一、环境贸易意义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可以被理解为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人类的诞生与生存是自然的给予,人类社会的产生也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归根到底,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自然环境的好坏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由于人为地随意排放二氧化碳所导致的气候异常变化已经威胁到了各国民众的生存,具体而言已经威胁到了人们获取食物、水、健康的权利甚至维持其自身生命的权利。对于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且依然靠天吃饭的贫穷的农业地区的民众,其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对他们而言是生死攸关的[1]。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及时地将环境保护因素纳入其中,乃是十分必要的。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因素涉及多个方面,以下是其中的几个重点领域及其作用。

(一)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

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资源,一般意义的表述,资源是指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一切能为人类形成资财的要素,通常称之为自然环境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一些落后陈旧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长时间运作,过度采掘、过度消耗与惊人浪费的情况较多,结果使全球自然环境资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许多非再生矿资源面临枯竭,一些可再生动植物资源种群灭绝或更替速度下降。例如,由于滥砍滥伐森林与草地,致使全球每年大约有600万平方千米的生产土地变为不毛之地,全球大面积的土壤在迅速退化,裸露的土地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同时,由于缺少了绿色植被的涵养,水资源的普遍短缺已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瓶颈”因素。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的不断恶化愈演愈烈,结果导致了气候异常带来灾难的几率增加,飓风、干旱、酷暑和沙尘暴等时常出现,这些灾难性气候无情地毁灭了人们数十年或者数百年积累的财富,自然灾害直接致死的人数一次就达数千人或者数万人,间接威胁或者致死诸如非洲因作物绝收而饿死的人员数以百万计。种种迹象表明,自然生态的正常循环遭到了严重破坏,人类文明发展则因为失衡的环境演变而面临中断的危险。因此,合理地开发资源,利用环境发展自己,这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中国出口商品之中有大量的显示环境优势的特色产品,这就是行业内所讲的“原产地标识”贸易。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中有一些享誉全球,原因在于那些作物生长在具有环境资源优势的地方,例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的人参、西藏自治区羌塘草原的虫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的雪莲等,它们都是因为在特殊的天然环境中生长而质量绝佳,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同样,国际市场上更是对出口农产品的生长环境严格要求,检查标准极为细致与严厉。例如,自2006年5月29日起,日本执行了一种以厚生劳动省公告形式的“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 List System),目的是加强对进口食品(包括可食用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包括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残留物的检测、管理或禁止进口。该制度要求:食品中农业化学品含量不得超过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于未制订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农业化学品,其在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一律标准”,即0.01毫克/公斤。这个制度的限制近似苛刻,连日本国内农户都感到过于严厉,他们认为难以做到。日本对中国进口大米检验的量化指标已经从1993年的20多项增加到2006年的104项。对中国进口的蔬菜农药残留化验检测项目,由原先的4项增加到46项[2]韩国对中国进口蔬菜的检测仅农药残留的检测指标一种最高时就达200多项。欧盟对中国茶叶的检测项目从过去的6种农药残留检测增加到62种[3]。虽然这种变化中带有明显的“非关税壁垒”因素,但是也要认识到这是国际环境贸易的一种新表现态势。积极地应对这种新变化,就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既扩大出口,又保护环境

(二)有利于推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忽视了资源消耗、环境损失以及环境投入等对经济发展过程约束的因子。现在很多人呼吁必须对环境价值给予国家层面的计量,即用绿色GDP代替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虽然绿色GDP没有正式使用,但是这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使用绿色GDP就是强调环境的价值,就是全面认识人类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实施这样的核算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与环境的直接和间接服务价值,适度开发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积极治理环境污染。这是一条加快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也是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对于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而言,主动地使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绿色GDP方式,将推动企业深化改革,推进技术进步。企业的生产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核算生态账[4]。要在经济规律支配下,考虑环境问题,进一步合理开发资源。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能设法改变一些耗能高、效益低的生产工艺,主动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成本,提高物质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企业也会在保护环境与增加生产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职工的生产条件,创造污染少、噪声小、粉尘低的劳动环境,努力使职工、资源与环境保持一致。

(三)有利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创新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新理念,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工业化国家掠夺资源与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也扰乱了地球生态循环,酿成目前全球变暖及自然灾害频繁的严重恶果。这是“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中国绝不能模仿。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的社会体系,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5]。最终的目标是,建设由环境文化支持的生态文明。

诚然,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内容是,通过多方面的对外交流渠道,例如,国际绿色产品贸易、参与全球减少碳排放交易、支持各国民众的绿色和平行动等,借鉴、学习和创新国际环境贸易活动。为此,要在国内建设中树立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摒弃一味征服自然的错误认识,建立资源节约型体制,实施物尽其用的政策等。要努力创新思维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采取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和工程等措施,结合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建立资源高效利用的机理机制[6]。要动员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实现资源开发利用的高效合理和永续利用。

(四)有利于人的心理健康

幸福指数(The Happiness Index)是衡量幸福感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安斯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年)提出[7]。幸福指数阐述了一种主观感觉,即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表现为人们在生活满足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例如,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人的头脑更为灵活,思维更加敏捷,记忆力改善,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性格和理性得以丰富、健全地发展。国际环境贸易既能将中国的绿色产品出口海外,又能进口一些国际高端环保产品。工业化国家近些年来研制出来大量的环保型产品,例如节能汽车,它的市场销路很好。国内富裕起来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地出国旅游,欣赏海外一些新奇的自然美景,例如欧洲经典的园林风光、非洲大草原动物大迁徙等。人们消费这些环保产品,除了物质方面的满足之外,还能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和安慰,因为,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使人们身心放松、心灵快慰,一些因职场中出现的矛盾而形成的压力与紧张会得到舒缓。压抑减轻了,一些心里的病态和损伤就能得以顺利愈合和康复。

(五)设立能实现“双赢”的国际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创始国之一,中国一直在国际商务往来中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已经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为与别国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国内一些企业为了出口换汇而错误地牺牲本国资源,他们大量生产低端外销产品。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相伴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于是,更多的人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即使贸易是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也不能以牺牲资源为前提。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的是经济与环境保持和谐一致,实现两方面的“双赢”,这才是国家的最高宗旨。

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发展制度、发展路径和发展效果有关,这些对于中国这个处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重要。无论是政府、企业或是学术界都应该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总之,环境与贸易的结合有助于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高效利用与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能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能使人们获得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因而,在目前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趋势日益明显的状况之下,坚持国际环境贸易,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国际环境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环境被纳入贸易可以提高人类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同时也能提高对资源的高效利用水平,但是对于目前经济生产而言却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例如,发展中国家技术有限,对于环境技术的监测提高有困难,这样会造成商品不合格与出口困难,而长期的进口逆差会给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危机。

(一)环境关税和市场准入

如何通过实施适当的环境治理手段,解决因环境问题、资源稀缺与生产外部性导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这是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环境税就是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并付诸实施的措施之一。联合国有关机构批准的环境核算和统计体系(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s,SEEA)中规定的环境税定义为:“税基是已证明对环境有特定消极影响的实物单位的税收。”在一些发达国家,环境税目前已经设立和开征。中国也实施了类似于环境税的行政处罚、补贴调节、市场准入等办法,其用于对企业实施奖惩,以遏制那些会给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经济行为。在环境征税的制度框架下,企业主要存在以下博弈行为:首先,企业会相应地依据政府征收的环境税,作出生产成本比率和经济效益之间的投入产出博弈决策。其次,企业会根据国际上实行的环境奖罚政策,实施同行业间的竞争博弈。再次,由于某些地方盲目发展经济而又忽视环境问题,这就导致了地方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博弈决策。最后,环境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企业与执法人员分别在执法环节上的博弈[8]。通过层层博弈,推陈出新,能使环境恶化的情况好转。

市场准入是与环境税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贸易措施,能对外国供应商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供应商带来负面压力。其中,发展中国家已有的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负面性冲击的形成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强烈时明显地表现出来:应对严格的市场准入环境标准的基础和监测设备缺乏,它们包括人力因素和物力因素;难以获得环境友好的原材料,即价格相对更加昂贵;缺乏可供选择的工艺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不畅通。

上述这些措施对于一些出口行业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不利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获利行业,例如纺织品服装皮革及其制品、鞋类、木材和食品行业等。这些由经济发达国家单方面推行的某些环境政策与措施要求过于苛刻,而在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主要出口获利行业内,通常是中小企业占有相当多的数量,它们没有受到基础与监测设备缺乏等严格约束[9]。可以说,上述环境措施完全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

(二)环境贸易壁垒

环境贸易壁垒或非关税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之中,一些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借口,通过立法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国外商品及服务进行准入限制,以实现保护本国市场为目的的贸易保护主义新措施。这些措施往往依据有关的环境标准和规定,要求某一产品不仅符合质量标准,而且该产品的生产、使用及处置等过程均符合特定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或危害性极小[10]。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与保护环境是必要的,但是环境贸易壁垒则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手段。

1.环境标准对贸易的影响

环境标准是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是国际组织或国家依据国内外相关法定程序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质量、控制污染,以求实现保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统一的环境标准的实行可以避免个别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以某种借口滥用公平贸易原则,把本国的单边环境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从而有利于推动绿色贸易发展。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制定的ISO14000环境系列标准,它尽管不是强制性标准,但是企业经济活动若是达到了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那就意味着树立了对环境负责的良好形象,由此降低了国际市场准入门槛,从而加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环境科技对贸易的影响

环境科技是指一系列任何性质的有利于废物减量化、废物循环化、废物无害化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技术,它们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与绿色消费相关的工艺、专利与设备。这类环境技术规范和合格评定程序有一系列国际认可的标准,它们通常是很严格的。一般来讲,坚持实施环境科技有利于防治污染,因而它们是世界各国提倡与鼓励的科学行为。但是,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之中,一些国家对进出口产品的要求过于严格和复杂,或不同国家对同一类产品的要求存在矛盾时,这种技术规范也会对国际环境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当这些要求不够透明并被频繁修改的话,将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障碍。因而,环境科技标准与措施便在实际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被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例如,一种典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是,同一类产品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检验程序进行检测,当这种评价在不方便的地点进行并且检测费用高昂等情况下,合格评定程序也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资金短缺,如此的评定就加剧了这些问题。此外,技术规范和合格评定程序还会导致贸易增加“遵守成本”,既包括达到规定的成本,还包括通过合格评定程序表明其遵守规定要求的成本。而且,当所有的遵守成本过高时,贸易障碍的影响就会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们也就在事实上破坏了国际公平贸易的原则。在WTO体系下,TBT协议使标准、技术规范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及申请受到约束。这些约束的作用在于,可以促使与保证成员们在使用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尽量不产生不必要的贸易壁垒[11]。为了使技术性壁垒对贸易的潜在负面影响最低,TBT协议规定,必须保证技术规定长远地不使国际贸易复杂化,也鼓励国内技术规定与国际校准保持一致性。

3.环境标志对贸易的影响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根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或规定,向有关自愿的申请者颁发以表明其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标志获得者需要按照规定,将标志印在所申请的产品及其包装上。它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或服务与其他同类产品或服务相比,从研制开发到生产使用直至回收利用的全部过程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回收利用[12]。带有环境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因为,消费者目前对产品消费的环境取向越来越明显,这也就促进了其竞争对手增强环境意识,改进技术,提升产品的质量。

(三)国际环境条约

国际环境条约又称多边环境条约,是指为了保护特定环境因素或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而缔结的多边条约,是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之一。目前国际上已签订了150余个多边环境条约,其中有近20个含有贸易条款,旨在通过贸易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为此,它们对有关动植物和相关产品以及某些危害环境的物质等贸易作了相应的规范。

多边环境条约控制成员的贸易行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规定要在许可基础之上,允许商品出口或进口。例如,1973年3月3日,很多国家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这项公约规定:各国政府要通过建立国际协调一致的野生动植物物种进出口许可证或证明书制度,防止过度开发利用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资源。对有可能面临灭亡危险的物种,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应当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予出口,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二是规定禁止或限制措施,控制商品进口或出口。例如,1989年1月1日,各国政府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通过并开放性签署的《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MPSDOL)正式生效。这项议定书不仅要求限制或禁止成员国之间破坏臭氧层物质,如氟利昂的进出口,还要求在《议定书》生效时立即禁止与非成员国之间该种物质的贸易。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上述规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个无疑有悖于非歧视待遇原则,实际上构成了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相同产品的差异待遇。也就是说,环境条约对其保护物或控制物实施的贸易限制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公平原则相互不平衡,由此产生了矛盾[13]。历史表明,贸易的增长和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时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而且其在社会分工产生、生产交换活动一开始就实际存在了。进入20世纪,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特别是自1992年“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和随后的国际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这一矛盾日趋激化,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刻影响。从深层次来看,环境与贸易问题产生的一个客观背景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与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

撮要言之,解决环境与贸易的矛盾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两者需要协调一致,达到均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