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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与环境

时间:2022-0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人口问题与环境_环境人类学

第二节 人口问题与环境

人口是社会系统的核心,是发展的原动力和终极受益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人类影响环境的诸多因素中,人口是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人口增长与环境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人口数量变动对环境具有很大影响,同时,环境质量也对人口数量产生重要影响。

(一)人口增长概述

人口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并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同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组成复杂关系的人的总称。在人类发展历程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人口数量的增加都是十分缓慢的。一定资源条件下土地的承载量和人口分布状况,这些是与人口数量关联的重要数据,一些研究项目据此对历史人口进行了测估。距今100万年前,世界人口仅为12.5万人。随后岁月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在2.5万年前达到约334万人,1万年前达到532万人左右。到公元元年,全球人口达到约3亿人,其年平均增长率为约0.05%。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世界人口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1950年前后,人口年增长率从每年0.5%提高到1%,此后更达到年均2%的惊人速度。在这样的高增长率之下,世界人口倍增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35年左右[17]。1820年左右,世界人口达到10亿人。人类达到第一个10亿人,其间耗用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依据全球范围内权威性的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UNFPA)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人增长到20亿人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人增长到30亿人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人。

总之,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人类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人口数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艾里奇(Paul R·Ehrlich)于1993年获得了世界生态学奖,他与生态学家康默纳(W.Comnoner)共同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IPAT模型:I= PAT。该模型表明,人类承受的生态环境的压力(impact)等于人口数(population)、人类的富裕程度(affluence)以及技术(technology)的乘积。这一公式明确指出,人口数、人口的消费力(或需求)、技术和社会政策,这些决定着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该模型显示,即使人口零增长,由于人均消费增加、技术服务的提高,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还是会增加的。

(二)人口增长对环境的主要影响

人口增长过快的结果是造成水资源紧缺和污染。水是生命之源,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生命。然而由于地球水资源分布不均,加之工业污染严重,污水处理不合理,全世界水资源持续地严重紧缺。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用水量平均每年递增约4%,城市用水量增长更快。用水量的增加导致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致使水的污染日趋严重,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是世界水资源大国,全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由于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因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位居世界第110位。中国水资源分布也存在着不均等困难,水资源人均水平也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18]。人口众多,从而需求加剧,这些是中国、世界水资源紧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土地资源稀缺。土地是人类获取资源、创造财富的基础,生活之根本。一方面,人口膨胀,加之不合理开发土地,导致大量的耕地被毁,生态平衡被破坏,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退化。另一方面,盲目推进城市化及工业化,致使出现很多不合理的土地开发,结果造成了湿地、耕地退化与生态破坏。中国土地资源中耕地大约占世界总耕地的7%,但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目前,中国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12人,耕地承载量与30年前相比增加了一倍,实际的耕地面积减少了约一倍[19]。严格禁止毁坏耕地,这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重大事务

人口过快增长造成了森林、草地资源破坏。森林和草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屏障,它们覆盖着世界土地面积的4/5。森林和草地的生态功能作用广泛,它们主要是涵养水分、防治水土流失、防沙固沙、净化大气、调节温度、减低噪声、保护野生动物等。世界人口大量迅速增加,人类为了开垦耕地和建设房屋,供给生活燃料和商业木材,致使消耗森林资源十分厉害。再加上出现的乱砍滥伐、过度放牧造成土地荒漠化等,最终导致了森林和草地面积的急剧减少。

(三)地球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人类社会所规定的人口生活水平标准不同,地球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也不同。如果把生活水平的标准定得很低,甚至仅维持在生存水平,那么人口环境承载力或人口环境容量就可认为接近生物学上的最高人口数;如果生活水平的目标定得恰当,人口环境容量即可认为是经济适度人口。国际生态学界将世界人口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下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的大小。这个定义强调的人口环境容量的前提是,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保证环境的永续利用。

地球是人类栖息的场所,然而,地球陆地表面积是有限的,其提供给人类的物质、能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探求适度人口数量和适度增长率,这些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意见越来越接近,适宜人口增长的理念被很多民众接受。1994年9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第三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ICPD),这是联合国关于人口问题的最高级会议,每10年举办一次。第三次ICPD会议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1.5万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Programme of Action),这个纲领认为,人口过速增长和生育率过高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因而各国要加强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合作,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这样将有利于人口计划的实施。

二、人口迁移分布与环境

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口迁移。一方面,人类要追寻气候舒适、地理位置良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定居繁衍;另一方面,不同的环境基础逐渐形成了人类人体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不同特点。这就是说,人类改造利用环境,同时,环境塑造了人,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1968年生态学家霍利(A·Hawley)在其《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一书中指出:“人类会通过生命过程变动(出生和死亡率变动)达到迁移变化,再分布自身,以求得人口规模和生存机会之间的平衡。”[20]依据迁移生态学理论,一些形式的迁移是人类对生态变化作出的一种反应。

(一)人类迁徙发展概述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迁徙和扩散的历史。人类的具体起源地国际学术界意见不尽相同,有些说法还有待于考古人类学家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在狩猎采集时期的迁移和再分布非常活跃,因为采集狩猎生活需要根据季节和人口的变化而不断地更换居住地点,因此这样的活动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类活动范围还主要是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后来由于人类使用了火,原始人类的长途迁徙才成为可能。由于第四季冰期(大约始于距今200~300万年前,结束于1~2万年前)末期的出现,浅海大陆架裸露出来了,于是各个大洲基本都有大陆架相连,从而使人类向各个洲扩散成为可能[21]。进入农业社会,人们开始定居,因此出现了聚落,后来又形成了城市。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条件是限制人口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文明的几大发源地都是在大河的两岸或河谷,因为原始人群要依靠这类优越的自然条件做生产的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垦殖,还有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人口移动和迁徙由此达到了空前规模。近代以来,人口迁移的几个主要流向是:欧洲人口向南北美洲、非洲南部和澳大利亚等地移民,非洲人作为奴隶被强制向南北美洲移民,印度人迁往非洲东南部和东南亚,中国人迁往东南亚和北美洲,日本人迁往夏威夷、美国和拉丁美洲[22]

在国家内部,城市化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促进了人口迁徙。早期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率先实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英国在1851年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国家。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由乡村迁往城市的城市化浪潮。总之,自然环境对人口变迁起着促进和阻碍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尤为突出。然而,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人类社会与其周围自然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二)中国人口迁徙流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急剧增加,特别是快速地城市化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及沿海地区迁移和流动,这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了11700万人,增长了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为10036万人,增长了82.89%[23]。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这些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学者们对此类现象的阐述褒贬不一,总结起来认为不利观点包含以下几种:其一,大量劳动力外流,其对迁出地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二,大量劳动力流动给迁入地造成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内容包括就业压力、社会治安维持难度加大、住房紧张等。其三,大量劳动力进入迁入地,加剧了那里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论点总的倾向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只能进一步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

然而,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例如蔡林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对生态环境具有有利的影响[24]。它们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其一,部分人口外出,有利于迁出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其二,人口集聚效应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三,人口的集中有利于污染物的处理,此外还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及循环经济的发展。其四,迁入地人口素质提高了,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

三、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及城市环境

人类社会生产增长的重要条件就是人口从乡村居聚于城镇,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示之一。

(一)城市化

城市是一个由非农业活动人口组成,占有一定空间的人口聚集地。而城市化是随工业化、商品化而来的。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是:农业经济向工商业、服务业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农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向城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转化;城市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等。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些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5]。但是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不仅城市化水平低,而且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协调与完善。

(二)“人—城市—环境”协调共生

快速的城市化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环境问题,例如,城市拥挤、城市生活废弃物排放、城市环岛效应等。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人们目前越来越多地注重城市规划和生态城市建设。例如,1993年,联合国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城市管制”国际研讨会,参会的很多学者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用于城市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原理,即追求人口、经济、资源、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人—城市—环境”协调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具体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建设宜居城市是项重要行动。宜居城市指的是:具有良好的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与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狭义上的宜居城市是指:气候条件宜人、生态景观和谐、适宜人们居住的城市。广义的宜居城市则是指:一个由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自然物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设施环境三个子系统;社会人文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共同创造出健康、优美、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构成宜居城市系统。随着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宜居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人口老龄化

人口结构中,年龄分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少年、青壮年、老年三个年龄结构的组成比重是衡量一个区域人口质量和发展态势的关键。三个年龄部分的比重是动态变化的。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从20世纪后半期,世界普遍进入了“低生育、高老龄化”阶段,人口金字塔由成长型转变为稳定型和衰退型。

人口老龄化是指这样的状态: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或者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同时,1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逐渐缩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1.91个百分点[26]。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得到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同时老龄化进程则逐步加快。

(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为此,不仅要重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要重视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因为老龄化带来了社会角色变化、老年心理变化、家庭周期变化等各种社会问题。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1898~1990年)是法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于1956年出版了很有影响力的《人口通论》[27]。他在书中指出,老年人是非生产人口,因此,老龄化社会面临着增大的对老年人口的社会和家庭负担。美国人口学家罗伯特·L·克拉克和约瑟夫·J·斯彭格勒于1979年合著出版了《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经济学》,两人就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这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经济影响,由此削弱了社会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且会影响生产力发展。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对社会消费、储蓄与投资等造成影响。

(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战略

基于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担忧,还有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等方面的考虑,人们重新审视了老年人问题与发展问题的关系。2002年,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战略,这个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健康老龄化是指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自立能力,以便增进老年人福利的过程和战略。健康状况的改善不仅能直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减少老年人在医疗和长期照料方面的费用,从而增加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这样有利于经济增长。健康老龄化战略包含的政策大体上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改进医疗卫生体制,满足老年人医疗和保健方面的需要。其二,消除妨碍健康老龄化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包括改善居住环境、降低老年人孤独感、加强老年人食品和保健品的管理等。其三,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其四,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余热”。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欧盟列举的积极老龄化政策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重视,它们包括终身学习、延长工作年数、推迟退休和逐步退休、促进和提高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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