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环境与文化的交汇及效用

第一节　民族地区环境与文化的交汇及效用

人类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一种不断演变、协同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在认识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建了生产、文化系统，用来适应环境，获取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用来改造环境，创建更高形态的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中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孝通（1910～2005年）认为，各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多种生态环境的神州大地，共同创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使得中国社会延绵、传承数千年，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统一多元文化持续发展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民族文化^[1]。中国汉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其余壮族、蒙古族、回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等55个民族人口比例相对较小，因而，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域、生活文化特色十分丰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情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总人口比例的91.51%；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2]。中国内地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行政区划主要分为三级，自治区（第一级）、自治州（第二级）、自治县［旗］（第三级），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依据宪法和法律，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此外，还建立了1100多个民族乡和数量庞大的民族村。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广大，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中国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创建与发展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共使用72种语言；29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80多部^[3]。土地面积辽阔和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特性鲜明，这些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个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在长期的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均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自然环境影响人类文化，这种事例自人类社会建立之初就清楚地表现出来。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年）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伟人恩格斯对他的学术贡献有高度评价。摩尔根曾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7个阶段，包括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等。每个文化阶段的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环境的文化成果。在分析了低级蒙昧社会的情况后，摩尔根指出：“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们原始的有限环境内，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音节分明的语言即开始于这一期。”他还比较了地球的东半球与西半球所具有的不同的资源环境，分析了它们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对于东半球，我们以饲养动物作为分界标准；对西半球，我们所选定的分界标准是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这两个标准足以说明由低级野蛮社会过渡到中级野蛮社会的进步历程。”^[4]摩尔根阐述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紧密关系一直存在，持续至今。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同样紧密相关。

（一）影响生产、生活的两种环境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待自然环境采取的方式，基调是适应、改造、创新。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各种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也决定了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最关键的一点是，在适应的基础上，人类发挥了积极的创造能力，改造了生态环境。农耕时代自始至终就是草原宜牧、平原宜农、河湖宜渔、山地宜林的人类文化创造过程。

1.北方草原畜牧业环境

中国内地北部的北纬40～45度之间有一片辽阔的地带，这就是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海拔1000多米，地势连绵起伏，一望无垠。全年降水自东部向西部由500毫米递减为50毫米左右。冬季漫长而寒冷，多数地区冬季长达5个月到半年之久。其中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从南向北由零下10℃递减到零下32℃；夏季温热而短暂，多数地区仅有一至两个月，部分地区无夏季。冬春季多大风，年平均风速在3米/秒以上。虽然寒冷、干旱的气候不适宜小麦、谷物等生长，但是却适宜一些禾本科、菊科与豆科植物的生长，此类植物品种中有1000多种牛、羊、马、驴、驼牲畜饲用的植物，其中饲用价值高的牧草有羊草、羊茅、冰草、无芒雀麦、黄花苜蓿、披碱草、野黑麦、野豌豆与野车轴草等。依据中国史书典籍记载，炎帝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依据现代民族学的研究，炎帝与黄帝实际上代表的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炎帝与黄帝时代为仰韶文化时期，大约距今6500～5000年。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就有游牧部落在那样的北方草原环境之中生产生活。《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记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舜、帝时代，“北狄”与“西戎”均是氏族部落，社会经济形态皆为游牧生产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阴山山脉之中，发现了大量人工敲凿或磨刻在悬崖峭壁上的一幅幅优美图画。这些岩画最早的形成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中期，岩画以生动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原始氏族部落的狩猎游牧活动^[5]。岩画中表现了一些出牧图、倒场图和满天星式牧羊图，这些放牧方式在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畜牧业中仍然比较流行。

2.黄河中下游农耕生产环境

中国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大片地带，尤其是平原地区，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不大，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岭不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那片区域气候属于东部季风影响显著地域，降水较丰富，有较多的河流湖泊，雨热同期，这种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作物栽培。例如，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西周时期那片区域的平均温度比当代高2℃，1月最低温度为3℃～5℃，属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土壤肥沃。生活在这片地域的原始社会的民众顺应了这种自然条件，探索出适应环境的谷物栽培技术。依据史书记载，这些原始社会民众属于炎帝与黄帝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先民。渐渐地，农耕种植业通过先祖们从黄河流域传播出去，向南越过长江，再翻越南岭，拓展到达海南岛。在那个久远时代的南方地区，有现代民族学家考证、确定的“九黎”部落联盟。古代典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6]同样依据古代典籍记载，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与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联盟发生了冲突，蚩尤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战败。随后，九黎部落联盟的一些人员与炎帝和黄帝部落联盟民众融合为一体，当然，也有部分九黎人员退回南方地区。后代学者的共同认识是，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重大事件。依据古代典籍的记载与现代民族学知识的双重考证，起源于南方地区的九黎与蚩尤，他们是现在中国苗族最早的先祖。苗族主要聚居在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还有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等地。湖南省气候温暖，降水量大，河湖溪流较多，适宜水稻生长，因而，苗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就是农耕稻作经济。

综合以上两点，不管古代的畜牧业和种植业的生产方式有多么不同，有些氏族部落居住于北方草原，四处游牧；有些氏族部落居住南方水网地带，定居耕作。这两种经济制度的产生都不是随意的，它们受着自然环境和地域差异的强烈影响，均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因素紧密结合的产物。

（二）生存环境问题背后的文化因素

显著差异的自然环境导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重要产业——游牧业与种植业。然而，不同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又非机械式的，在很多方面人类文化能够对自然环境进行积极的改造。这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牧业与农耕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与影响

中国北方草原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自远古时代，有北狄、匈奴、敕勒、鲜卑、契丹等部族，从元代时期到现代主要是蒙古族。这些民族顺应草原生态环境的特点，发展了畜牧业经济和灿烂的草原文化。例如，中国北魏时期的敕勒族属于原始游牧部落，自号狄历，先秦时代称为鬼方，春秋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称赤狄、丁零、高车、铁勒等。高车的称谓源于这个民族发明的一种适于草原环境的由牛、马、骆驼拉动的运输工具。那种畜力拉动的高车适于草地环境，便利运输。时至今日，蒙古族依然承袭和发展了此种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他们称之为“勒勒车”、“哈尔沁车”与“牛牛车”等。学术界人士一般都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敕勒等部族的一些民众在公元四世纪以后远行向西迁移，到达了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新唐书》卷217《回鹘传》记载：“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聚居生活的维吾尔族先民就是“回纥”，农业耕作是维吾尔族的主要经济形态。这就是说，昔日的游牧民族为了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他们改变了原先的畜牧生产方式，逐渐发展了农业耕作。大自然造就了人类，人类的劳动又改造了自然，实现了自身发展的目标。环境变化与人类变化相互影响，在和谐发展之中，人类最终创造了灿烂的社会文明。

2.民族文化的确立、巩固与扩散

一个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发展了基于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同时也创造出了立足于他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本民族文化。这种文化贯穿于民族的精神世界及其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反过来又指导着这个民族的经济生产活动。由于社会历史、经济十分复杂，民族文化对民族生产指导的实际效果具有很大的差异，一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显示了对自然的敬畏，指导着人们对环境资源实施保护与合理利用。白族文化形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白族主要居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他们集中在洱海苍山一带生产生活。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位于大理市区的西北，湖面面积256.5平方千米，最大湖深20米。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有土著鱼类20种，外来鱼类11种。洱海之畔是著名的苍山，十九座山峰构成了绮丽的风光。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最高的马龙峰达4122米，峰顶积雪千年不化。苍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松、栎、冷杉等林带，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至今还生活着鹿、麂、岩羊、野牛、山驴、野猪、狐、雉鸡以及珍稀动物“四不像”。白族民众十分热爱美丽的洱海苍山，处处保护这些自然瑰宝。洱海苍山在白族民众心中是圣洁之物，而且已经演化出很多民间故事。例如，苍山演化为一个美丽少女的故事，其广为流传。这个少女为了铲除危害大理民众的瘟疫鬼怪，外出学得一些绝技。她回到故乡后将瘟疫鬼怪都撵到了苍山顶上，让大雪冻死。她还变作雪神，永远镇住苍山上的瘟鬼。于是，苍山雪人峰就有了千年不化的白雪。洱海演化为天宫公主手中的宝镜，它沉入海底，变成了金月亮放着光芒，将鱼群照得一清二楚，好让渔民们能打到更多的鱼。“风花雪月”是白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标志，也是如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发展旅游业的招牌景观，“苍山雪”与“洱海月”美景就是其中的两处风光^[7]。2011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545.03万人次，同比上年增加15.49%，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38.41亿元，同比上年增加20.35%。旅游收入迈入百亿元时代，取得突破性发展。该州政府、社会与民众各界已经制定了新的旅游规划，实施了新的措施，要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各项投入，更大规模地发展以”风花雪月”为标志的旅游经济，加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8]。源于自然环境的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力量，它们凝聚起本民族的团结精神，推动了本民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3.民族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的主要特征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相互融合，于是，一种新的复杂化、高势能的事物出现了，这就是人文生态环境文化。这种人文生态环境文化是一类新形态，是一个地域内居民顺应环境变化、积极改造自然、自我创新发展、彰显民族习俗、不断提升文明程度的复合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有实体形态，诸如生产方式，也有虚拟形态，诸如歌曲、故事，它们在久远的历史时间中诞生，一直沿袭和继承到今日，而且继续向未来发展。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的形态有鲜明的特征，其他民族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在此方面也有一些特色，同时还拥有一些相同的事物。

第一，相似的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类型。对一个族群的物质、制度、精神和科技文化及社会组织与民族性格等，生态环境都能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内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区域内从事畜牧的哈萨克族，两个民族相距遥远，但是这些民族周围的自然生态基本相同，所以他们的经济产品十分相似。两个民族都习惯于居住在现代称谓的帐篷之内，因为它们易于搭卸和搬迁。在著名的《史记》、《汉书》等汉语古代典籍之中，这种帐篷被称作“毡帐”或“穹庐”。现代蒙古语称之“奔布格格日”或“蒙古勒格日”，意为圆形或蒙古人的房子；哈萨克族语称之为“毡房”，其上部为穹形，下部为圆柱形。一般来说，相似的自然生态会形成相似的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是因，文化类型是果。这类因果在物质、经济方面均有效益，而且在人文生态文化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第二，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的物理与空间形式。在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初期，由于各地的氏族部落相对封闭，不同地区的族群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所以，生态环境对各族群固有的、早期的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现代社会，人们在更多地、更大规模地营建生活环境，这既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获取物质利益的阶段，也是一个创造文化的过程。人们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改变了物质的一些物理特性，创造了物质财富。自然环境也因此脱离了原始状态，产生了新的形态，蕴含了一些新象征、新意义。于是，作为人类生存必须依托的自然环境也就完成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人类必须经营的现实世界，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的物理形式和空间形式。

第三，民族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人文生态环境文化。由于历史、地理与气候等方面的原因，主要分布在祖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带，诸如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依然存在原始的生产方式，农业方面是撂荒耕作，畜牧业方面是四处游牧。因此，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需要采用一些特殊形态。例如，在青海省跨越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的17个县（市）内，建立了保护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三大河流发源地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公顷，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国家在三江源保护区内一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人文生态旅游经济。目前，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得到了共同发展，显示出双赢局面。

二、科学地改变损害环境友好的意识与行为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该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Agenda 21），其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理念。随后，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环境友好服务等理论与实践逐步得到了发展。中国政府签署了《21世纪议程》，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创造性地实施了保护生态环境与推进经济发展的多种项目。例如，200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由新华社公布于众，其中包括《第六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后各项中长期发展战略均含有相同的内容。中国各个民族实施这类发展规划纲要，乃是汲取了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如今依然在克服一些历史的惰性，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之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各个民族在开发环境、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均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生存奋斗中的境遇非常恶劣，因而，他们在资源开发中的劳作十分艰辛，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例如，刀耕火种生产方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发明与使用的一种经济作业，其效益十分低下，而且，这种生产方式是以毁灭环境为代价的，他们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存在有其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然而，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历史惰性，人们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人类的历史惰性含义是，人们习惯于或者陶醉于其固有的经济、生活形式，满足于眼前的利益，不愿意冒险进行创新，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缺乏活力的经济、社会形态。与人类的历史惰性作斗争，这是现代人需要做的一项沉重而艰巨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21世纪的中国，刀耕火种式的落后农耕制度并没有绝迹，依然存在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其原因是，那些少数民族群众还在困境中艰苦奋斗，一些传统习俗与思想尚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转变。这些少数民族乡村民众艰难地探索着如何获得富裕的途径，他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拼搏是一幅复杂的场景：有悲壮的苦斗，也有无奈的叹息，更有盲目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与意识既受久远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现代改革开放新思想、新技术的引导。事实表明，一个民族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经历长久的磨难。

（一）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思考与分析

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之中，先祖们开天辟地，在混沌中创立了最初的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先民已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生存耕耘，他们发明了以烧火垦辟山林而为田地的方法，古籍对此有些记载。原始农耕作业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必然性，是中华民族先民点燃的文明之火。然而，刀耕火种制度的落后性、破坏性也非常明显，其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创造的财富总量非常少，而且，其大规模破坏森林植被，造成了严重的水土侵蚀、土地沙化、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研制与发展了现代农业，完全禁止或者淘汰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人类的历史惰性存在，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云南省西南地带刀耕火种制度依然特别盛行，因而，一些学者称那片地区为“滇西南刀耕火种带”。在这一地带内，生活着独龙族、拉祜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在经济制度方面都属于较为典型的刀耕火种民族^[9]。由于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在那个年代，独龙族、拉祜族、怒族和基诺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末期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积淀过于沉重，人类历史惰性难以轻易消除，甚至到了21世纪初，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管辖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还存在着刀耕火种制度，该县独龙族村寨的村民称之为“火烧地”。这类土地的特征是，通常一年种植一季谷物，接着轮歇6年以上才能再次在这块土地上种植谷物。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一些村寨的村民认为，火烧地是独龙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耕作制度不仅与独龙族以互助合伙形态表现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而且与独龙族的饮食文化、宗教观念密切相关。一些独龙族村民还认为，年轻一代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也不了解独龙族文化。有的村民说：“这些如果不知道怎么算是独龙族？”^[10]的确，火山地耕种以及传统作物品种对独龙族的民族认同及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然而，可以说任何一种源自于地域环境的耕作制度，都必然存在某些优势和劣势，优势可能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劣势可能限制或延缓社会的进步。刀耕火种代表的生产方式是原始落后的，完全不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劣势远远大于微小的优势，其不是表现了一种进步性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而是反映了一种人类的历史惰性和现实的虚妄，因而必须淘汰这种生产方式。即便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暂时不宜全面否定，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必须遏制有些人想恢复刀耕火种的冲动。需要教育村民，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全面改革滞后的耕作制度，抱残守缺，这是没有出路的。

（二）全面推进环境友好型文化

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性的，均具有多重性。因而，必须消除人类的历史惰性，发展适宜环境的生产方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各个民族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而且，努力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伟大目标，当代中国人的这种奋斗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的一些优秀传统有密切关系，他们包含有大量深厚的继承与弘扬因素。一般来说，自然环境是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或者说，自然环境是决定民族文化的特点及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但是，带有浓郁环境因素的人文生态环境文化一旦形成，这种文化就具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使用这些功能，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向前，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例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这些地区气候温和、降雨量多、山清水秀，尤其是很多侗族村寨，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是那些村寨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个特征显示，侗族民众在营建村落时，他们将本民族的历史生动地融合于环境形态，即源于身边的环境格局，又用民族知识与技术驾驭于环境变化。侗族民众认为，村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乃是由田园、山水、林木、道路、坟场、木楼、鼓楼等构成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顺应环境变化的生态演变系统。因而在侗族山乡，每个村寨的建筑物都有一些民族文化寓意，都属于这个民族文化的隐喻形式和表达形式，也都有环绕四周的自然生态系统，表示出这些建筑是受自然制约和规范的。侗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很有特色，既是一种由自然生态所环绕的文化存在，也是一种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人文生态系统。另外，在侗族人聚居地区，有河必有桥。桥梁全都建筑在山脉、河流地形中的最佳地点，使得环境演变与生产活动达到协调一致的地步。桥上建有长廊，有带长凳的栏杆、中央亭阁与多重的阁楼檐顶。这类桥形如游廊，即可供路人通行，又可供行人休息、观赏，还可供人们躲避风雨，故称“风雨桥”。长廊、亭阁内绘有精美的侗族图案，檐口和瓦脊上也有彩绘或吉祥动物塑像，因而也称“花桥”。这类桥均是托架支梁式木桥，建筑时不用一钉一铆和其他铁件，大小柱子、枋、椽、檩、板、凳、栏杆、扶手等，皆使用质地较有耐力的杉木并经凿榫衔接而成。风雨桥还凝结着古代一个恩爱夫妻被花龙救护的动人传说，同时，这座桥又是现代社会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风雨桥是侗族村寨人民智慧的结晶，一些风雨桥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建设于1916年的程阳桥等^[11]。简而言之，风雨桥具有精湛的工艺，完美的形式，因而在侗族人心中，这座桥就是“天人合一”的代表，能够保佑他们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每一座桥都在以特有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桥下的流水或蝉鸣声能让路人深切地沉浸于美妙与祥和之中。认同了风雨桥，也就认同了村寨，认同了族群^[12]。概括地讲，科学地思考与分析传统的诸如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及其残留形式的缺陷，继续弘扬诸如风雨桥所代表的人与自然融合的经验，能够有力地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共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